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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
2020年03月18日 10:14 来源:《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期 作者:束开荣 孙彤昕 段世昌等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束开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孙彤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段世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技术与网络民族主义研究”(项目批准号:17AXW011)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从近30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遴选出在问题意识、研究视角、论证方法等方面较为创新的新闻学研究原创文章进行综述。2019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主要呈现为四个特征:一是围绕新闻行业生态变革的重要研究议题涉及面较广,比较亮眼的研究是以新的理论视角对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实践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与再审视;二是对中国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受众的不少研究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学取向,阶层特征、群体分化、角色冲突以及管辖权成为主要的概念切入点;三是新闻理论研究兼顾对经典新闻理念的反思与新兴新闻实践及其理论化现状的引介;四是报刊史研究注重在专门史与近代政治史的脉络和问题框架中组织材料与观点,试图开拓研究视野从而避免内卷化(involution)的学术意图比较明确。通过对所选文章的进一步分类,本文就媒介转型、新闻从业者研究、新闻与社会记忆研究、技术视角下的中国新闻业、作为公民与用户的受众、新闻基础理论研究、报刊史与近代政治以及新闻学科建设与反思等八个话题对相关文献加以回顾。总体而言,2019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在一些经典及重要研究议题上的开掘较为深入,对新闻实践新话题的整合与新现象的解释稍显乏力。

  一

  媒介转型:观念实践、概念反思与县级融媒体

  伴随数字技术对传统新闻业产制模式与职业理念的系统性冲击,媒介转型从一种业务实践的类型描述,发展为中国新闻学者分析行业生态、解释媒体变迁的元话语。这种学理探索方面的转变,使得媒介转型本身能够成为知识生产与反思的对象,从而跳脱对行业实践动态的简单描述,并进一步从多元化或者替代性的理论视角中去审视甚至于重新定义当下中国新闻业变迁及其本土化实践。

  (一)媒介融合的制度、结构与网络分析

  转型不仅是对当下中国新闻业变迁的概念描述,它本身作为观念对新闻业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在新技术搭建的传播场景中,作为观念实践的“转型”,往往只会涉及政策和程序层面的操作问题,难以触碰哲理上关于解放生产力的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转型并不是自外于中国传媒改革的全新叙事,它不可避免地被视作中国传媒市场化改革的延伸(周睿鸣,2019),该研究进一步确认了中国市场化新闻媒体在媒介转型过程中,围绕职业边界与商业利益所进行的话语协商与现实考量。如果对媒介转型的讨论不局限于职业媒体范畴,而是将其置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关系视域中加以考察,那么这种媒介转型的复杂性,还能够从国家-市场关系的宏观面向中获得一些新理解。研究发现(周逵,2019),随着商业新媒体(抖音、快手、字节跳动等)的快速崛起,媒体融合语境中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关系发生某种程度的逆转,甚至于出现新媒体向传统媒体借力和靠拢的反向融合,前者主动从内容产品话语、人才资源流动与资本结构等层面向传统媒体寻求话语资源、合作路径、科层内社会网络资源。这种反向融合的新态势,不失为商业新媒体适应主管部门政策管制与试探市场前景和风险的策略实践,这一策略实践可能较难对传统媒体的整体转型趋势产生实质影响。

