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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海计划”中城市共同体想象的报刊建构 ——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
2020年07月17日 09:40 来源:《新闻大学》2019年第6期 作者:周怡靓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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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1927年至1937年间,为改变华界落后的面貌,“大上海计划”在上海特别市政府的主持下出台并实施。市府秘书处从1927年12月开始与《申报》合作,每周四印行《市政周刊》专版,专载“大上海计划”相关内容,《申报》在宣传、动员和推动计划实施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大上海计划”不仅是一项市政建设方案,更是一个媒介事件。在《申报》对“大上海计划”全方位的呈现和诠释中,城市共同体想象在地方和民族两个层面同时展开,二者之间既存在张力又相互统合。本文将“大上海计划”作为一个剖面,探讨这一时期《申报》话语建构的两种不同的共同体想象、二者在话语网络中的相对位置,以及这种相对位置背后的原因。

  关 键 词:

  “大上海计划”/《申报》/地方共同体/民族共同体

  作者简介:

  周怡靓,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15ZDB140)。

 

  一、报刊与想象的共同体

  安德森指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崛起,与时间观念的改变、印刷术的普及等息息相关,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们对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心理归属。“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然而他们相互连接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3:6)在安德森看来,这种相互连接的意象就是经由报刊建构的,因为报刊史无前例地给予了人们想象自己的同胞“同步存在”的能力。

  安德森解释了报刊建构民族国家这个“想象共同体”的巨大作用,而共同体的另一层面——城市共同体却常被忽略。杜赞奇认为,报刊也可以创造与民族国家相对的另一种共同体表述,“虽然民族主义理论把自己置于表述网络中的特权位置,自视为一个囊括或维系其他认同的主身份认同,但实际上它只是众多认同中的一个”(杜赞奇,2008:7)。作为一个典型的现代共同体,和民族国家一样,城市也是经由想象建构的。想象并不等于虚构和捏造,“区分不同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3:6)。因此,“谁在想象”“想象什么”最终决定了共同体的样貌。

  共同体认同并非唯一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特定时空、特定历史情境中,具有不同的形态与内容。作为中国最西化和最异质性的城市,上海在中国版图中是一个另类,市民对上海的地方性认同与“五四运动”以来确立的民族国家认同保持着一种的复杂关系。因此,在考察共同体想象的不同层面时,上海是一个典型样本。

  作为一个现代移民都市,尽管上海自元代开始设县,但上海移民对于上海的认同在20世纪初才基本形成(熊月之,1997:55)。20世纪初叶的上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畸形城市:公共租界、法租界横亘于市中心,将同属华界的南市和闸北拦腰截断。在“三方四界”的城市格局中,租界占尽地利之便,工商业聚集、经济繁荣。与租界相比,华界处处相形见绌。1927年至1937年间,为改变华界落后的面貌,在上海特别市政府的主持下,《建设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书》《上海市分区计划》《上海市道路计划》等都市改造规划相继出炉,这些规划被统称为“大上海计划”。“大上海计划”试图以新城的发展来带动上海城市结构和城市空间的重组,以期振兴华界,并以此作为收回租界的筹码,统一上海。“大上海计划”尚在酝酿时,《申报》就开始密切关注此事。鉴于《申报》在上海本埠乃至全国的影响力,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处从1927年12月开始与《申报》合作,每周四印行《上海市政周刊》专版,专载“大上海计划”相关内容。十年间,《申报》发表了大量相关的消息、评论、专访等,在宣传、动员和推动计划实施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大上海计划”不仅是一项市政建设方案,更是一个媒介事件。

  本文考察的正是“大上海计划”这一媒介事件中,《申报》话语所建构的城市共同体想象与认同。杜赞奇认为,认同不是单一的建构,而是在许多想象形式组成的相互冲突的表述网络中建构的,一种身份认同所标识的是与其他身份认同的“相对位置”(杜赞奇,2008:7)。本文将“大上海计划”作为一个剖面,探讨这一时期《申报》话语建构的不同形式的共同体想象、它们在话语网络中的相对位置,以及这种相对位置背后的原因。

