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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的去熟悉化问题
2020年06月30日 10:33 来源:《现代出版》2019年第5期 作者:黄林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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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理论原创不足、史料发掘不够等诸多严重问题,导致这一领域研究“后见之明”“结果预设”“刻板印象”等现象频频出现。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当务之急是要推动研究范式的创新和出版史料的深度挖掘,促成该研究领域的“去熟悉化”。

  关 键 词:

  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问题/研究范式/出版史料

  作者简介:

  黄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近代史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表征之一就是,作为对传统政治、经济、军事史的一种反动,人们对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开一生面。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一改过去的冷清场面,迎来了自己的辉煌时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其一,研究队伍逐步壮大。现在的出版史研究,不再是行业内少数精英分子的自说自话,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纷纷加盟其中,一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其二,研究成果盛况空前。四十余年来,无论是全国性的综合出版史料,还是地方性出版史料,无论是通史类研究著作,抑或专题性研究成果,可以称得上是汗牛充栋,并填补了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领域的诸多空白。

  可是,在这热闹喧嚣的背后,也不无隐忧的存在。例如:有关中国近代出版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及叙事模式等方面,与中国近代史研究高度趋同,缺少学科特色;因为论题单一、题材雷同,研究成果大都千人一面,了无新意;对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领域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几乎没有展开争鸣和讨论,共识不多;等等。其中,研究方法和叙事模式的陈陈相因,更是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走向深入的一大障碍,存在“去熟悉化”①,亟需推动“去熟悉化”以提升研究兴趣。

  一、日渐固化的研究范式与叙述模式

  在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中,至少存在“后见之明”、结果预设、刻板印象等三种学界惯用的研究范式和叙事模式。以下分别述之。

  1.“后见之明”

  “后见之明”的出现,与考察历史的顺序相关。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提出,“如果认为,史学家考察历史的顺序必须与事件发生的先后完全吻合,那真是个极大的错误。虽然,他们事后会按历史发展的实际方向叙述历史,但在一开始,却往往如麦特兰所言是‘倒溯历史’的,这样更为便利”。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对而言,时代愈近,事情就愈清晰”。“在历史学家审阅的所有画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为了重构已消逝的景象,他就应该从已知的景象着手,由今及古地伸出掘土机的铲子。”②

  这种“由今及古”的历史考察方法,让研究者处在天然的“后见之明”的优越地位,使其了然历史发展结果,熟知历史发展脉络,从而可以发现当事人未能注意到的许多重要事件及细节。使用这一手法,他们可以编撰出逻辑严谨、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的历史文本。其不足之处是会忽略看上去与结果关系不大的一些枝节,损害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还常常会不自觉地用现在的价值尺度去评判前人,以今情度古意。

  在中国近代出版史的研究中,大家使用得最为娴熟的考察及叙述方法,就是这种从最清晰、最熟悉的研究对象入手的“倒溯历史”法。一谈到近代出版机构,研究者就会习惯性地想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等少数几家出版巨头;一论及出版人物,其研究视野总出不了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邹韬奋等几个人的圈子。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些出版机构经受住了历史和市场的严峻考验,最终存活了下来,成了残酷竞争中的胜利者。人以社存,这些出版机构的主事者,也自然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留下了自己应有的印记。它们或他们就成了历史学家眼中“已知的景象”和“最后一幅”“清晰可辨”的“画面”。

  以这些活化石为依托来重构这一段历史,对于中国近代出版史学者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遗憾的是,我们在书写胜利者历史的同时,往往遗忘了曾经的同台竞争者。例如,商务印书馆最初成立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印刷机构。这从它的企业名称可以看得出来。在辛亥革命之前,与商务印书馆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出版机构还有不少,诸如文明书局、有正书局、彪蒙书室、广智书局之类。但在充满“后见之明”的研究者那里,进入视野的只能是最终的胜利者,文明书局等作为“分岔的历史”则被无情排除了。

  “后见之明”不仅体现在历史的叙述中,也深刻影响着历史的评价。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张元济作为商务印书馆主持人,曾经拒绝出版孙中山的《孙文学说》。张元济的解释是言论出版不自由,官吏专制太甚,商人不敢与抗,并非反对孙君。有人就说,张元济的这套说辞多少有些推诿,以致惹恼了孙中山。孙甚至指责商务印书馆已被封建余孽所把持。但凡从事过出版工作的人都知道,出版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政党和国家意志,是有禁区的。必须确保出版安全,才能谈得到其他。如果就此指责作为出版商人的张元济,那就有苛责古人的嫌疑了。我想,如果张元济能够预知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以后的影响与地位,选择可能会不一样。

