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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形成背景、历史贡献及当代启示 ——为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而作
2020年11月27日 09:53 来源:《现代传播》2020第11期 作者:郑保卫 王青 字号
2020年11月27日 09:53
来源:《现代传播》2020第11期 作者:郑保卫 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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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此文为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而作。文章论述了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形成背景;评述了恩格斯新闻思想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创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历史贡献;阐释了恩格斯新闻思想对于我们牢牢把握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定位,正确处理党的媒体与党和群众的关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路线,高度重视新闻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所具有的启示意义,并对当下如何学好恩格斯新闻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提出建议和意见。

  【关键词】恩格斯新闻思想;形成背景;历史贡献;当代启示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课题《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1921—2021)》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为:19ZDA321.

 

  1820年11月28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生在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市的一个纺织工厂主家里。1895年8月5日,恩格斯走完其波澜壮阔的一生。恩格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被列宁誉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1]。《恩格斯传》的作者之一格姆科夫曾评价道,恩格斯1883年在马克思墓前所说的“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一句话,“用在他自己身上也是完全贴切的”[2]。

  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在新闻领域也有着独特经历与贡献。他从18岁便开始为报刊撰稿,发表了多篇文章;此后,作为撰稿人或通讯员,先后为《莱茵报》《新道德世界》《德法年鉴》《前进报》等十几家报刊撰稿;28岁时,他与马克思共同创办了《新莱茵报》;晚年,他与马克思一起指导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等一些欧美国家的工人报刊等。可以说,恩格斯一生从未离开过报刊活动,堪称杰出的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卓越的新闻记者和评论家。

  恩格斯在长期从事报刊活动的实践中,对关于无产阶级报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思考,做出了精辟而深刻的阐述,形成了他独特的新闻思想,为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及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开拓了道路、树立了旗帜、指明了方向。时至今日,历经百余年,恩格斯的新闻思想依然闪耀着智慧与真理的光芒。

  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他的新闻思想,研究他的报刊活动,学习他的精神品质,努力“从年老恩格斯的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宝库中得到教益”[3],并将其运用到我们当下的新闻实践之中,这不仅是向他表达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的最好方式,同时也是在新时代条件下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的应有之义。

  一、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形成背景

  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其自身丰富的报刊活动实践,离不开马克思的报刊活动及新闻思想的启示和影响,也离不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现实需求,这些因素是其新闻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基础。

  (一)对自身丰富报刊活动实践的思考与总结

  报刊活动在恩格斯的革命生涯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他一直将报刊看作革命斗争中“极其值得掌握住的堡垒”[4]。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从事报刊活动成为他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途径和关键一环。恩格斯有着十分丰富的报刊活动实践,在自1838年首次为报刊撰稿之后的50多年里,他为100余家报刊“撰写了近1000部(篇)政论著作、通讯报道、其他文字材料和2000余封信件”,参加创办、编辑、领导了10余种报刊[5]等。这些报刊活动为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孕育提供了肥沃土壤。

  早在1838年至1841年,年轻的恩格斯在德国不来梅实习期间,就为《不来梅杂谈》《德意志电讯》《知识界晨报》等多家报刊撰稿,发表了20余篇政论、通讯和文艺作品。这一时期,恩格斯开始初露锋芒,其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也逐渐形成,并渗透于新闻工作实践之中。期间他所写的《乌培河谷来信》一文,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虔诚主义的黑暗和伪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19世纪40年代,是恩格斯报刊活动的活跃期和新闻思想的发展期。这一时期,恩格斯报刊活动实践更加深入和广泛,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首先,恩格斯开始深入参与到报刊编辑、撰稿写作、推销发行等具体报刊工作之中。例如,他访问了《莱茵报》《北极星报》等报刊编辑部,先后为《莱茵报》《德法年鉴》《前进报》等多家报刊撰写稿件等。其次,恩格斯与马克思开始着手改造一些非无产阶级立场的报纸。如1844年,恩格斯帮助将巴黎德文小报《前进报》改造为从事政治斗争的共产主义报纸;1847年,比利时德国侨民周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影响推动下,转变到明确的无产阶级党性立场上。