  二、“共建大上海”与地方共同体想象

  近代上海的突出特点可概括为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来源于人口籍贯多元、职业工种多样以及“一市三治”的特殊政治形态。上海开埠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共有三次移民潮,至20世纪中叶,上海已经从开埠时的江南中小城镇,一跃成为一个五方共处、华洋杂居的移民城市,非上海籍人口占85%,上海籍人口仅占15%(熊月之,1999:57)。商业和贸易的空前繁荣也带来了职业和社会阶层的多样化,洋行买办穿梭来往,知识精英你唱我和,伙计、雇工、妓女等下层民众分散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分治之下,一市之内就有三类市政机关、司法体系、警察系统、公交系统(熊月之,2008:15)。多元、混杂带来碎片化的生活体验,每个人所感知的城市似乎都不同。当生存的主体由群体转变为个体,利益单元由共同利益转变为个体利益,大城市出现以前的传统共同体生活方式似乎正在日渐枯萎。

  帕克曾有感于“首属群体”的消逝,将整合城市、走向新的共同体的希望寄托于报刊(罗伯特·帕克,2011)。《申报》这样一种典型的城市报刊,为上海城市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黄旦认为城市与报纸是一种共生关系:“一方面,报纸是城市的组成部分,从中牵线拖网般拉曳出新闻和信息,另一方面,城市又是在报纸的组织化、程序化操作中得以编织和呈现,成为众人分享和触摸的经验性存在。”(黄旦,2017:142)经由报刊,都市生活中那些碎片化的个体经验得以转化为一种共同的生活经验被感知和分享。“大上海计划”作为重要的城市新闻,占据了《申报》重要版面,而《申报》对“大上海计划”呈现和动员,让这个市政计划演变成一项众人共同参与的社会活动,一段被共享的经历。

  按照人文地理学的理解,城市不仅是一个具有固定边界的物理场所,也是活生生的人们生活的“地方”。阿格纽认为,“地方”包含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个人情感因素,“地方”是人在物质环境中确立身份认同的结果(Agnew,1987)。参照阿格纽对地方要素的划分,本文认为构成地方共同体想象的有三种基本要素:“市民”——行动和想象的主体;“城市”——对生存空间的体认;“地方感”——对地方的情感依附。这三个要素,正是在《申报》对“大上海计划”的报道中逐渐清晰起来。

  (一)建构市民身份

  《申报》沟通政府和市民群体,围绕“大上海计划”建构出一个公共言说的空间,打开了市民公共参与的入口。报刊不仅仅是一个记录者,更是一个交往的场域,政府、民众你来我往,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暗示着与这座城市、与生活在这城市中的人们千丝万缕的联系。

  市民,是《申报》的读者对象,也是市政建设所要动员的群体。在相关报道中,“全市市民”作为一个共同体被反复提及。计划伊始,1927年12月22日《申报·上海市政周刊》刊首的《编辑者语》写道:“上海市政创办未久,百废待兴。本刊发行之始即以宣示市政状况、灌输市政常识为职。志于开诚布公之中,尤寓有集思广益之意。则本市市政之设施与改革,全市市民实有共同之责焉。”《申报》向上海市民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愿景:士绅商贾、贩夫走卒,阶级、职业、籍贯一概不论,都被赋予一个共同的身份——“市民”,每个人都作为城市共同体的一个组成单位、作为一市之根本被容纳进了新上海的设计蓝图中。

  “市民”作为一个集体身份被个体自觉接受,还要基于一种共享的经验:对“大上海计划”的共同参与。《申报》本着“开诚布公、集思广益”的原则,传达市政信息,同时打开市民言路。计划尚在酝酿时,市民就是主要的意见征询对象,《申报》特开一栏目专载社会各界人士及普通市民对于上海市政的建议和评论。《大上海计划刍议》《大上海财政之我见》等读者来论屡屡见诸报端。由于计划繁复庞杂,具体设计方案几乎是边建边改,计划启动后,政府又几次通过《申报》向市民中的有识之士,征求设计方案,以求尽善尽美。建言献策过程中,市民群体日益显露主人翁心态:“特别市政府披露了大上海计划以后,东也反对西也反对……要请国民政府把现在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大上海计划,采取真正地方上的民意,从速加以纠正。”(申报,1928)民意也是评价建设成效的主要标准:“市由民积,政以为民。故除福利市民以外,不足以称市政……故敝市政府之施政方针,悉以开明的民意为旨归。”(申报·上海市政周刊,1929a)