  接下来,不妨将媒介转型的研究视野进一步下放,位于国家-市场关系结构基层的县级融媒体从一开始就是由国家主导并尝试置入市场的新型主体。但历经两三年的初步探索之后,国内不同区域内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在长期规划、人才引进、资金投入与盈利模式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呈现出一些共性困境(谢新洲,朱垚颖,宋琢,2019)。另一方面,单就县级融媒体对编辑部实体空间的再造和变革来看,其试图对内突破传统新闻编辑部的空间条块区隔,对外作为行动主体介入城乡社会空间,为多元空间主体的对话创造条件,但如果没有真正实现多样化新闻、信息内容的可持续生产,县级融媒体在空间再造方面的创新和发展可能会陷入公共资源的消耗(刘峰,2019)。总体而言,研究对象自身所面临的困境强化了当前县级融媒体研究的路径依赖,不少文章主要呈现为现状描述与对策建议,因为受限于一手经验材料,缺乏较为深入的个案深描与概念阐释类研究。此外,媒介转型的研究视野还可以被进一步拓宽,基于多元行动主体的相互间关系,以拉图尔的“转译”概念观照媒介组织、技术设施、新闻从业者、消费者、时空影响机制等异质性主体之间基于运作结构和行为习惯方面的互动,开辟理解和分析媒介转型的关联性视角(谢静,2019)。由于拉图尔的关系网络研究着力凸显的是非人类行动者及其技术能动性,如何在描述异质性多元主体平等互动的同时,明确媒介转型这一关系场域中人与媒介的地位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二)重新定义融媒体:身体维度与媒介史路径

  顺着前文的思路,如果当下的媒介转型研究已经足够兼顾多元行动主体,那么人类身体使技术形态与感官接合,创造知觉方式,进而勾连到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孙玮,2019),则是考察媒介转型与融媒体生产变革过程中很容易被忽视甚至于轻视的重要维度,关注媒介转型之于身体的关系,意味着一贯作为内容产品和组织形态的融媒体需要被重新定义,“融媒体是技术进一步的具身化,是人类感官重组与知觉再造的持续性过程。”(孙玮,2019)经由技术与身体关系对融媒体及其实践过程的再定义打开了媒介转型研究的理论想象力。此外,尝试再定义媒介转型的方式还可以在媒介史的路径中获得一些回归常识并突破思维定式的理解,“放眼媒介史或者传播史,新媒介的崛起和旧媒介的变革,并不是依照转型的轨迹,而是不同媒介自成一型,从而导入到一个新旧媒体共存的张力格局。目前情势的关键在于,融媒体生产尚未确立自己的规则和知识。继续依赖传统媒体为之提供重要的参照系,似乎有其必要性,(但也可能)就不知不觉堵塞了新的可能。”(黄旦,2019)

  二

  技术视角下的中国新闻业:无人机新闻与算法迷思

  数字技术作为行动主体对中国新闻业态的影响,是当下新闻学界研究中国新闻业变迁的主流视角,人与技术的关系成为理解和反思中国新闻场域的新变量。一方面,技术开始全面介入并主导未来的新闻生产实践。最近几年,无人机作为新媒介技术开启人类基于城市天空的观视网络,并建构起一种另类的空间连接与数据收集方式(周海晏,2017)。当前,这一技术设备作为新闻创新被纳入新闻生产过程,与传统新闻实践相比,无人机新闻(Drone Journalism)在采编实践中以抢占第一现场的制空优势,在机械装置的视觉呈现中完成对风险信息的传播与建构(李华君,宋梦宇,2019)。不过,当人类将行动力全面让位于技术设备时,数字技术的使动性与新闻从业者的主体性之间在理念与实践层面所蕴含的悖论无法回避,亦较难调适。

  另一方面,新闻场域内不同行动主体对技术本身的讨论是建构技术合法性并影响技术实践的重要方式,当前有关算法及其新闻实践的分歧和争议主要围绕“技术中立论”和“平台责任论”这两条路径展开(塔娜,唐铮,2019:20-23)。尤其近年来,由中央媒体引领并主导着的国内算法舆论,通过对专业主义、职业操守、存在合法性以及问题导向等话语资源的调用,建立起话语批判的内在逻辑与合法性,有趣的是,其他多元主体与官方媒体对算法及其新闻实践的批判在时间和态度上维持较高的协同性,这些不同行动主体的话语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算法在公共话语空间中的形构(白红义,李拓,2019)。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行动主体基于自身在场域内特定位置及其利益导向对算法新闻所开展的话语行动展现出结构性差异。研究发现(张志安,周嘉琳,2019),平台媒体、互联网巨头、门户网站等商业化资讯集聚分发平台与传统媒体就算法新闻所进行的话语实践近乎背道而驰,前者主要从绩效正当性、规范正当性建构算法话语的正当性,而后者从价值正当性、规制正当性消解算法的权威。

