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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社区:移动新媒体时代的自我、他人与地方
2019年12月04日 10:24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作者:谢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本文提出私社区概念,以描述移动新媒体时代的自我、他人与地方新关系。借助于当前独特的地理媒介,人们以自我为中心,构造了自我与地方、自我与他人的多重关系,展示出散布式、碎片化的社区形象,并且在社交网络中以多种方式连缀、拼贴。这种社区形态打破了传统社区统一、稳定的公共形象,体现了个体与公共的矛盾性共存,因而称其为私社区。与传统的依赖性、政治性社区不同,这种私社区主要呈现出审美的公共性。而地理媒介的具身中介化性质,耦合了身体、物质与符号,连接了具身与中介、物质与象征,由此创造了私社区新的社区感。地理媒介生成的私社区并未完全取代传统和现代社区,但是开启了一种新的社区生活,同时影响个人的主体性与社区的公共性。

  关键词:

  地理媒介/审美公共性/具身中介化/社区感/地方拼贴

  作者简介:

  谢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200433

  基金项目: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沟通城市:新媒介背景下中国城市传播状况调查和评估”(16JJD860001)的阶段性成果。

 

  在移动时代谈论地方社区,似乎陷入一个悖论。当信息技术全面植入物质生活、个体的移动性与灵活性大幅度增强的时候,如果沿袭传统的社区营造逻辑,用定着对抗移动,用地方抵制全球,用肉身替代虚拟,犹如手持长矛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注定徒劳无功。

  人类终将永远失落那种曾经带来家一样温暖的地方社区吗?仔细观察当前城市居民与其生活地方的关联方式,我们的回答却又不能如此斩钉截铁。因为,一方面,虽然那种“休戚与共、同甘共苦”“默认一致”①的共同体式地方社区已然难以普遍存续,终将成为“失落的天堂”②;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借助于新的媒体技术,构造一种截然不同的人地关系。比如,借助电子地图,人们能够更随意地亲近地方、造访社区;在运动软件上记录自己的行走轨迹,同时在社区虚拟空间镌刻自己的痕迹并广为分享;在社交媒体上贴出自己拍摄的社区照片,标注地理位置向朋友展示,等等。已有经验研究表明,并不如一些批评所断言,定位媒体削弱了人们的地方感,相反,凭借网络互联,通过提供地理相关信息和经验,记录和分享与地点相关的印象,以及通过陌生化和去商品化等新颖而愉悦的方式呈现地点,定位媒体为人们提供了个人营造地方的自由。③

  不过,新媒体的地方营造显然已经不同于过去,在前述媒体行为中,人们亲近、表达、展示并分享对于地方社区的情感的方式,大多在移动中完成,并广泛借助于影像、地图等视觉手段。这种人地关系、社区关系,已然大异于滕尼斯的地方共同体。在此,移动亦能创造地方,全球与地方不是互斥而是并置(身体或/和心灵可以同时处于特定地方和全球任一地方),肉身在虚拟空间和地理空间交相呼应。而且,在移动、社交媒体中显示出来的地方形象各不相同,人们与地方的关系深浅不一,甚至相互观看的人与人之间也互不熟悉,却通过相似的社区图景或相邻的地图位置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关联。

  这是一种全新的地方社区,它不是传统社区的回归,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现代化、城市化之后地方消失的悲惨命运,同时也挑战了传统的社区理念。社区越来越失去稳固的定位以及相对封闭的边界,而是更多地在移动、变换中不断生成。不似传统社区的人为营造,这种社区的生成进一步凸显了媒体的中介作用,在自我、他人、媒体和地方之间形成新的连接网络——新的“杂合体”④。

  这一新的“杂合体”拥有一个共性:它以个体为中心,在移动新媒体的中介下,构造了自我与地方、自我与他人的多重关系,展示出散布式、碎片化的社区形象,并且在社交网络中以多种方式连缀、拼贴。这种社区形态打破了传统社区统一、稳定的公共形象,体现了个体与公共的矛盾性共存,因此,我们也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将其命名为“私社区”。私社区既是个人化的,又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而个人化与共同性的创造,都有赖于新媒体特殊的技术可供性。移动媒体界面综合了文字与图像,连接了人与人、人与地方,不仅再现了地方社区的多样化的具体形象,还形塑了人与地方社区的多维度的具身关系,促进了一种全新的社区感。面对这些新的现象,我们需要探讨和思考:移动新媒体中介下的社区形态与传统社区究竟有何不同?它如何生成?它将如何改变个人的日常交往与公共生活?本文希望通过解析人与地方、他人交往方式的变化,探讨移动新媒体在型构人地关系、社区关系中的新的可能性,以及新的社区问题。