  “大上海计划”的蓝图雄伟无比,据估算仅第一期工程所需款项就已达5000万元,相当于市政府约12年的财政总收入(魏枢,2011)。建设资金捉襟见肘,市政府只得寄希望于市民,一面发行市政建设公债,另一面则在“招领余地”的名目下,冻结江湾一带的土地买卖,再采用低吸高抛的手段,获取差价。计划实施过程中,资金短绌的情况屡次出现,市政府又多次使用上述集资办法。《申报》配合市府工作,就公债认领和土地招领发表多篇报道,如《市公债悉归大上海建设用》《市中心区开始招领土地》《市中心领地余波,第一号抽签人之声明》等,告知政府筹款计划,为市民答疑解惑,更重要的是鼓动市民积极参与筹款、调节经济及土地纠纷。“政府市库支绌,而各项建设又急待举办,是以有发行市公债之议……大上海之建设,即从此着手,市民之引领期望者,从此可次第设施。而市民爱市之心,亦可从此征之矣。”(申报·上海市政周刊,1928a)一方面,“爱市之心”以及市民的“主人翁”身份,常被《申报》用作筹款动员、调节纠纷的话语资源,以此激发市民的集体情感共鸣;另一方面,由于有了经济上的关联,市民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意识开始觉醒,彼此之间休戚与共的真实感也在不断强化。

  “为了形成集体认同感,一个群体必须把自我界定成一个群体。”(贝尔特·克兰德尔曼斯,2002:104)看似互不相干、在城市中各自谋生的个体都被《申报》纳入“市民”这一群体中,民众因这个集体身份获得了与政府对话甚至协商的机会,而公共参与反过来又强化了集体身份的真实感。“市民”身份就在这种共同经验中被个体自觉接受。一个利益相关、情感相连的共同体开始浮现。

  (二)体认城市空间

  报刊就像一盏聚光灯,突出焦点、造就可见。城市的许多构成部分经常是隐而不显甚至被忽略的,市民对城市的体认很大程度上依赖报刊的呈现。在创刊初期,《申报》眼中的上海是“无物不至无美不臻”的中西瞩目之善地,一派繁华景象(申报,1872)。但在“大上海计划”的报道中,《申报》却说上海“百废待兴”,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述,其实暗含了报刊视角的转变。

  由于在租界创刊,早期《申报》自然将视线聚焦于租界,华界很少进入《申报》视野。读者的目光随《申报》聚焦于繁华的租界,久而久之,“上海”似乎就与“租界”画上了等号。华界虽一直处于报刊视线之外,近半数的上海人口却真实地生活在那里,上海的繁华并不为所有居民共享。曾有读者在《申报》上发出这样的感慨:“吾人居斯繁华之上海,不可谓不较内地人民适意多矣……然此等便利惟租界人民得能享受,住居华界之人民则未尽能享受此种幸福。”(申报·本埠增刊,1927a)人们切身感受到的上海与《申报》目之所及的上海似乎不是同一个城市。作为繁华的背面,华界总是与“上海”这个名称有种疏离感。