  三

  新闻从业者研究:职业困境、职业流动与职业管辖权

  或许是由于当前中国新闻业变迁与特定学术资源、理论脉络之间的碰撞,2019年国内学者对新闻职业人群的研究,兼具芝加哥社会学派与职业社会学的旨趣。相关研究从新闻记者的职业困境、职业流动与职业管辖权等三个面向将这一职业人群置于社会阶层、城市生活以及角色冲突与调适的视域中予以考察,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新闻业变迁的复杂现实。

  (一)职业困境:阶层特征、群体分化与劳动权

  适当跳脱数字技术与中国新闻业在组织与生产实践方面的整体变迁,从阶层特征、群体分化与劳动权争议等社会学视角聚焦中国新闻从业者所面临的职业困境,能够在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中获得对这一职业人群的本土化阐释。作为市民阶层的都市报记者,他们的身份角色游走于名人、专业人士、交际花之间,通过话语、口头禅、角色扮演、同城共情等方式呈现的阶层特征对媒体机构的管理者和其他职业群体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情绪抵抗与行为抗争(彭华新,2019)。如果对新闻职业人群的社会阶层分析稍显粗线条且缺乏韧性的话,那么基于国家-技术变迁框架中的职业群体研究从一开始就预设了新闻从业者的群体分化,有研究(王薇,2019)通过将传统媒体从业者、网络门户新闻从业者以及新媒体新闻创业者这三种新闻职业群体分开讨论并作比较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并非分割三种职业群体的决定性因素,而是新闻场域的外部力量通过从业资质、媒体归属与经济控制等途径,塑造了不同群体的管辖权争夺策略,加深了记者职业的群落分化。此外,当劳动权作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争议和困境被纳入新闻职业人群研究时,可能意味着新闻职业之于其他职业的功能定位(以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者为典范)将被真正祛魅,研究发现(夏琼,龚升平,2019)在制度与技术的双重语境下,我国媒体从业者在雇佣自由权、劳动力市场双轨制、社会诚信体系等多个层面遭遇效率与公平悖论中的劳动权争议。

  (二)职业流动:角色冲突与离职话语

  伴随着职业困境的沉积,职业流动成为中国媒体人基于自身职业价值追求和生存境况所作出的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这一职业社会学现象进一步强化了当前中国新闻业所处的危机语境,学者们围绕职业流动过程中媒体从业者的角色冲突与适应、离职话语的类型与价值展开探讨。研究发现(陈立敏,2019),职业流动并不意味着顺利的角色转换,中国媒体人职业转换过程中面临的角色冲突纠结于传统媒体单一型角色、精英取向与新职业复合型角色、市场取向的二元范畴。基于角色冲突所激发的怀旧情绪,媒体人职业流动初期对其新闻职业生涯轨迹的建构与反思性实践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职业理想对职业生涯入场的影响,到职业记忆中的关键事件和纯真年代背后对新闻业价值的重新确认,再到职业退出背后个体选择与新闻业变迁的紧密勾连(冯强,王蕾,2019)。但值得注意的是,生产这些离职话语的中国媒体人是否能被视为一个有着较高共识的阐释性共同体,需要根据不同媒体人所供职的媒体性质及其职业地位与声望等差异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和讨论。而在职业媒体人群里,中国调查记者群体的锐减无疑是考察媒体人职业流动问题的典型样本。研究发现(曹艳辉,2019a),调查记者群体的职业忠诚度(组织政策、工资福利、工作安全、监管环境)与激励因素(职业成就、发展机会)的双重消退,是离职媒体人对职业流动进行归因的主要方面。如果说,中国调查记者群体职业流动的境况令人悲观的话,那么不少调查记者坚持职业理想从传统媒体移步原生互联网,在体制外开展新闻实践的尝试则提示了当前新闻行业危机语境中的更多可能,从而跳出危机-救赎的话语路径(李东晓,2019)。不过困境在于,这种原生互联网的、作坊式的新闻实践如何从专业主义话语中获得合法性并维持稳定的内容生产。