  一、作为审美的社区及其“私人化”

  长久以来,基于地方的社区生活主要有两个基本面向:一是与周遭物质环境的关系,体现为“恋地情结”⑤,或者在地方有意义地生存,即“诗意地栖居”⑥;二是与他人共处,形成有价值的集体形式,即“共同体”⑦。在传统社会,由于交往范围有限,上述两个面向之间基本协调一致,且相互促进,人们对于地方、社区的认同,往往同时包含了对于所处物质环境和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群体的情感联系。不过,随着交通、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交往关系中的中介因素越来越多,具身性关系越来越让位于中介化关系,社区终为滕尼斯所说的社会——一种“暂时的、表面的共同生活”——所取代。新的关系中介,典型如货币⑧、“印刷资本主义”⑨、或者电视所制造的“媒介事件”⑩,它们突破地理障碍,在越来越大范围的空间中将人们连接起来。但同时,由于这些媒介的标准化、大众化,甚至全球化,“想象的共同体”拉平了多样的、纷争的、狭小的地方共同体,导致了地方的消失,在国家乃至全球层面进行整合,甚至完全与地方无关,导致“虚拟社区”(11)出现。这样的现象,即是“脱域”(disembedding)(12),或者非地方(non-place(13))、无地方(placeness(14))、地方无感(no sense of place(15))等。

  面对地方社区“消亡”的恐惧,人们努力采取各种手段重建社区,其中最为典型的方式即作为抵抗的力量而构建的地方共同体:“通过集体行动建构起来、通过集体记忆保存下来的地方共同体,是认同的一种特殊资源。但是,这些认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防卫性的反应,为的是反抗全球无序和全球失控的无奈,反抗节奏太快的变化。”然而,正如卡斯特所说,“这些认同所构筑的,不是天堂,而是避风港”(16),在勃然崛起的网络社会面前,作用终是有限。中国的社区建设添加了从“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的特殊背景,因而被寄予了“居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化”(17)的期望。但是,在实际的社区建设过程中,居委会大多被当作“政府的腿”,社区自治的作为有限。(18)社区认同缺失往往被认为是居民自治的障碍,而居民自治的制度藩篱和实际困难,又进一步加剧了社区认同构建的难度。

  其实,无论是“社区消亡”还是“社区重造”,基本上都没有超出滕尼斯所界定的社区概念,即视社区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依赖性、必然性场域,它构筑了无可逃避的共生关系,用帕克的话说,社区中的人就是“生活在多种多样的依赖关系之中,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与其说是社会的,不如说是共生的”(19)。但是,社区研究者早已发现,这种必然性的共生关系已然逐步消解,当前的社区多是“有限社区”(20),即局限于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而不是全部领域。不过,从社会学和政治学出发,人们往往聚焦于社区的政治意义,关注社区在权力过程中的作用(如卡斯特所说的作为抵抗的共同体),仍然带有较为浓厚的强制性因素,而相对忽视了社区公共生活中非权力政治的维度,以及地方作为“诗意”的存在。

  其实,作为公共生活的社区,不仅仅是讨论公共事务、协调利益关系的地方,还是人们向陌生人展示自我、交流情感的具体场景,即戈夫曼所说的“剧场”(21)。正是“从世界剧场方式观察公共领域”,森尼特提出了与阿伦特、哈贝马斯强调理性讨论的公共领域不一样的观念,森尼特所关心的公共领域暂时搁置了“理性面具”,以“自我戏剧化”的方式展示差异、形成刺激和集聚,因此是一种“注视”胜于言说交往方式,体现了审美的公共性。(22)如果从审美而非权力政治的角度来观察社区就会发现,即便许多人在社区中较少参加公共讨论和自治行动,但是却以“自我戏剧化”的方式参与到社区生活中,也在注视他人的戏剧化行为中认识社区、观赏社区从而认同社区。比如,在社区公共椅子上安静地阅读,在社区花坛前拍照留影,一方面表达了个人对于社区公共空间的理解与情感,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激发他人的社区生活想象,体现一种非政治的公共性。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与他者、个人与地方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松绑,不再具有以往所强加的必然性与束缚。当然,这并不是说剧场就没有规范,恰恰相反,剧本的限制依然存在,但是毕竟不同于直面利益冲突与政治对话时的厚重与坚硬。也许人们不再拥有战友般深厚的情谊,但是轻快而表象化的社区生活,更接近于深水静流的日常性,也更具有持久性。