  “大上海计划”让《申报》的视线首次聚焦于百废待兴的华界。不再是作为租界的陪衬,华界被置于《申报》视野的中心,同时也进入了市民视域的中心:“择定翔殷路之北,淞沪路之东,闸殷路之南为中心区域,即将加以建设……此市中心区域,是上海全市之市中心区域,非市政府之市中心区域。”(申报,1931)除了焦点的转变,《申报》话语也在潜移默化中确定并统一了对上海地理边界的认知。上海自设县以来,城市边界一直不甚明确,租界的出现让上海内部格局也开始变得复杂。随着租界的屡次扩张和上海辖区的不断变化,华界的范围也相应处于变动之中,且华界各区从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机构,直到“大上海计划”出台,华界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才宣告结束,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大上海”。1927年12月21日,《申报》在《大上海计划刍议》中首次明确了上海的城市范围:“现在所称为上海者,系指定闸北、租界、南市而言,此为狭义的上海。本刊所论乃合浦东、浦西、龙华、吴淞而为广义的大上海。”其他相关报道则进一步呈现城市格局:“大上海之计划以上海之华界划分四大区域,即闸北至吴淞为商业区,南市至龙华为农林区,浦东为工厂区,沪西为住户区。”(申报·本埠增刊,1927b)由此,一个边界清晰、焦点明确的新上海呈现在市民们眼前。“大上海”由模糊到可见,这种空间体认是构成城市共同体认同的基本要素。

  (三)孕育地方感

  城市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地方”。空间仅是“均质地球表面的延展”,而地方则是“人们生活、发现自己、生产经验、诠释、理解和找到意义的一连串场所”(理查德·皮特,2007:75-76),人与地方之间在文化上、情感上的联系是城市最重要的意义。地方感是产生城市共同体认同的关键要素,也是社会动员的有效话语资源。地方感乃是透过人群的日常生活而日复一日地操演出来的(蒂姆·克雷斯韦尔,2006)。经纬万端的“大上海计划”几乎覆盖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城区规划、道路交通、水利邮政、文化教育等都是变革的对象。《申报》的相关报道除了记录“大上海计划”的全过程,也在营造和孕育市民对上海的情感依附——家的感觉。通过《申报》持续十年的描绘和呈现,“新上海”的地方感逐渐印刻在市民的心中。

  市政新屋、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等标志性建筑,在《申报》的见证下拔地而起。《典丽的橘黄色市府建筑》《虬江码头》《大体育场开始建筑》《上海市图书馆博物馆工程概要》等专题报道详细记录了它们从图纸化为一幢幢宏伟建筑的全过程。《申报》目之所及便是读者目之所及,市民借着《申报》这个视窗游历新上海。透过报刊的“观看”,心随眼动、身随心至,从前无人问津的荒芜之地,竟渐渐聚集起人气。车辆往来穿梭,行人信步闲游,今日的华界已不复往日的破败,尤胜租界之繁华。这些楼宇、道路并不仅仅是空间坐标,更是市民的日常行动场所,在《申报》的表述中,它们被赋予生活的意义。南北两市因租界横亘其间,居民商旅往来常有诸多不便,新铸成的中山路沟通南北,从此市民往来无须假道租界,《申报》认为中山路“开上海市交通的新纪元”;市体育场供市民锻炼体魄之需,市立图书馆与博物馆为市民学艺的研究观摩之地,《申报》称赞它们“是改进生活、智识、体育、娱乐各方面的场合,足以转移一个地方的风气”(申报,1935);在《申报》看来,植树这样看似微小的举措也关乎市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显示出上海市政的人性化。“特别市的未来故要发展他原有的地位,也要满足市民的需要,使富于农林色彩的地带供他居住。”(申报·植树特刊,1928)为响应新生活运动、改良婚俗,1935年全国第一届新式集体婚礼在上海新市府大厦前举行。流程上废传统婚礼之繁文缛节,采用西洋婚礼制式,服饰上仍保留部分传统中式元素,中西结合,领风气之先。《申报》对此社会新风尚不吝赞赏、热情报道,看到商机的国人纷纷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借集体婚礼的东风,推广各种新式生活用品,上海风尚引得全国瞩目。

  地方感源于对城市意义的充分体认。《申报》对“新上海”全方位的呈现和诠释,标示出上海独特的生活方式及其意义,使“非普通的上海”成为“中国各地之模范”。《申报》造就了人们的上海梦,言必称“共建大上海”俨然当时的潮流。“流动的人群聚集于城市,为了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共同努力连接成新的地域共同体。”(Maclver,1917:25)在阅读《申报》时,城市中分散的个体自觉归附于“上海市民”这个集体身份,感知共同的生活场域,在共享的日常生活经验中体会到一种强烈的地方意识和情感认同,操演出独属于上海的地方感,并在这样的体验中,反复确认一个“城市共同体”的存在。

