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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新闻权威与文化结构 ——新闻业研究的文化-社会路径
2019年10月16日 10:26 来源:《新闻记者》2018年第8期 作者:陈楚洁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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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追溯“文化转向”在新闻业研究中迟到的出席与入场的理论脉络,综合1990年代以来新闻学者的文化路径研究和文化社会学者的新闻业研究,提出新闻业研究的文化-社会路径。本文认为,新闻业研究的文化转向之所以迟于黄金时代的新闻室民族志研究,与文化转向在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扩散的时间有关,也跟美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对文化研究的排斥有关;同时,新闻室民族志的经典研究对生产过程和组织结构的偏向无疑是对新闻业的文化结构及其自主性的否定。但主流新闻社会学研究并不能解释新闻生产的社会结构之外的文化建构以及在变革环境里新闻业的意义体系的再造。文化—社会路径的新闻业研究关注新闻业的意义体系、象征、集体记忆、共鸣、文化符码等,考察其维系新闻业的合法性、专业边界与文化权威。当下新闻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与动荡,除了商业模式的调整,还需要在专业文化上对新闻业的核心概念进行再阐释,这也使得意义导向的新闻业研究凸显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新闻业研究/意义之网/文化—社会路径/新闻权威/阐释社群/文化结构

  作者简介:

  陈楚洁,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融合语境下的新闻社会学研究:一种文化路径”(项目批准号:18YJC860004)的阶段性成果。初稿曾发表于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举办的“重访黄金时代:媒介社会学经典再阐释”工作坊,作者感谢李艳红教授、李红涛副教授、白红义副研究员、周睿鸣研究员以及匿名评审人提出的建议,并对文责自负。

 

  一、在不确定性时代重塑新闻业的文化意义

  当下新闻业所面对的诸多不确定性,①传统新闻业与非传统新闻媒体的此消彼长,似乎正削弱传统新闻业和专业记者存续的根基。有媒体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对今天的记者来说,‘坏消息’层出不穷。但是对于新闻传播来说,我并不担忧记者这个职业会被彻底埋葬。事实上,每一次旧传播方式的‘葬礼’,都会是传播业界一次重大进步的开端。”也有媒体人指出,“当网络上充斥着各种一年即可速成大V的新媒体‘营销成功学’,媒体人的专业价值和职业沉淀体现在哪里?”在新旧杂糅的不确定性时代里,新闻业与记者正面临重塑自身合法性与文化权威的挑战,而如何应对众多的不确定性,基本上围绕着退场、呼吁和忠诚等表现。②潘忠党指出,在当下的“新闻危机”话语中,“最直接侵害新闻业的很可能是新闻界(包括学界和业界)自己对其行业的犬儒式解构,因为它不是建构式的反思,而是新闻界的自暴自弃;它不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下进一步阐述理念、规范和追求,而是消解新闻业在社会运作中应有和可能有的公信力;它不是阐述新闻业如何作为一个重要主体参与并引导社会协调对话,而是以无奈为由放弃这一社会责任”。③可以说,今天的媒体从业者,正面临着职业意义混沌的时期。当新闻专业主义被批判和嘲讽,当严肃新闻业抵不过信息搬运工和“10万+”的社交媒体鸡汤,记者和其他内容生产者参与新闻业的意义是什么?当新闻业的存在令人感到忧虑,新闻权威受到非新闻业的质疑和挑战,新闻业的文化体系又如何能够重新树立自己的合法性?媒体社会学研究中的组织分析与政治经济分析似乎并未告诉我们如何去应对这些文化意义上的困惑。

  1989年,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曾将有关新闻社会学的研究概括为三种路径,即社会组织路径、政治经济学路径、文化路径或人类学路径。④如他所说,新闻社会学领域的主流和经典文献,主要出自新闻的社会组织研究路径;而文化路径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还不能称之为一个真正的流派。在舒德森的评述中,文化路径的分析受到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影响,提出记者、新闻机构及其互动关联方处于一个既定的象征体系内,而新闻正是他们在这一象征体系内互动的结果。⑤如果说社会-组织视角的研究将新闻的建构视为人际关系的产物,那么,文化视角的分析则聚焦新闻生产中“事实”与符号(symbols)的关系,强调文化传统和象征体系对新闻生产的约束,而不管经济组织的结构或职业常规的特征为何。舒德森还指出,记者在新闻工作中不仅仅是为了跟新闻线索和同行维持或修复关系,也是为了维护他们在受众眼中的文化形象。⑥如果说舒德森的这一总结是专门针对新闻社会学研究,那么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早在1975年已提出“传播学的文化路径”(a cultural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的主张。⑦当凯瑞提出这一主张时,新闻社会学研究的“黄金时代”正打开帷幕,但却并未在兴盛于1970-1980年代的媒介社会学的黄金时代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可以说,文化路径的新闻社会学研究,在这个“黄金时代”中缺席了。迟至1990年代初,以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基于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著作《报道总统之躯:肯尼迪刺杀案,传媒与集体记忆的塑造》⑧的出版为标志,一种文化视角的新闻社会学研究才得以系统性地出场。这从丹尼尔·伯克维茨(Daniel Berkowitz)在1997年主编了《新闻的社会意义》,⑨而后于2010年再主编《新闻的文化意义》⑩亦可见一斑。这背后的社会语境与知识脉络是什么?文化路径的新闻业研究,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意识的转向?有哪些学者代表了这一路径的研究方向?在一个新闻业急剧变化的时代,提倡文化路径的新闻业研究有什么意义?本文将从这些问题出发,探究新闻业研究的文化路径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及其表现,并联系新闻业的现状作进一步的讨论。

  写作本文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在当下传媒业面临急剧不确定性的时代语境下,占据主流的理论和实践强调了新闻业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驱动下的“量化转向”(quantitative turn),(11)或者强调商业模式重构、技术中心主义,认为技术将裹挟整个新闻业的发展前景。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要重构新闻业商业模式,掌握先进传播技术,就能够解决新闻业面临的困境?除此之外,我们是否还要返璞归真,追寻新闻业、记者存在的意义以及其如何重塑意义的非技术性的问题?其二,既有的新闻社会学研究的谱系,其主体为组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相应地,文化社会学路径的分析处于非主流。新近出版的两本反思新闻业经典研究的著作Remaking the News(12)和Rethinking Journalism Again(13),在对媒介社会学经典研究的反思与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新闻业研究的新问题与新视角,但他们都主要聚焦在技术、物质、经济因素,对文化的因素依然少人问津。加深对文化社会学路径的新闻生产研究,应当能够丰富我们对处于流动状态下的新闻业的理解。

作者简介

姓名:陈楚洁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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