  事实上,对于个人社区生活的展示,从宽泛的意义上解读,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即差异政治的正义性。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者杨提倡摒弃传统的公私二分法,认为“不应将‘私’定义为‘公’所排除之物,而是应当在自由主义理论的张力中,将之界定为有权排除他人的生活与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的‘私’并不能被公共制度排斥,而是个人选择从公共视野中撤出的领域”(23)。由此,个人坚持将私人层面的东西展现于公共空间,只要不违背他人利益,就不应当被干预、剥夺。从私的角度来重新理解公,那么公就不再是私的对立面,而是对私的开放和通达,即杨所谓的“异质性公共空间”。也正是从这一角度的公私观念出发,我们提出私社区的概念,将社区看作是通达私人日常生活最为细微、琐碎层面的地方,不仅要求理性言说和协商对话,也容纳情感性的表达与展演。不过,与戈夫曼的场景观不同的是,在我们看来,社区物质环境不仅仅是私人生活得以展开的既定场所,也是被人们积极利用的在手资源,用以构造于自我具有独特意义的社区时空;社区的地方不仅仅是剧场,也是道具,是拉图尔所说的“行动者”。在这样的社区中,人们以自我为中心,将他人与地方编入舞台。由于演员和舞台都是个体化的,所以社区也并非整齐一致,甚至居住在同一区域的不同个体心目中的社区范围与形象也大不相同,更不要说很少有人活动范围完全一致。总之,私社区以个人为中心,更为多元化,多种私社区在世界与媒体当中异质共存。

  一位年轻摄影师姚的社区实践,生动地诠释了私社区的审美性以及自我与社区的新关联。姚来自成都,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居住在上海市中心淮海中路的上海新村(24),一个典型的上海里弄的亭子间里。姚选择居住在此,即使收入微薄不定,即使住宿条件逼仄艰苦,也坚持租住在这个昂贵的社区,原因很简单:“我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她很少与本地人交流,她如数家珍的街区故事,大多来自少数朋友和媒介。她那位在此居住了数十年的房东夫妇,也很少与邻居说话,这在她看来,就是上海人的文明:冷静、内敛。姚曾经是杂志社的图片编辑,后辞职不再在机构从事固定工作,更多地游走于周边街区,也偶尔远游国外,用手机镜头记录下一个个细节和场景,参加摄影展、出版自己的摄影专辑。她把自己全方位地浸入地方社区,再现社区。当她带领我走在这个地方,时不时就会随手指着一栋建筑,述说它的前世今生;或者站在一个小小的点心铺前面,嗅着浓浓的香味,说这是她经常购买的早餐。在一片饭店、咖啡馆密集的地方,她说这是她的“客厅”,朋友来了就到这里坐坐。一条安静的街道,则是她的“走廊”,经常路过,却较少停留。在这个区域,她拍摄了大量照片,大多是一些司空见惯的细节,但是经过她的镜头框定、凝固,变成一种“惊喜”。在她住所附近乌鲁木齐中路上有一个小小的门面,取名“寄存处”,以艺术展示加售卖的方式面对街区居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开张的时候,“寄存处”邀请姚举办了为期两周的个人摄影展,展出她拍摄的本街区的照片。看到她的照片,一位邻居阿姨惊呼:这就是我经常路过的地方啊!我也可以拍出这样的照片!姚更多的照片是第一时间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的,标题大多是某某街道、某某地方。朋友时常会在照片下面留言:这个饭店我去过的啊!这个位子我也坐过!姚的摄影也许算不上“私摄影”(25),但是却展示了厚重的个人视角和个人感受。有人在评论姚的摄影作品时说:作为同行者,看着她拍照,“随后,我们便会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她拍的照片,同处现场的自己与她所看到的场景竟然有这么大的不同。再加上她给照片赋予的只言片语,又能清晰地体会到某种感觉上的折射,好像她拍摄的根本不是眼前的那片真真切切的现实,而是存在于另一个维度里的某种只属于她的独特感觉”(26)。不过,正是通过这些极具个人化的影像,姚的邻居和网友感受到了社区的魅力;通过这一私社区,姚及其微信朋友圈连接了广泛的人群,触及世界各地。

作者简介

姓名:谢静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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