  另外,恩格斯还开始尝试创办和领导报刊工作。例如,1848年,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创办了大型政治性日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机关报《新莱茵报》。在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他除担负日常编辑和撰稿工作外,还协助马克思承担了大量组织工作,在马克思外出期间,他还代理主持报纸工作。《新莱茵报》时期可以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报刊活动史上的一个光辉点。恩格斯自身也对这段经历印象颇深,因为他亲眼目睹了报纸在革命斗争中所爆发的巨大威力及其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这让他感受到在革命中创办政治性报刊的无限乐趣。恩格斯晚年甚至将《新莱茵报》时期作为其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报刊活动经历之一,并将这份报纸誉为“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6]。

  正是在这一时期,恩格斯对如何创办政治性机关报,如何利用报刊鼓舞群众、指导革命斗争,如何使报刊坚守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如何进行报刊宣传和新闻写作等,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同时对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以及出版自由等问题也有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和认识。总之,这一时期的新闻工作实践和报刊活动经历,不仅为恩格斯以后的报刊活动积累了丰富经验,而且为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根基。

  随着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新莱茵报》被迫停刊。为了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同时也作为《新莱茵报》的延续,恩格斯与马克思于1950年一起筹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并在上面发表了多篇总结性和指导性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杂志的出版启事中,他们明确提出了报纸在干预运动、充当喉舌、反映局势、联系群众等方面的所具有的最大好处和巨大作用。这一关于报纸作用的创见,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承前启后的时间节点上被提出来,正说明它是《新莱茵报》时期他与马克思的报刊活动实践所取得的重要思想成果之一。

  19世纪70年代末,恩格斯开启了另一段终生难忘的报刊活动经历,即指导《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期。由于当时马克思将工作重心放在了科学研究和著述写作上,因而报刊方面的许多工作就落在了恩格斯肩上,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恩格斯为这家被其称为“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7]倾注了大量心血。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关心和指导该报成长。早在出版之前,恩格斯就亲自为其确定办报方针、工作路线和斗争策略等,从而使其牢牢掌握在“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手中”[8];在出版后的十年间,小到文章措辞的运用,大到报刊总方向的把握,从报纸的编辑、经营等业务层面,到利用报刊指导革命斗争的策略层面等,恩格斯总是给予其悉心指导和及时帮助。

  在此过程中,恩格斯将以往的办报经验和理论思考,应用于该报的工作实践之中,对党报的指导和运用越发娴熟,其党报思想也发展得更为全面、深刻和系统。这一时期,他不仅进一步深化了对党报的性质任务、方针路线、策略原则等方面的理解,完善了关于出版自由、报刊写作和新闻文风等方面的认识,还进一步发展出关于党报与党的领导机关及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新闻工作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新思想。总之,恩格斯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期的报刊活动实践,对恩格斯新闻思想尤其是党报思想的形成与完善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受马克思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的启发和影响

  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形成,深受马克思报刊活动及新闻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在生活中,他们情谊深厚,是形影相随的挚友;在思想上,他们志趣相投,是精神契合的知音;在工作中,他们配合默契,是互帮互助的战友。在报刊活动方面,他们的活动轨迹“几乎是完全交叉和重叠的”[9]。在他们两人共同的报刊活动经历中,马克思通常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而恩格斯则总是担负“第二小提琴手”的角色。但两人并不是那种上下级关系,而是一种合作伙伴和革命战友的关系。他们经常就办报理念、工作思路、业务规范等交换意见,从而使得二人的新闻思想相互影响、相互交融。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因报刊结缘的,后来又与报刊工作相伴一生。他们虽是同乡,但在1842年之前并无交集。184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同时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后来马克思担任了该报主编,这期间恩格斯访问报社编辑部,实现了两人的初次见面。1844年2月起两人开始建立通信联系,1850年11月中旬以后,两人几乎每天都有信件往来。从信件所涉及内容可以看出,他们讨论的问题很大一部分都与报刊工作有关。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共同发表文章、起草文件、撰写信件、编写著作等。两人自1845年开始合作,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共同撰写和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合写的文章中,有一部分完全是由恩格斯单独完成的。如马克思在受聘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十余年里,由于忙于《资本论》写作等工作,经常请恩格斯代笔。此外,还包括一些关于报刊工作的文件、通告、信件等,也都是由恩格斯执笔,以两人共同的名义发出的。因此,在两人共同完成或以马克思名义发表的一些文献中所蕴含的新闻思想,很难说仅仅属于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合理的论断是:这些新闻思想是二人沟通交流后的一致看法,是共同智慧的结晶。

