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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玥:关心社会的镜头转向
2015年03月20日 14:33 来源:文汇报 作者:胡玥 字号

内容摘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画意摄影无疑是中国摄影艺术的主流。从华社到黑白影社,摄影的写实功能逐渐回归,中国的摄影艺术开始酝酿现代主义转型。

关键词:摄影;镜头;摄影师;华社;摄影艺术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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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画意摄影无疑是中国摄影艺术的主流。吉泽尔·弗伦德在《摄影与社会》中提出,摄影师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关心社会的”(concerned),摄影是他们表达参与社会事务的方式;另一派则把摄影当做表达个人艺术的媒介。

  摄影发明之初,因其机械性的特点(如逼真、复制等),被视作“不能洞穿‘表面现实’的媒介”。这种特点在中国摄影确立艺术地位的时期,也被当做一种阻碍。中国当时所谓的“美术摄影”是狭义的摄影艺术,不包括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等与社会事务相关的类别;而“摄影家”也大多指那些在文艺、美术和摄影等报刊上发表过作品以及参加过影展的业余爱好者,与照相馆的技师和摄影记者这类“职业者”有明显分野。那时艺术摄影约等于业余摄影,即画意摄影,在提到“艺术”或“美学”的时候,专业摄影者往往得不到正面评价。然而,在多数人以画意为宗、沉溺于山水草木花鸟世界之时,却有少数摄影师开始将镜头转向底层民众的生活,有意无意地从“个人艺术表达”派过渡到“关心社会”派。

  1928年初,“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宣告成立。除了少数几位是摄影记者,这是一个由北平光社社员陈万里、黄振玉南下后与上海摄影同好共同发起的、以研究摄影艺术为宗旨的业余摄影爱好者社团。华社依托社员强大的出版界背景和在文艺圈的人脉关系,通过在包括杭州、南京等六次影展、两本纯摄影杂志、研究会、高质的创作实践以及其他丰富的摄影活动,一开美术摄影风气,成为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影坛盟主。

  纵览华社的杂志和展览以及社员发表在其他报刊上的作品可知,华社的创作实践主要沿袭了光社的画意摄影风格——将摄影与中国传统美学趣味融合——尤其郎静山的集锦摄影更是这种融合的集大成者。然而细究起来又不难发现某些逸出之作。其中,表现底层民众劳动生活的作品更是在一大片山水花树静物中赫然挺立。

  胡伯翔是最早关注底层劳动人民的摄影师之一,《打麦》《合作》《卖篮者》《秋收》《日出而作》《努力》等都是此类摄影的代表作。他的作品有个特点,即农民生活较为理想化的呈现。

  例如《打麦》这幅作品(图②),画面呈现的是三位农人站在丰沛的麦秆中打麦的场景。三人分工明确,左边的农人将打完的麦秆扎成一捆,中间的农人弯腰用铲子铲打好的麦子或麦秆,右边的农人挥舞着一捆麦秆正要打下去,似乎能看到空中飞溅的麦粒。三人站立的位置成三角形,左中右、前中后、高中低非常有层次与动感。胡伯翔选择了一个有利的位置,画面结构干净利落;而且色调把握到位,灿烂的阳光洒下来,麦秆堆、农人、农具披上一层柔和的光晕。这与19世纪西方巴比松画派(Barbizon School),尤其是让·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呈现农民生活的方式类似(图①)。

  摄影诞生之初,西方摄影师就曾从绘画中寻找灵感,亦受到过巴比松画派的影响,自然主义摄影创始人埃默森的作品就体现了这一点。这些西方画家和摄影师分别用画笔和相机呈现了一种理想的乡村田园生活,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另一个时空的一批摄影师也用类似的手法画意化中国的农民生活。除了胡伯翔,其弟胡伯洲、黄伯惠、左赓生、蔡仁抱等皆拍摄过劳动场景,在他们的照片里,生活是平静自足、充满美感的,甚至是喜悦的,看不到艰难困苦(图③)。

  而黄秋农和潘达微将目光投向城市中的讨生活者,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生活不那么美好的一面。黄秋农的《努力》这幅作品,表现了三个苦力拉货的场景。人物几乎成45°倾斜,肩背伛偻,脚步沉重,可以想象货物之重;而且从影子判断,画面中的时间应该是正午,在一天最热的时候拉着重物上坡,想必辛苦。潘达微在华社二届影展的作品《尘影倥偬》则捕捉到人力车夫拉车的景象(图④)。三辆拉车并驾齐驱,似在竞争,谁跑得快谁挣得多。人力车上和车下是两个世界,就像画面中的阴影和光明一样分明。两幅作品都采用斜线构图,主体因运动而模糊,表现出一种动感。相较乡村,都市生活如此忙忙碌碌,底层百姓必须卖力生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艺术史中一段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后,艺术家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或融合中,挣扎着探索中国艺术未来的方向与出路;另一方面,国内矛盾激化、民族危机升温,曾经“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通过创作实践或相关活动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对于摄影艺术来说,华社就恰好站在这段特殊过渡时期——传统转向现代,“为艺术而艺术”转向社会参与——的中间点上。

  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完全不同于画意摄影的写实气息和人文关怀。然而它们还只是个别现象,是某些摄影师对新题材的初步探索;明显的风格转变还要等到30年代中后期,才能在《黑白影集》《飞鹰》等出版物以及黑白影社的创作里更加集中和连续地体现。华社活动期间,随着摄影实践深入和社会危机升温,人们对摄影产生了不同甚至是相冲突的理解。从光社到华社,画意摄影走向顶峰,也走向衰落;从华社到黑白影社,摄影的写实功能逐渐回归,中国的摄影艺术开始酝酿现代主义转型。

  (作者为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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