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首席记者　高渊

　　这位91岁的中国新闻史学大家认为，媒体人是社会的守望者，新闻史家则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而新闻媒体的核心属性是真实性。

　　方汉奇　广东普宁人，1926年12月生于北京，1946年考入当时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84年成为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导，1989年创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并担任首任会长。专著《中国近代报刊史》、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等，是中国新闻史权威著作。

　　方汉奇的家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内的宜园，步行到新闻学院只要3分钟。

　　只按了一下门铃，里面便传来急促的脚步声，91岁的方汉奇自己开门迎客。他麻利地沏茶倒水，顺手递给我一张名片：“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

　　老先生爱赶时髦，不仅是国内最早一批网民，而且微博、微信都用得很熟练。聊了一下午，告别时，他用自己的自拍杆熟练地和我合影。我说想加个微信，他立马递过手机说：“那你扫一下我的二维码。”

　　动荡岁月：小学中学念了14个学校

　　高渊：听说您童年颠沛流离，换了很多学校？

　　方汉奇：我这个年龄段正赶上抗日战争。1931年就是“九·一八事变”，一直到大学毕业，整个学生时代都非常动荡。我的小学和中学一共念了14个学校，这在现在是不可思议的。

　　高渊：后来报考了哪几个大学？

　　方汉奇：我一门心思只想考新闻系。当时国内5所大学有新闻专业，我考了4个，南京的政治大学，上海的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苏州的社会教育学院。北京的燕京大学也有新闻系，但学费太贵，我上不起，就没去考。

　　高渊：为什么只考新闻系呢？

　　方汉奇：我就是喜欢。这个兴趣是从高一开始的，我在韶关上学。当时抗战已经进入中后期了，日军准备攻打韶关。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要办壁报，还要采访，时刻关注这些战争的信息。上了高二以后，开始搜集历史上的报纸。10年的时间，从一二十份到3000份。

　　高渊：考试成绩怎么样？

　　方汉奇：只考上了社会教育学院，也很勉强。你看我的经历就注定考不上，念了14所小学和中学，文史课倒没关系，反正开卷有益，但数理化不行，课程接不上。

　　高渊：当时觉得遗憾吗？

　　方汉奇：也没什么，社会教育学院是国立的教育学院，相当于师范学校，不但不要学费，还给学生发东西。这些对我挺重要的，因为家里没钱。

　　高渊：家境不好吗？

　　方汉奇：我父亲当过立法委员，后来又当了汕头市长，但他没钱，所以我不能考学费贵的教会学校。而且，我在苏州上大学的4年，没有回过一次汕头的家，因为没有路费。国民政府一个市长的儿子居然没钱回家，很难想象。家里7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父母负担重。后来，我大学毕业去了上海，他们都去了台湾。

　　高渊：有“台湾关系”这个问题，后来有没有影响？

　　方汉奇：这只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更严重，我在重庆上初一时，加入过“三青团”。当时也不征询学生意见，是全校集体加入，介绍人写的是宋美龄，因为她是这个中学的名誉校长。后来我在汕头上高三时，学校让我挂个名当区队长。解放后，这个职务达到了反动党团骨干的起点线，够枪毙的罪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