  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几乎同步的报刊活动经历,这为两人新闻思想的交互影响提供了实践基础和背景条件。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几十年的报刊活动生涯,他们经历了“共同为报刊撰稿--共同参与报刊编辑工作--共同创办报刊--共同指导报刊工作”的全过程,这种几乎完全交叉和重叠的事业发展线,加之两人亲密的战友伙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新闻思想上的交流、碰撞以至融合。尤其是共同创办《新莱茵报》和指导《社会民主党人报》等经历,更是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彼此的新闻思想。

  在这些报刊活动经历中,恩格斯总是毫不犹豫地给予马克思无条件的支持和帮助。例如,1848年,在筹办《新莱茵报》时,马克思主张创办一份大型政治性报纸,将其作为传播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指示、宣传共产主义科学真理的重要阵地,这一主张得到了恩格斯的认同和支持。又如,当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他打算为德国和美国的一些有进步倾向的资产阶级报刊撰稿时,恩格斯同样表示支持,并与之共同完成撰稿任务。总之,在与马克思携手为革命事业及报刊工作奋战的过程中,通过耳濡目染、交流切磋,恩格斯的新闻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马克思报刊活动及其新闻思想的启示和影响。

  (三)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现实需求

  如前所述,在恩格斯一生丰富的报刊活动实践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明晰的主线,显示着一个明确的目的,即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目标服务。而这条主线和这个目的都缘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现实需求。这就注定了恩格斯的报刊活动与其革命活动密不可分且步调一致,同时会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而不断发展。因此,从这一角度说,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现实需求也是影响恩格斯新闻思想形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是其重要的政治基础和时代背景。

  恩格斯的报刊活动离不开19世纪时代大背景的影响。19世纪初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变革,社会生产力已经得到大幅度提高,然而生产力的提高并没有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大的改善,反而使得社会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由此,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高的欧洲,工人阶级的意识不断觉醒,他们开始团结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相继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此外,这一时期,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进一步缩短了世界各地的时空距离,使得人们之间的交往更加便捷与频繁,进而推动了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由此,大众传播开始兴起并逐渐普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的恩格斯开始投身于报刊活动,并开始意识到报刊对于工人运动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在情感立场上,恩格斯表现出对被压迫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深刻认识;在工作方式上,他注重考察社会现实,并与普通工人群众交往;在世界观上,他逐渐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0]。这种思想和观念上的转变同时也体现在其报刊活动之中,并渗透到其新闻思想之中。如在新闻工作实践中,恩格斯表现出更加坚定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提出党刊的任务首先是宣传和捍卫党的主张、与敌对党的论断作斗争等精辟见解。

  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和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诞生,标志着革命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阶级组织和政治纲领,恩格斯作为同盟的领导人和纲领的起草人之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欧洲的革命浪潮蔓延至德国,然而,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却缺少一个能够指导革命斗争的武器和阵地。于是,到出版自由环境相对宽松的莱茵省中心科伦创办一份能影响全国的大型政治性报刊,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计划之列,由此,《新莱茵报》应运而生。在马克思的领导和恩格斯的辅助下,《新莱茵报》坚定地贯彻着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致力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这一成功实践无疑对恩格斯党报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

  19世纪50至60年代中叶,欧洲进入资产阶级反动时期,工人运动遭遇重大挫折,报刊活动也经受不小打击,但恩格斯和马克思没有被困难所征服。为了继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指导革命斗争,他们开始借助《纽约每日论坛报》《新奥得报》等一些资产阶级进步报刊,搭建起向工人群众说话的新平台。但当发现这些报刊转变了原有的进步立场,损害到工人群众的利益时,他们便毫不犹豫立刻停止为其撰稿。第一国际成立后,恩格斯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为了支持协会的工作,恩格斯担任该协会机关报的通讯书记,期间,他花费大量心血对深受机会主义思潮影响的第一国际机关报《蜂房报》进行改造,并积极支持英国矿工协会机关报《工人辩护士报》的工作,等等。

  总之,正是在顺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现实需要及其自身革命活动和报刊活动实践中,恩格斯不断进行总结和思考,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并不断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和检验,进而形成了其较为系统的新闻思想。