  三、“收回租界”与民族共同体想象

  “大上海计划”尚在酝酿之时,上海、天津、汉口等地收回会审公廨运动已渐具声势,进一步收回租界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对于国家领土内存在“一部分为我统治权所不能及”之租界,《申报》认为“丧权辱国,莫此为甚”。《申报》评论称:“上海特别市与各租界接壤相望,就政治上言之,租界一日不收回,则政治一日无澄清之望;就经济上言,租界一日不收回,则经济一日无发展之期。此收回租界,为确立本计划之先决问题。”(申报·上海市政周刊,1928b)因此,改良市政、为一市之人民谋福祉并不是最终目的,“刷新市政以树收回租界之基础”才是最终诉求,上海的改良和发展不仅为“全上海市民所希望,亦为全国国民主张”(申报,1927a)。《申报》将“大上海计划”置于民族复兴的宏大背景之下,其意义也从城市发展提升至国家主权的层面。在这样的表述中,民族共同体想象作为城市共同体的一个层面被唤醒。

  与城市空间共同体想象不同,民族共同体想象主要以时间维度上的血统、种族、文化等传承因素为根据,强调生物基因、文化传统等。并且,民族共同体总是在与其他民族的对立和冲突的话语网络中建构起来,并始终伴随着建构一个民族国家的努力。

  (一)强调国民身份

  “国民”在报道中几乎与“市民”同样频繁地被提及,“建设大上海,是总理的计划,是国民的天职”(申报·上海市政周刊,1928c)。经历了20世纪历次民族主义运动的洗礼,“国民”在其时已经是一个被广泛接受和自觉认同的集体身份,因此,仅提及“国民”一词,无需多言,就能唤起深植于国人头脑中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和情感。《申报》将民族主义作为另一种社会动员的话语资源,也在情理之中。

  早在1919年,孙中山就在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后被译为《实业计划》并编入《建国方略》)中提出“设世界港于上海”(孙中山,2002:143),国民政府发布“大上海计划”时便宣称此计划缘起于孙中山的构想。实际上,“大上海计划”与孙中山的最初构想存在不小差距,但援引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既能赋予这个市政项目以合法性,又能以此激发市民的爱国之心(安克强,2004),“国民责任”是其时最有力的社会动员话语。《申报·上海市政周刊》上,孙中山像曾被置于十分显眼的位置,总理遗嘱列于头像下方。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在国民心目中已然成为一个可以与民族国家划等号的符号,这种符号的反复运用,其意义不言而喻:所谓“总理信徒,中华民国人民也”(申报,1930a),市民不仅是一市的居民,也是一国的国民,其行动与贡献,不仅是为上海市,也是为整个中国。国民意识在“大上海计划”的报刊动员中被再次唤醒。

  (二)渲染华洋对立

  上海开埠之后,中外主权并存、分而治之,形成了“国中之国”的奇特样态。与其说是一个城市,上海更像是近代中国的缩影:领土四分五裂,主权不再完整。华界与租界之间的对抗从未停止,随着租界人口逐日增加,在沪的外国人采用越界筑路等方法,不断扩大租界范围。扩充租界自然遭到了华界的强烈抵抗,“由外国人方面看起来这种要求原可以说有相当的理由的,但是这二十几年来,中国人的国家思想一天发达似一天,推广租界始终不能得到中国人的同意”(申报,1926a)。一条马路就相当于一条难以逾越的“国界线”,国人自是寸土必争。