  2.结果预设

  对人类历史发展前景抱持乐观之态度,是许多历史学家的共识,哪怕其分属不同阵营。他们力图让人相信,人类的历史是一步一步向前演进的,后一阶段总是比前一阶段更为进步,并声称,这种演进是受社会发展规律支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例如,中国台湾学者杜维运就曾说:“就大体而言,历史是在进步之中的,逐渐由草昧几于文明,即使是踯躅而进,即使像蟹沿圆石而行,不时翻转。”③

  与这种历史发展规律论相呼应,一些中国出版史研究者每每将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历史,建构为一个有目的的、有序的、通往某一个终点的不可避免的过程。这一过程,又被相应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和时期。1840-1949年这一区间内的中国出版史研究,也不例外。例如:公开出版的各种中国出版史教科书,就基本上沿用中国历史的分期方法来编排相关内容,分为古代出版、近代出版和现代出版等几个部分。中国近代出版史教科书,也大体上是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分期方法来组织内容的。

  这种历史发展规律论,本质上就是一种结果预设理论。这种理论,在面对丰富多样的原生态近代出版历史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以上述出版史的历史分期为例。由于是生搬硬套中国历史分期法,忽略了出版发展历史的特殊性,有些研究者甚至对“古代出版”“近代出版”“现代出版”等基本概念都不甚了了。因此,他们编撰出的中国出版史和中国近代出版史著作,与其说是试图将相应出版历史构建成一个由古代、近代到现代的层累递进的发展过程,不如说他们书写的古代、近代和现代出版史,只是某一历史时期内出版活动的言说,彼此之间并不存在逻辑联系和替代关系。

  3.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指的是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它既有简化认知过程、节省认知成本、迅速做出认知判断的优势,又存在以偏概全、忽视个体差异、导致认知错觉的风险。

  在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中,就存在着这种现象。例如: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商务印书馆,从一开始就被研究者贴上了如下标签:这是一家在近代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文化企业,与那个时代的北京大学并称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双子星座”。在这一巨大光环下,很少有人会去思考该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其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例如,作为一家私营文化企业,商务印书馆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引发了频繁的劳资纠纷,反映出了资本对劳动者剥削的一面。曾为商务印书馆学徒和店员的陈云,以及服务于该馆编译所并主编《小说月报》的茅盾,就领导或参与了该馆的罢工运动。

  中华书局内部劳资双方之间的斗争,也长期存在,有时还很激烈。因为“中华书局职工的待遇,除高级职员和主要编辑工资较高外,普通职员的工资是比较低的,可以‘清贫’二字来概括”④。例如,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该局动员职工回乡避难,上海总厂也于1938年1月4日正式关闭。不满被遣散的工人占领厂房,并与书局对簿公堂,坚持斗争长达九个半月,最终捍卫了自身的权益。

  从出版人物研究看,也还存在脸谱化、简单化的倾向。我们现在都知道,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他是国民党阵营的人物,又逃到了台湾,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并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他。

  二、去熟悉化的进路

  要去除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中日渐固化的研究范式、叙述模式,达成去熟悉化的目标,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1.回到马克·布洛克,消除“后见之明”

  马克·布洛克主张“由今及古”地考察历史,但他同时也强调“由古知今”考察历史的重要性,认为“脱离特定的时间,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⑤这就是说,要“理解任何历史现象”,研究者都要将事件和人物置于彼时彼地,回到历史的原点,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进行考察。这时,映入我们眼帘的,定然是另一番光景:除了那些胜出的媒体、出版机构和出版从业者外,还有无数为胜出者的光芒所遮蔽的竞争者。

  那么,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实际的出版生态又如何呢?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产生、发展并逐步取得优势地位的历史,就是中国出版业近代化的历史,那我们就不应忘记西方在华宗教出版和世俗出版的引领带动之功,也不应忽略官办书局的探索促动之力。而民营出版业内部不同出版机构之间的相互支持和激烈竞争,更是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快速发展的基础。

  以近代中国出版业的中心上海为例,有资深出版人就搜集到的资料和记忆所及,整理出上海一地近六百家近现代出版单位的材料,其中在1900-1911年间存在或创建的出版机构就有一百四十余家。⑥还有人曾统计,仅上海一地,生前对上海出版工作有过贡献的近现代出版家就有三百多人。⑦