  二、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历史贡献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他的新闻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增添了理论成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南。

  (一)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增添了理论成果

  恩格斯被马克思赞誉为“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11]。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恩格斯都有许多深刻见解和新的发现,从而大大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其中便包括他在长期革命斗争和报刊活动实践中产生的新闻思想。可以说恩格斯的新闻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增添了重要的理论成果。

  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尤其是其党报思想,丰富和完善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学说,对于开创运用报刊组织动员群众、指导革命斗争的传统有着重大历史贡献。恩格斯一直将报刊尤其是党报看作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斗争的政治阵地和思想武器,看作无产阶级在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暴力革命等手段之外,可以利用且不可或缺的斗争形式。恩格斯认为,在党的出版物上发表批判性文章、传播共产主义真理,以及报道工人运动情况等,有助于唤醒、鼓舞和组织群众,是一种切实有效的斗争方法。此外,在党的出版物上刊载党的文件、通知、指示等,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目标任务和方针策略等作出规定,也是一种强有力的领导手段。

  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报刊领域的简单投射与反映,而是对该理论在经过报刊活动实践应用和检验之后的深入拓展和细化。一方面,恩格斯的新闻思想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它天然地包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念。如恩格斯的党报思想倡导党报要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重要任务,以最终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为主要使命,等等。

  另一方面,恩格斯又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知识运用到指导其报刊活动的实践当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解和思考,最终阐发出新的思想内涵。例如,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期,凯泽尔事件和航运津贴法案事件引发了党内关于党的机关报同党的领导机关之间关系的争论。恩格斯针对此事,明确提出党报应是代表全党意志的言论机构,同时有权对党的领导机关进行监督和批评,这进一步发展出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党内监督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另外,恩格斯的新闻思想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带来一定启示。恩格斯本身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基础,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学思想主要是通过报刊出版广为传播的。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实践以及恩格斯在此间所形成的思考,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完善提供了一定的养料。例如,187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威廉·白拉克等人(通告信)》中提出“由谁掌握钱袋,也就是说,归根到底由谁来指导报纸的方针”[12],表达出报刊最终会受到经济因素制约的思想。

  恩格斯对哲学也深有研究,并形成了他独特的哲学思想。他在报刊上发表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文献,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另外,恩格斯在长期报刊活动实践中所形成的新闻思想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带来了有益补充。例如,恩格斯提出的报刊要完全立足于事实的基础之上,要处理好党报与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群众之间的关系,要依靠人民创办报刊等等,这些内容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唯物论和辩证法等重要哲学思想。

  (二)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具有很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恩格斯的新闻真实观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奠定了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新闻的本源是事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一观念一直为恩格斯所强调。1845年,恩格斯在与赫斯合写的《致<社会明镜>杂志的读者和撰稿人》公开信中,明确提出报刊杂志要“完全立足于事实,只引用事实和直接以事实为根据的判断”,并进一步要求撰稿人要对其所报道事实的准确性负责[13]。在给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他对马克思大加赞赏,认为“他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14]。恩格斯在自身的新闻工作实践中也一直以此为标尺,他曾自信地对卡洛·卡菲埃罗说:“您从我这里任何时候都不会接到哪怕是稍微地歪曲事物本来面貌的消息”[15]。

  其次,恩格斯的党报观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核心框架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党报观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内容,这一内容的框架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建构的。如前所述,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思想和工作水乳交融地交织在一起,但又各具特色。恩格斯本身也有着丰富的党报思想,对党报的性质任务、功能作用、指导方针、基本原则、办报路线、运行规律、职业规范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见解。例如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党的机关报、党的机关报由谁来领导、依靠谁来办、应遵循什么纲领和原则,以及如何处理党报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他都有缜密思考和精辟回答。这些见解最终形成了恩格斯较为系统的党报观,对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做出重要历史贡献。

  另外,恩格斯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社会舆论引导、写作文风建设等方面的一些思想观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本内容的丰富和发展。例如恩格斯将出版自由看作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认为充分的出版自由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他提出的“出版自由,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就意味着允许在出版方面进行阶级斗争”[16]等创见,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观。恩格斯还十分强调报刊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他将报刊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舆论工具;强调新闻写作要有理有据、简洁有力,等等,这些观点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提供了有益补充。