  《申报》曾就上海市政问题采访孙传芳,并作出如下评论:“市政是自治范围以内的事,但是以上海而论,又有特别的情形,因为上海是华洋杂居的商埠,许多重大的市政都同外交上有密切的关系。”(申报,1926a)在《申报》看来,华洋杂居的复杂场景中,城市建设不仅关乎市政,更关乎主权。面对租界的不断扩张,华界开始采取积极的抵御措施,建设市政便是一项重要举措。上海特别市成立当天,《申报》便在头版刊登了时任上海市长黄郛的讲话,认为抵御租界唯一的方法就是“依赖新港口的开发,另搞一个热闹繁华的市中心区域,孤立租界,使它们能像结核病患者一样,自行死去”(申报,1927b)。在相关报道中,《申报》不断强调“大上海计划”的最终目的就是发展华界以抗衡租界,并相信此举能“把租界以外的上海造成功一个模范市,然后以模范市的成绩为要求收回租界的根据”(申报,1926a)。

  对抗租界,被《申报》解读为“大上海计划”最重要的意义。《申报》虽在租界创刊,但始终明确地以华人的视角记录和报道,对抗意味也就不可避免地进入报刊话语。这类表述中,《申报》所呈现的上海是一个“华洋对立”的场景,其中的共同体想象也就不再是一个城市共同体,而是一个与其他民族共同体相对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三)重构民族主义

  20世纪以来的历次社会运动中,民族主义总是最有效的动员话语,但其意涵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维新前后,国人开始意识到国力衰弱的现实,因而提倡种族竞争、文明自强,形成一种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核心的自省式民族主义观念;在拒俄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中,民族主义被等同于“黄白对立”,辛亥革命中民族主义被表述为“排满”,其核心是种族观念;“五四运动”中,以“世界公理”为思想支撑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政治甚至普通中国人的观念中扎根下来,成为一切政治话语的合法性基础。

  在“大上海计划”的报刊话语中,民族主义呈现出复杂的意涵。王奇生认为,梁启超意义上的自省式民族主义在20世纪不曾有过大显身手的机会(王奇生,2010),但自省意识却是《申报》建构民族主义话语的起点。诚如熊月之所言,租界在上海的设立是在落后的中国开了一扇窗户,让中国人了解世界相对先进的制度和文明(熊月之,2008)。在西方文明的映衬下,不论是城市硬件设施还是国人精神面貌,华界都相形见绌。因此,《申报》呼吁华界之建设“当比租界内更为完善,诸如卫生、经济、土地、教育等事业,一切办得极完善”(申报,1927a)。市政建设不能落后,国人素质也不能掉队,“改革社会陋习,改造信仰谬点,若旧心理不能革除,即新社会无以产生。由新心理之建设,进为新物质之建设,以完成大上海之新生命,不让欧美人民专美于前也”(申报·上海市政周刊,1929b)。“知耻而奋进”的表述背后是对西方文明的憧憬以及对现状的自省。

  《申报》建构的民族主义话语,一方面有“师夷长技”式的自省,另一方面又有对“全盘西化”的担忧。西方文明对民众生活的渗透,反而引发了一种民族危机感。清末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退,《申报》对市政设计方案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的强调和颂扬便是明证。这种民族危机感还促发了民族主义话语中的“反帝”意涵。“三民主义”字样多次出现在报道中,例如:“今日吾国一切建设,当本三民主义为原则,与欧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许多异其途辙。”(申报·上海市政周刊,1929b)国民大革命期间,“三民主义”被进一步阐发为“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意涵由“排满”转变为“反帝”,《申报》话语中的民族主义延续了这一意涵。《申报》对上海在反帝运动中的处境有过明确论述:“吾民族遭受重重压迫,本市为帝国主义者,在吾国实施侵略压迫之大本营。故本市民众忍受之苦痛自亦较甚。”这种认识使得《申报》将“大上海计划”视为反帝运动的一部分:“惟此种压迫与苦痛,非惟不足以馁吾人之气,且使吾人摧毁帝国主义者巢穴之意念,益加坚决……至于努力于收回租界统一治权之运动,以冀总理大上海计划之完全实现,更愿市政府能作更进一步之奋斗。”(申报,1930b)