  在百舸争流、千舟竞发的背景下,中国近代历史上任何一家出版机构,都有可能在竞争中胜出,成为行业的标杆;任何一个出版人,都有机会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中国近代出版历史上,成为行业的楷模。反之亦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及其创办人、主事者,当时只是这众多近代出版机构和出版从业者中的一分子而已。他们或它们并不必然会成为后来我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如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军蓄意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位于上海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印刷厂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等,商务印书馆损失了总资产的80%,被迫暂时停业,解雇全部职工。中华书局的状况更加危险。民国六年经营危机发生后,它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甚至曾希望商务印书馆接盘。如果商务印书馆应对失误,而中华书局倒闭成为现实,那中国近代出版史又不知会是怎样一番模样。

  回到马克·布洛克,从历史的原点出发,由古及今地考察历史,我们就能发掘中国近代出版史蕴含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可能性,消除“后见之明”的弊病。

  2.创新研究范式,破解“结果预设”

  创新出版史学理论,引入各种不同的研究范式,是破解“结果预设”的最佳解决之道。任何一种史学研究范式,都不可能穷尽历史的解释。每一种研究范式,都只是从某一个角度接近真实的历史,但很多种研究范式得出的成果,则庶几可以重构或还原真实的历史。这种真实的历史,或许就是马克·布洛克所追求的“总体的历史”。“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⑧

  以中国历史学界现有的实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处在借鉴和模仿西方史学理论的阶段,还无法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本土化解释体系。中国出版史学界就更不用说了。有学者坦陈:“出版史学的理论建构比较难,出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也比较难。”⑨相较而言,引进、消化、创新运用各种不同的研究范式,还是切实可行的。革命叙事模式和近代化叙事模式,注重文本的书籍史研究与关注读者的阅读史研究,“倒溯历史”或者是顺溯历史等,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

  可喜的是,一些中国出版史研究者已在此领域开始了可贵的探索,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例如: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就组织团队,“尝试写出不同的报刊或媒介历史,在范式上有一个根本创新”,即“以媒介为重点,以媒介实践为叙述进路,报刊不是本质的而是构成式的;要有多样的视角和分析单元,以实现范式的变更”。⑩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一班人,则将生活史的理念、方法引入出版史学研究,探讨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主要研究出版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生活。此举不仅“有利于促进出版史学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呼应国际出版史学潮流,同时也有助于观照当前出版转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出版人才、出版文化建设问题”(11)。

  多样化研究范式的实践,能够有效扩大中国近代出版史的研究领域,并促成不同研究范式成果之间对话局面的出现。

  3.发掘原始资料,改变“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是出版史料的欠缺,或者是有选择性地使用出版史料造成的。后者姑置不论,我们更愿意来谈一谈出版史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综合出版史料,以及各种专题出版史料,都相继面世,品种繁多,空前丰富。但是否可以说,已整理出版的史料,足以保证研究者客观完整、不带任何偏见地认识与描述中国近代出版史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其一,已有的出版史料,从结构上说,并非无懈可击。例如,在革命叙事语境中,苏区、边区、解放区的出版史料整理和传播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和支持,而国统区、租界,特别是沦陷区,乃至台湾日据时期的出版史料的整理工作,就明显滞后,有些几乎无人关注。虽然情感上难以接受,但后者无疑是中国近代出版史的组成部分,应当本着历史主义的态度来看待这部分出版史料的整理和传播。

  其二,近代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一个明显的例证在于,每当一种新的史学理论和研究范式出现,都会发掘出一批全新的出版史料。例如:中国近代报刊中登载的读者来信或编读往来之类的内容,从来都不曾引起出版史研究者的注意,但这些资料在阅读史研究者眼中,却是弥足珍贵、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在多样性方面,也存在诸多不均衡之处。如文字史料与书报刊实物史料、档案史料与口碑史料、中文史料与西文史料的失衡,等等。

  只有占有足够丰富和多样的出版史料,并正确地使用它,改变“刻板印象”才会成为可能。

  总之,推动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领域的“去熟悉化”,是促进该领域学术研究进步的必然要求。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仰赖两种方式:其一是研究范式的借鉴与创新,其二是出版史料的发现与挖掘。而从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的现状来看,研究范式的引入、消化和创新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①③康乐,彭明辉.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80,118.

  ②⑤⑧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M]张和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53-54,46,55.

  ④中华书局编辑部.回忆中华书局[M]北京:中华书局,1987:80.

  ⑥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

  ⑦宋原放.出版纵横[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25.

  ⑨范军.深化中国出版史研究之浅见[J].出版参考2019(3).

  ⑩黄旦.新报刊(媒介)书写:范式的变更[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12):5-19.

  (11)范军,欧阳敏.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J].现代出版,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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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黄林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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