  (三)职业管辖权:新媒体语境下的危机与突围

  近两年,国内新闻研究者对美国学术界上个世纪70-80年代集中涌现并开创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范式青睐有加,相关文献围绕管辖权、新闻权威、边界工作等视角进行的知识生产较为充分地检视了中国新闻业尤其是职业人群在新媒体语境下所开展的话语实践及其复杂性。一方面,在与多元传播主体开展新闻生产与话语实践竞争时,主流媒体的新闻权威呈现失灵和消解的尴尬境地,在与其他传播主体和公众的关系建构中陷入孤立(王辰瑶,刘天宇,2019)。除了多元传播主体对传统媒体新闻权威的冲击,新闻聚合、算法推荐的平台型媒体与职业媒体的关系变得比较暧昧,后者既想竭力与前者廓清边界,但同时又试图与其分享转型话语,研究发现(刘双庆,2019),虽然职业媒体主要从内容生产模式、新闻呈现方式与身份属性三个方面强化今日头条与传统新闻机构及其新闻实践的差异,但与其开展边界工作的方式逐渐从排斥向分化过渡,这意味着新闻社群内部围绕新闻实践正当性的判断出现不同理解。但另一方面,亦有研究者(曹林,2019)通过分析传统媒体在自媒体新闻生产者如兽爷、咪蒙、呦呦鹿鸣等争议事件中所采取的叙事策略,对传统媒体精英仍然主导专业主义价值观和职业边界抱持较为乐观的立场。由此,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伴随危机话语在全球新闻业中的蔓延,过度聚焦此类话语可能会放大新闻业的困境和焦虑,研究认为(曹艳辉,2019b),在职调查记者群体的行业话语实践,从价值理性(职业理想)与工具理性(所在媒体支持与社会资本)层面对新闻业危机话语的淡化与多维理解值得重视。

  四

  作为用户与公民的受众:新闻产消、积极问责与媒介素养

  在媒介技术演进与新闻业变迁的双重语境中,大众媒体时代被不断予以确认的传受关系已经难以恰切捕捉和解释受众(audiences)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和形塑作用,受众概念在现象解释和阅听实践两个层面均面临较大的学理困境。一方面,作为用户(user)的受众,正以新闻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的多维身份在新传播格局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精英主义立场的专业新闻观逐渐被解构,何谓“新闻”的定义权重新转移到用户(刘鹏,2019)。另一方面,作为公民的受众在数字技术赋权过程中所开展的媒介批评实践,较难与传统新闻业进行积极对话,研究发现(李艳红,2019)社交媒体语境中的公众参与和媒介批评,常常陷入琐碎化和非系统化的浅批评之中,并可能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预而扭曲。