  虽然以自省为起点,但在“大上海计划”的报道中,民族共同体想象依然是在华洋对立的场景中建构起来的,反帝思想仍是这一阶段民族主义话语的重要内容。民众在阅读相关表述时,头脑中的国族意识和华洋对立意象被不断被强化,并据此辨认出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

  四、地方与民族:两种共同体想象之间的张力与统合

  如前所述,民族共同体想象主要以时间维度上的血统、种族、文化等因素为依据,地方共同体想象则以空间维度上的地域范围或共同生活经验为依据。这两种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想象,其内在的矛盾和张力是无法忽视的。第一,地方共同体想象中,上海被描述为一个华洋共荣的商埠,城市共同体并不仅限于华人,还包括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诚如《申报》所言,“现在的上海并非中国一国人的上海,乃是全世界在上海(居住)人民的上海”(申报,1926b),而民族共同体想象中最突出的意涵却是反帝与华洋对立,种族、国籍正是区分不同民族共同体的主要维度;第二,地方共同体认同基于华洋共处的事实,市民在生活方式、思维理念上倾向于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偏西化的独特海派文化,反而日渐产生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疏离感;第三,地方共同体想象激发了市民群体活跃的主体意识和自治吁求,极易导向一种地方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对民族国家这种特权式的宏大叙事形成挑战和拒斥。如何处理这两种共同体想象的关系,是当时生活在上海的国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两种共同体想象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是在“大上海计划中”首次出现的。中国自西周以来就确立了政治大一统的国家理念,并与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一起成为几千年来古代中国集权政治与国家认同的思想根基。清朝末年,深刻的民族危机引发了一系列探索中国出路的政治运动,这一过程中,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最有效的动员机制,最终取得了无可置疑的合法性。中华民族及其利益代表中央政府的权威取代了封建王权的神圣性,重新凝聚起人们的归属感,并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大一统”的认同框架,建构起中国人的共同体意识。

  对“大上海计划”中同时出现的两种不同的共同体想象,《申报》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着意弱化了二者之间的张力,通过强调民族共同体的至高地位,将地方共同体纳入民族国家的框架内。主要表现在:

  第一,强调市民身份从属于国民身份。“模范市的市民是要预备将来做一等国的国民的”(申报,1926)。市民是城市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也是更大的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两种身份在《申报》看来并不是平等并置的关系。作为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国民身份认同必须优先于市民身份,市民身份认同必须从属于国民身份,以民族共同体的利益为先。

  第二,始终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中谈上海问题。“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即不能有头绪。”(申报,1927a)因此,上海虽特殊,但也必须在民族国家的整体框架中谋求发展:“上海的新建设,必须先将从前历史上与环境上的种种特殊情形,融化于青天白日之下,完成在中国政府完全统治之下的上海。”(申报·上海市政周刊,1929c)《申报》还多次在表述中明确地方与国家一致的利益指向,从而强调地方发展要以服务民族国家为最终目的:“市民图国家建设,必请自建设本市始。何也?盖国者无数市县之积也……虽吾人一方负有建设新上海之责任,同时负有建设新国家之责任。”(申报·上海市政周刊,1929d)