  总之,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历经列宁的继承发展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充实创新,不断与时俱进,迸发出顽强的生命力与灿烂的思想光辉。

  (三)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创立提供了理论指南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奠基者之一,其在长期革命活动和报刊活动实践中所形成的丰富、深刻的新闻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笔者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传播的学说体系,它本质上仍属于理论的范畴,内容主要包括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三个层面。

  在理论层面,恩格斯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党报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打下了基础。恩格斯一生对无产阶级的党报理论颇有建树,尤其在其晚年,他在指导《社会民主党人报》等党的机关报和其他工人报刊的过程中,对党报理论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进一步的发展。例如1895年,恩格斯在给《工人报》的贺信中,提出“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17]可以说这是对党报性质定位的重新注解和阐发。另外,他还进一步阐明了党报与党的领导机关及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并补充了运用报刊开展自由批评、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以及引导社会舆论等新的观点。

  在业务层面,恩格斯为新闻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原则性的要求和建议,为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规范性依据。这些具体的操作理念可以说是恩格斯对其自身乃至整个无产阶级办报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内容涉及新闻写作、编辑出版、媒体经营以及新闻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例如,在写作方面,恩格斯提出要完全立足于事实,应措辞严谨、简洁生动等;在编辑出版方面,提出党报“必须由站在党的中心和斗争中心的人来编辑”[18],报纸编辑“应善于从适当的方面迅速抓住问题”[19]等;在经营方面,主张将钱袋子掌握在群众的手中,而不是依靠党或某一政治组织的经费办报等;在队伍建设方面,提出新闻工作者应“习惯于在一定期限内做一定的工作”[20],应具备写作才能、理论知识、经得起考验的忠心和坚强的性格,等等。

  在历史层面,恩格斯为新闻学研究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史料,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首先,恩格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史研究的先河,他1884年在马克思逝世一周年时写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系统回顾了《新莱茵报》的办报历程,分析了报纸的创办背景、筹办过程、工作方式、工作内容等,以及评价了该报在当时的影响和马克思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等。另外,恩格斯一生著作等身,成果丰硕,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与他人交往的信件、在会议上的发言稿、起草的党内文件等等,成为我们后世学者研究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史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之,恩格斯同马克思一道,通过一系列报刊活动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形成的富有洞见的新闻思想,也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理论指南。

  三、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当代启示

  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形成于19世纪后半叶,距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但经过岁月洗涤和实践考验却历久弥新,其智慧的光芒依然能穿越历史,照耀当下。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回到恩格斯,认真学习他的思想,系统研究他的理论,从他的思想宝库中获取教益,用以指导当下实践,应是纪念他的最好方式。

  (一)牢牢把握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定位

  恩格斯对党的出版物的性质有过诸多论述,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①党的出版物首先是一种政治性刊物,是“党的旗帜”,不能脱离政治;②党的出版物是党进行革命斗争的“第一阵地”和“武器”,其任务“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论断”[21];③党的出版物是社会舆论工具,能够“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22]。

  恩格斯十分注重报刊的立场倾向,甚至将其作为是否答应为某一报刊撰稿的首要标准。例如,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的一封信中就指出“当我们答应撰稿时,指的是真正的党的机关报,因此,我们的诺言仅仅适用于这样的机关报,而不适用于冒充党的机关报的赫希伯格先生的私人报纸”[23]。他认为“真正的党的机关报”就应该始终高举无产阶级的旗帜,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因为“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24]。

  当前,我国正在经历一场广泛且深刻的变革,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各种新问题新矛盾新风险纷至沓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党的新闻事业如何找准自身定位,进一步坚定政治立场,这是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恩格斯关于党报性质定位的思想启示我们,要牢牢把握新闻事业党性原则,始终站稳政治立场,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旗帜,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同各种敌对势力和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努力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

  事实上,我们党对此始终有着明确认知和坚定立场,这些年来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以促进党的新闻事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25]。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将其视为“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视为“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工作[26]。

  (二)正确处理党的媒体与党、群众的关系

  恩格斯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在关注党报和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问题。到了80年代,在同机会主义者斗争的过程中,他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看法。他认为,党报应该是全党的报纸,代表的是全党的共同意志,而不应该成为党团(指在德国国会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成员组成的领导团体,主要是党内的右翼分子)的“简单的传声筒”;党的领导机关有权对党报编辑部的工作实行领导和进行监督,并对党报施以“道义上的影响”(即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党的刊物也有权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对党的某些政策和领导人员进行批评监督。