  随着新闻受众在新传播业态中地位的提升,相关研究较多从受众视角重新检视传统新闻业的核心价值,研究发现(胡杨,王啸,2019)受众往往并不具备判定新闻真实性的充分动机,他们在阅读或观看新闻时并非总是在意信息的真实性,而更多在意信息是否与自身最直觉的判断相违背。此外,区别于传统的以真实性立场对假新闻现象的考察,从社会发展与公众的视角来看,假新闻的存在本身有其作为社会预警机制的功能和价值,研究认为(张振宇,喻发胜,王然,2019),假新闻所蕴含的深层次内涵能够反映和折射社会现实矛盾、大众群体心理以及利益运作机制等三个层面上的真问题,因此值得从新闻与社会关系角度对假新闻现象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和反思。上述研究回应了后真相语境下,公众基于道德与情感对传统新闻业理性传统的主动疏离。而在某种程度上,移动互联网语境下中国网民新闻消费习惯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又可能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局面,基于大样本用户行为数据的研究显示(刘钰森,张伦,郑路,2019),用户的生活方式以及新闻浏览频度等因素对用户新闻消费时间模式产生显著影响。也就是说,以个人化与浏览频度为主要特征的新闻消费习惯难以适应传统媒体时代在相对稳定的时空环境中进行新闻消费与接受的持续性与深入性。

  五

  新闻基础理论研究:客观性、透明性与建设性新闻

  近年来,伴随UGC、公民新闻以及数字技术对传统新闻生产与把关的系统性影响,新闻客观性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悖论进一步加剧。而且,随着非机构新闻生产主体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崛起,以及美国新闻学者科瓦奇(Bill Kovach)、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iel)的两部新闻研究专著《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科瓦奇,罗森斯蒂尔,2001/2011)、《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科瓦奇,罗森斯蒂尔,2011/2014)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学者们将透明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进行比较研究,进而寻求解决或者替代客观性原则所面临的学理困境。另一边,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作为一种新的新闻业实践与价值理念在2019年进入中国新闻学者的视野,目前国内对建设性新闻的相关研究正处于概念引介与辨析的探索阶段。

  (一)新闻客观性与透明性的比较研究

  一方面,客观性原则从其在美国职业新闻实践中逐渐成型之时起,就具有内在的认识论困境与缺陷。以传统诠释学的视角观之,事实符合论既为新闻客观性提供了合理性建构,又令其在实践中蒙上阴影,新闻报道作为外在的社会事件或事实与作为记者的外述活动同时存在,其客观性、主观性及反身性构成了复杂的张力关系,但这种实践层面的多义性与视角性并不意味着从认识论层面重建新闻客观性不再可能(刘国强,涂骁睿,2019)。不过,亦有学者认为,新闻客观性更多是信息呈现的一种方法或风格,即使在实践层面给新闻客观性下一个可操作的定义,“我们仍会发现它确实不存在,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提升到更具挑战性的认识论层面,它则会完全消失。”(丹尼斯,梅丽尔,2006/2019:128)因此,另一方面,与其从客观性原则内部寻求解决之道,不少研究倾向于从透明性原则出发,将其作为客观性原则的替代性价值理念与实践策略,以此调适传统新闻业在技术变革语境中的职业规范,并从公共责任、实践正当性以及职业管辖权与合法性等方面反思和重建传统新闻业与公众之间的信任机制(牛静,2019)。与传统媒体对透明性原则多少有些排斥和暧昧的态度不同,公民新闻实践对透明性的标榜和倡导颇为积极,研究者从叙事特征的多个面向(叙述者的透明、除敏感话题之外叙述的零度控制以及叙事时空的镜像化场景等)呈现公民新闻的透明性实践(陆佳怡,仇筠茜,高红梅,2019)。对于这种透明性叙事,相关研究需要从特定个案与关键文本的深入分析中进一步呈现公民新闻实践透明性原则的复杂性与策略性。