  报刊客观的记录,也是一种对历史的建构。杜赞奇指出,我们往往倾向于把历史当做认知的透明媒介,而不是将它看作一种话语(杜赞奇,2008)。即使是以“史家办报”为宗旨的《申报》,其报刊话语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以特定视角建构历史的方式。因此,特定的报刊话语必然根植于社会环境这个重要“基质”,同时不可避免地隐含着报刊自身的立场和目的。《申报》如此呈现这两种共同想象的关系,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政治因素。新闻与政治关系密切,詹姆斯·凯瑞在评价美国的“公共新闻业”运动时说,把新闻与政治看成两个互不关联的独立部分是错误的。相反,它们总是积极共生互为适应,一方只有从另一方中才能被理解(詹姆斯·凯瑞,2009)。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为当时的两个直辖市——南京和上海都制定了相应的城市发展规划,而针对南京的《首都计划》居然没有得到南京市政府的理会。在首都尚且遭此冷遇,可见国民政府根基并不稳固,想在全国确立统治地位并非易事。在此情况下,另一个直辖市上海对它支持与否就显得格外重要。另外,蒋介石为维持政权频繁进行军事活动,其经费有一半来源于上海(郭奇正,2001:38)。因此,上海的发展、上海对新生国民政府的支持是巩固新政权的关键。上海特别市的前几任市长均为蒋介石的同窗好友,蒋介石还在特别市成立典礼上亲自发表训话,《申报》在头版进行了全文登载:“上海之进步退步,关系全国盛衰、本党成败,不能不切望全体同志联合起来协助建设。”(申报,1927a)蒋介石的训话,反映出中央政府希望通过上海的市政建设,一方面动摇租界的地位,直至取而代之;另一方面控制上海,真正确立自身在全国的统治地位,让新生的国民政府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和认同。《申报》在话语表述上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强调地方对民族国家和中央权威的从属,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报刊自身的立场。《申报》虽然是典型的城市报刊,但在民族危亡的大环境中,《申报》秉承立足本埠、心系国家的立场。“九·一八事变”之后,《申报》更是一改中立保守的态度,高举民族大义的旗帜。1931年9月1日,《申报》在《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中明确表示报刊肩负“使社会进入合理常规、使我民族臻于兴盛与繁荣”的责任,并在新的办报方针中提出“鼓吹建设,务使中国进入近世科学世界之领域,建设一崭新之社会与国家”。1932年,史量才担任上海地方维持会会长、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等职务,开始直面上海乃至全国的政治纷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申报》视野从上海本埠转向民族国家。这样的报刊立场使得《申报》将“大上海计划”视作民族复兴的希望,认为华界的发展是为收回租界做准备,上海的建设是为全中国其他城市树立榜样。因此,《申报》始终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中谈上海问题,强调地方与民族一致的利益指向。

  第三,社会动员的需要。“大上海计划”旨在对上海的方方面面完成彻底的改革,市民们面对的是全新的生活场景和生活方式。破旧立新不可避免会带来一种“断顿”的焦虑感,迈入新世界、抛弃旧习惯之后,如何再与过去相连?诉诸一个统一的、连续的民族主体则是治理断裂问题的方案。另外,经过20世纪初期数次社会运动的洗礼,民族共同体认同在当时已然成为最普遍的共识,“民族”话语在社会动员方面显然比“地方”更有效。因此,《申报》将“大上海计划”的意义从城市发展提升至民族复兴的层面,强调民族利益的至高地位。

  报刊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还是建构关系的场域,报刊创造共同体。安德森看到了报刊在建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安德森可能忽略了共同体的其他层面。作为另一个层次的“想象的共同体”,城市也是经由报刊建构起来的。在《申报》对“大上海计划”全方位的呈现和诠释中,城市共同体想象在地方和民族两个层面同时展开,但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张力。杜赞奇指出共同体认同从来不是孤立地被建构出来的,一种共同体表述始终在话语网络中与其他的共同体表述处于一定的相对位置。报刊话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种相对位置,《申报》在表述中引导民众将地方共同体想象纳入民族国家的框架之中,弱化张力而强调统合。报刊话语不仅是一种客观的记录,更是一种建构历史的方式,《申报》对两种共同体及其相对位置的表述,是对当时社会环境因素的一种回应,也不可避免地隐含着报刊自身的视角和立场。虽然《申报》话语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两种共同体想象之间的内在张力,但在一定程度上规训着上海市民对民族国家及中央政府权威的服从。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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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市民的心理建设[N].申报·市政周刊,1929b-02-21(1).

  [32]第六次全市代表大会宣言[N].申报,1930b-03-06(13).

  [33]昨晚联华总会与工部局宴孙丁[N].申报,1926b-05-08(13).

  [34]张市长就职时之演说词[N].申报·市政周刊,1929c-04-06(1).

  [35]新岁开始与上海市政[N].申报·市政周刊,1929d-01-10(1).

  [36][美]詹姆斯·凯瑞.必须保卫公共新闻业[A].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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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周怡靓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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