  恩格斯这些思想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当时的欧洲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盛行,对无产阶级和党的事业带来严重侵蚀,而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特别是在党的领导集体中存在右翼和左翼两种势力。党的报刊要代表全党意志,维护党的利益和全党团结,在此形势下,如何处理好党的报刊同党的组织及某些领导者个人的关系,情况十分复杂。因此,我们不能把恩格斯的一些新闻观点简单、机械地照搬到当下我国的新闻工作实践中。

  但从恩格斯提出这些观点的背景和意图来看,其核心思想是要确保党报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的坚定性,防止党报的领导权被党内某些机会主义者窃夺或被某一背弃党的纲领路线的组织所操纵,从而失去言论表达和舆论监督的自由。因此,恩格斯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平衡,包括党的媒体和党的领导机关之间权力上的平衡,以及党的思想政治领导与言论出版自由之间话语上的平衡。他希望党报能够成为党内生活的“杠杆”,发挥某种“平衡”和“调节”作用。从历史的角度辩证地看,这些观点对我们深刻认识党报的性质与功能定位,特别是处理党报与党的组织之间的关系有一定启示。

  如果说恩格斯关于党报和党的领导机关关系的论述是将党报作为党内生活的“杠杆”来说的话,那么恩格斯关于党报和人民群众关系的论述则是将党报作为人民的代言人来说的。恩格斯十分重视报纸在联系群众方面的重要作用,他受马克思“人民报刊”思想的影响,认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27]。另外,他格外重视人民群众对于报刊工作的重要作用,他自己就经常深入到人民群众中,了解他们的生活条件和斗争状况。同时,他还强调要发动广大通讯员支持报纸工作,建议向工人学习,主张文章要考虑到人民的喜好和接受程度,等等。

  据此审视当下党的新闻工作现实,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启示我们:①要牢牢坚持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以确保正确的政治立场和舆论导向。当下我国新闻界对这方面的认识比较到位。如近些年,党中央提出了“党媒姓党”“党管媒体”“全面导向”等口号;②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使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有机统一起来;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导向,不断加强同人民群众的沟通与联系。当前媒体格局的巨变使得党的传统主流媒体必须寻求新的与人民群众沟通联系的渠道和方式,尤其“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28]。

  (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路线

  如前所述,恩格斯非常注重新闻的真实性,形成了他独特的新闻真实观。他曾明确提出新闻报道要“完全立足于事实”,要引用比较有说服力的事实或“以事实为根据的判断”[29],保证事实细节的真实准确等;另外,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事实和理论或倾向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应以事实去迁就理论,而应力求把理论以事实的结果表现出来,不应把未发生的历史倾向当成既定的事实。例如1891年,恩格斯在致卡?考茨基的信中反对其在《新时代》编辑部提出的草案中使用的“反动的一帮”一词,因为“它把本身是正确的历史倾向当成既成的事实”,而“我们没有权利把逐渐成为现实的倾向说成既成的事实”[30]。

  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启示我们,要谨记和严守新闻真实性要求和原则。事实是新闻的本源,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是任何一位新闻工作者在任何时候都要牢记于心的基本原则与要求。然而,在当下“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新媒介环境下,许多自媒体传播者没有受过系统而专业的训练,对新闻真实性缺乏认识,对传播和接受到的信息把关不严,从而造成了各种不实信息的泛滥。这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暴发的“信息疫情”中,便可见一斑。

  另外,恩格斯还十分强调报刊工作要面向现实,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例如,1847年,恩格斯就在其《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批判了海因岑那种“不经过冷静思考,不了解也不估计实际关系,就向全世界大声宣称自己的各种革命号召”[31]的荒唐行为。1890年,恩格斯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中,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批判了“青年派”编辑部领导下的《萨克森工人报》,对他们不懂装懂、任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对他们不顾一切现实条件、一味“幻想轻率地‘拿下障碍物’”的做法进行了批评[32]。

  由此可见,恩格斯的新闻思想留给我们的方法论层面的启示是:实事求是,即要注意结合现实国情和实际语境来传播信息,报道新闻。具体包括:在路径上,立足当前现实,发挥调查研究在新闻工作中的作用;在风格上,形成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工作作风;在思想上,提高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避免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等。