  (二)建设性新闻:概念、特征与演进

  虽然建设性新闻作为一个新概念被广泛关注只是近几年的事情,不过研究发现(史安斌,王沛楠,2019),美国学界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已意识到过度强调冲突性对于新闻业的危害,并提出需要通过建设性的报道理念调和这种不平衡的状态。顺此思路,关于建设性新闻的价值面向及其历史渊源,有其在当下被再次强调并快速兴起的伦理学逻辑,“当唯市场论将西方新闻业带入‘伦理之殇’,以追求人类社会‘公共善’(public good)为旨趣的建设性新闻,作为弥合分歧与凝聚认同的一种转型尝试而被关注。”(陈薇,2019)总体而言,当下欧美学术界对建设性新闻的研究与知识生产方兴未艾,研究发现(徐敬宏,郭婧玉,游鑫洋,胡世明,2019),学术界在建设性新闻的概念界定与实践价值等方面尚未获得广泛共识,特别是对建设性新闻与对策新闻、公民新闻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理解。但另一方面,这可能并不意味着建设性新闻在概念界定方面所表现出的分歧需要被明确辨析,有研究认为(金苗,2019)建设性新闻的伞式术语(umbrella term)属性(涵盖或囊括多个要素和因素的概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建设性新闻何以在它的引领者、推动者和实践者那里都未能获得公认的概念定义。可能正是这种发散的学术话语特征进一步激发了学术想象力并促成更为多元的新闻实践类型。

  六

  新闻与社会记忆研究:文化创伤、角色模范与名记者制度

  民国时期的报人与名记者研究一直是新闻史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2019年新闻学研究者注重从新闻社群与媒介记忆的视角介入这一研究领域,记忆的社会学研究以及文化创伤理论进入中国近代政治史与新闻史语境。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报人刘煜生遇害案及其文化创伤记忆的形塑过程可以被视为,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场域内各个行动主体基于身份认同与文化位置的确认所开展的话语实践,研究认为(郭恩强,2019)以往的研究夸大了新闻场域在刘煜生案及“九一”记者节建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忽视或化约了新闻场域外部其他各方主体(新闻社群、政治结构、党派竞争、社会团体等)所提供的相关话语叙事。作为民国时期的著名报人,张季鸾和范长江是常常在中国新闻场域中被作为角色模范来言说的对象。但研究发现(白红义,2019)本世纪初近20年来,上述两位著名报人在历年记者节话语中的记忆与言说机会并不均等,并在显著性、归属意义以及政治效用等三个维度上表现出较大差异,张季鸾在非正式场合获得了专业记者们的认可,而范长江由于国家的声望建构则获得了超出新闻界的名声。与张季鸾、范长江等著名报人所遵循的传统文人成名道路不同,研究发现(路鹏程,2019),明星记者制度作为社会建构的职业荣誉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上海新闻界,这一记者成名的社会机制既是新闻职业身份认同的内在需求,也是社会阶层上升性流动的外在表征,同时政治局势的变化会引起明星场域内的动荡,影响着个中人物的职业生命和人生抉择。由此可见,民国明星记者制度虽然以去政治化的姿态形成于新闻场域内部,但其难以避免场域外其他力量的影响和干预,从而经历被再政治化的命运。

  七

  报刊史与近代政治:专门史视角、边缘报人群体与民国大报

  2019年的报刊史研究,注重在专门史与近代政治史的脉络和问题框架中组织材料与观点,试图开拓研究视野从而避免内卷化的学术意图比较明确。具体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再囿于新闻本位、内容考辨的传统新闻史论研究的大框架,阅读史、观念史与概念史等成为报刊史研究的新视角;二是,在政治史框架中关注民国边缘报人群体的办报实践;三是,对民国大报的持续聚焦更加强调报刊与报人的社会与政治实践。

  (一)清末民初的阅报史与现代性的办报观念史

  洋务运动时期,清廷官场文人的报刊阅读史一直处于主流新闻史书写的边缘,新闻纸以何种方式进入晚清官场并被制度化的过程值得探讨。研究发现(卞冬磊,2019a),与借助报刊开展文人论政的传统形成对比,晚清官员报刊的认识和阅读颇具实用主义色彩,19世纪60年代开始,“翻译和阅读新闻纸成为中央层面的制度化要求,官员们孜孜以求的是从新闻纸上打探关于西方的消息,在实用主义的逻辑下对待新闻纸,这种心态限定了阅读的方式及其所到之处。”(卞冬磊,2019b)另一边,自清末开始的民间读报活动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获得国家和制度层面的推动,研究认为(许高勇,2019),民间读报的社会启蒙与政治生活双重意涵在这一时期引起官方重视,由此报刊的政治功能得以提高,启蒙功能降到次要地位,政府通过鼓励民众阅报将其纳入政府的政治话语空间中,通过政治舆论规训读者的日常实践。

  与官场和民间的报刊阅读实践相比,晚清文化精英办报的观念实践试图以平等为名义和话语推动报业开放,但研究发现(张继木,张昆,2019)这种舶来的、现代性观念与当时政治历史语境的错位,使得这个时期的报业开放并未迈出实质步伐。与晚清文人借用平等观念呼吁报业开放的短期现象相比,国人基于公的观念,使用“公报”一词所开展的办报实践历经百年流变,并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知识精英、民国政府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公报观念及其社会实践的不同取向。研究发现(潘祥辉,白华康,2019),民国时期,公报取代晚清官报成为政府机关报,“三民主义”及“天下为公”的思想,是民国公报崛起的思想基础。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公报的历史大致经历公报-政报-公报的转变过程,公报在新中国经过七十年的演变,逐渐定型为刊登政府文件或政府声明的一种公文,这与其最初的报刊形态相去甚远。

  (二)党报传统的概念史:“以人民为中心”与“人民报纸”

  以概念史视角切入党报理论及其实践传统的考察,是理解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新闻宣传与舆论工作特点及其变迁逻辑的重要路径。研究者通过整理“人民报纸”思想及其实践在延安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变迁,分析人民报纸与党性、人民性统一论的内在思想脉络和历史逻辑。研究发现(龙伟,董佳琦,2019),不同时代人民构成群体的差别决定了相应时期人民报纸的不同边界。延安时期的人民报纸强调党报的人民性;解放战争时期在继承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统一传统的同时,也将人民报纸发展成为一个统战概念;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报纸转化成为新闻实践的指导思想之一,进而塑造建国初期以党报为核心,多种人民报纸并存的报业结构。同样奠基于延安时期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传统及其发展也与人民概念从革命年代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变迁与重建过程存在历史与逻辑上的关联。研究认为(涂凌波,赵鹏,2019),当下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传播环境和挑战,重提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概念,超越了党性与人民性论争的逻辑,从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符合现实变化的需求。

  (三)边缘报人群体:民初的女性报人网络与日系报纸的中国报人

  报人研究一直是国内新闻史研究的重点领域,聚焦著名报人是这一领域研究的路径依赖,相对而言,关注边缘报人群体往往受到史料和视角的局限,研究难度较大。以性别现代化和社会网络视角管窥清末民初中国女性报人的办报实践及其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研究发现(庞慧敏,张倩,2019),在女性报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中,以情感为中心的先赋性关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形成巨大的弊端。与其他职业的女性群体相比,女性报人虽引领着女性群体的现代化,但其社会网络位置的先天优势及其带来的话语资源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女报人及其所在圈层倡导和实践的妇女解放,也并未真正开启当时中下层女性的现代化进程。与性别边缘的女性报人群体不同,在边缘时空语境中从事报刊与政治实践的知识群体,《泰东日报》及其中国报人近两年开始受到国内报刊史研究者的关注,基于新旧史料的开掘,一些观点较为新颖。研究发现(梁德学,2019),作为日本人在我国东北殖民时期所办的中文报刊,主笔《泰东日报》的中国报人,在技术与业务层面利用有限度的独立和自由空间,某种程度上解构和平衡了日人报纸的殖民话语。可见,作为依附者和寄居者的边缘报人,随着政治与历史语境的变迁展现出游离于道德和民族主义之外的复杂意涵。