  (四)高度重视新闻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恩格斯对新闻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给予了高度关注,特别是对党报的编辑、撰稿人、政论家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1881年,恩格斯给爱德华•伯恩施坦写信,劝说他不要离开《社会民主党人报》,因为伯恩施坦比较擅长编辑报纸,而且“采取了正确的调子,并且表现了应有的机智。……重要的是善于从适当的方面迅速抓住问题”[33]。在批判由“青年派”代表组成的《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时,恩格斯提出,仅有写作才能和理论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以及要向工人学习等[34]。

  在记者素养方面,恩格斯1854年在自荐为《每日新闻》撰稿时写的一段关于军事记者须具备的素质的介绍,给我们提供了参照:撰写过关于军事题材的高质量论文,专门接受过军事教育,亲自参加过战斗活动,对军事科学有多年的研究经验,熟悉俄语、塞尔维亚语、英语等多种语言[35]等。可见,在恩格斯看来,记者应具有理论知识、实践经验、研究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恩格斯还提出了一位党的政论家应具有的条件,即“需要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确,风格要好一些,知识也要更丰富些”[36]。

  由此看出,恩格斯对新闻人才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①理论素养,即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②业务能力,即长于写作、善抓问题、反应机敏、风格良好等;③政治素养,即坚定政治立场,紧握政治方向;④实践经历,即有工作经验、了解时事、注重考察等;⑤品格素养,即对党忠心,性格坚强等;⑥研究能力,即有研究经验或善于分析研究问题。总之,这些观点全面而深刻,对当下我国新闻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总结与思考

  历史长河,浩浩汤汤,多少前尘往事如沙流逝,唯有那思想的丰碑,犹如暗夜明星,熠熠生辉,为世人所瞩目。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为我们矗立起一座新闻思想的丰碑。在这座丰碑上,恩格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前面我们已对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形成背景、历史贡献及当代启示作了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除此之外,还需进一步认清学习其新闻思想的意义以及掌握学习的方法。

  学习恩格斯的新闻思想,不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需要,也是加强新闻工作者队伍思想与作风建设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出了新定位,提出了新要求。例如,习近平在“2?19”讲话中提出,新闻舆论工作要承担起新时代的职责使命(即“48字”方针),“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强调“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37]等。可见,学习恩格斯新闻思想是应时所需,须顺势而行。

  另外,学习恩格斯新闻思想还要掌握科学合理的方法,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分析和解决问题。首先是要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学习恩格斯的新闻思想,不是将其照搬照抄,而是要立足中国国情,结合中国现实,从其理论精华和精神奥秘中获取对当下的有益启示。

  其次,要在学深弄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学深弄懂”是首要前提,是理论起点,“真信真用”是目标路径,是实践终点。学习恩格斯新闻思想,首先要将其放置在历史的语境中进行系统考察,了解其报刊活动的起承转合和新闻思想的来龙去脉,然后对其形成整体性的认知和评价,进而将其合理运用到当前的新闻工作实践之中。

  最后,要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发展。学习恩格斯新闻思想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给出实践上的有益指导,更重要的是要对现有的理论知识有所创新和发展,因为思想是行动的前导,惟有在思想上持续发展,才能给实践以长远的理论指导。因此,立足新时代丰富的新闻实践来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进程,努力构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当代理论体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郑保卫系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王青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9级博士生)

 

  注释:

  [1]《列宁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2][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恩格斯传》,易廷镇、侯焕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页。

  [3]《列宁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75页。

  [5]郑保卫:《恩格斯报刊活动的特点》,《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9-90页。

  [8]郑保卫:《恩格斯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国际新闻界》,1988年第1期,第7-13+6页。

  [9]郑保卫:《论马克思报刊活动的历史地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1-8页。

  [10]葛锡有:《马克思主义诞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5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2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9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5-17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8-31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0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59-36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9页。

  [25]江泽民:《必须切实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提供有力保证》,《人民日报》,1996年1月25日,第1版。

  [26]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第1版。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页。

  [28]习近平:《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人民日报》,2016年4月20日,第1版。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5-17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0-82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5-176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0-8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07-610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7-315页。

  [37]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第1版。

 

作者简介

姓名:郑保卫 王青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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