  (四)再访民国大报:《大公报》与《申报》的职业与政治实践

  与边缘报人群体的研究相比,《大公报》与《申报》及其报人实践历来是报刊史研究的显著议题。2019年,中国新闻史学者对这两份报刊的关注视角依旧遵循传统史论研究的基本路径,以报刊内容及其历史变迁为中心,延展至报人参与政治、革命实践的方式及其历史影响。抗战史语境中的新记《大公报》,除了向国人及社会各界开展抗战宣传鼓动之外,研究者(俞凡,陈芬,2019)进一步寻求该报及其掌舵人张季鸾在当时中日关系进程中的其他作用,这方面的一个切入点是张季鸾、胡政之等报人主持的中日“和谈”,由于张蒋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大公报》在日本当局心目中的特殊地位,这一历史片段可能更能够反映蒋在不同时期对抗战大局、中日关系以及对中共态度等重要问题的真实想法。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当时的天津《大公报》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和作用,学术界一直评价不一,颇具争议。研究者(吴廷俊,2019)通过完整检索天津《大公报》在五四运动期间所刊发的报道和言说材料,分析该报对五四运动的基本态度,认为如果仅从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的内容及其呈现方式来看,天津《大公报》在此次政治运动中的整体报道表现出较高的新闻专业水平。这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学术界相关研究对1926年之前英敛之时期天津《大公报》在新闻业务实践方面的刻板印象。

  与《大公报》相比,作为商业化报刊的上海《申报》与民国政府的关系则要复杂微妙得多,后者起初与国民党当局之间并无利害冲突,蒋介石最初与该报及其掌舵人史量才之间亦无直接关系。研究者(韩戍,2019)通过对“蒋介石档案”相关资料的整理,指出近代史学界以往将史量才的被杀,归因于九一八事变后《申报》的激进言论、史量才个人势力的膨胀以及《申报自由谈》的左翼文人言论触怒蒋介石的忌讳这一结论似可商榷,而且以往学者认为史量才本有可能免死,亦缺乏实际根据。研究发现(韩戍,2019),“史量才对蒋介石的态度相当微妙,二者关系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一旦蒋介石对史量才的反感叠加到一定限度,必定会厌倦此种博弈,并放弃修复双方关系的可能。”或许,适当跳脱报刊与政府关系的传统新闻史视角,从历史人物特定时期的心态与性格特征入手,对于拓展《申报》与史量才之死的研究维度不无裨益。

  八

  新闻学科建设与反思:四十年与七十年

  2019年,国内不少社科期刊以及综合类学报紧扣两个时间点即改革开放四十年与建国七十年,推出学科建设与反思专题。在这个背景下,新闻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话题再次引起国内新闻学者的兴趣和重视。一方面,研究者(费雯丽,童兵,2019)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关于“新闻无学”的论争进行历史梳理,认为尽管该论争由于客观原因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它实际上起到了拨乱反正、引发新闻学界思考的作用,对于百废待兴的学科建设不无裨益。另一方面,如果从学术场域的内在逻辑出发,与“新闻无学”论争相伴随的是近70年来,新闻学的学科合法性及其在主流人文社科学术场域中的边缘化,这其中尤以研究方法问题为代表,研究者认为(朱鸿军,苗伟山,孙萍,2019),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不足,不仅导致学科内部难以进行持久深入的对话和知识积累,也造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对话的障碍,而造成我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方法规范性问题的核心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知识价值取向和知识生产传统,二是学科发展和制度安排,它们体现了不同历史和社会情境下学者们对于学术知识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理解。此外,也有研究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史的整体视角出发,在知识分子-国家-社会的关系框架中,思考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在价值定位和理论框架方面所遭遇的挑战,研究发现(王维佳,2019),就学术与现实关系而言,虽然40年来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越来越高,但是学者们对中国实践问题的把握能力和参与程度却越来越低,而当学术体制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本身成为科学发展的目标时,现代知识分子重返实践的意愿和进行价值重校的空间都将会受到限制。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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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束开荣 孙彤昕 段世昌等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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