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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丹 袁鹏亚:从传播学角度解读《论语》
2014年05月20日 10:46 来源:新闻爱好者 作者:陈力丹 袁鹏亚 字号

内容摘要:本文以《论语》中记载的关于孔子的言行开始,从传播学角度批判地考察一下孔子的传播思想。

关键词:论语;传播学;孔子;传播;礼制

作者简介:

  2013年下半年,新一届研究生推免的选拔工作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展开。全国各高校的研究生推免生有近200人报名人大新闻学院的传播学方向研究生,这200人中除了个别其他专业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我们根据学生填表反映的情况,反复衡量比较,从各高校百里挑一里再百里挑一,通知了其中15位同学来学校面试。再加上本校的推免生,共21人参加面试。面试题共十组,每组两道。其中被抽中几率最高的一组题,有6人抽中。这组题之一如下:

  问题:请从人际传播与社会关系角度,评价一下孔子在交往中的表现:

  “孔子于乡党,恂(xún)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yín)訚如也。君在,踧踖(cùjí)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摈(bìn),色勃如也;足躩(ju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chān)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论语·乡党》

  该题不要求学生对每个字做解释,而且还提供了生僻字的拼音。然而,选中该题的6人中,没有一个学生能够批评性地评价孔子在人际交往中的表现,有的甚至不理解《论语》中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论语》是中国古代基本经典“四书”之首,仅1万字,高校文科生应该必读,而且要养成一定的批判意识。看来,现在连我们最优秀的学生都不知道自己的文化传统了。

  有鉴于此,本文以《论语》中记载的关于孔子的言行开始,从传播学角度批判地考察一下孔子的传播思想。

  从《乡党》篇窥探人际交往中孔子对礼制的遵从

  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中国进入了礼乐文明时代。孔子少即习礼,以通礼而名于世。在朝代变更的历史背景下,他固守旧的礼制,认为春秋时代的乱局,在于礼坏乐崩,因此提倡“克己复礼”,力图恢复西周的礼仪制度。[1]鉴于这一历史背景,孔子的传播思想是向后看的、保守的,因此他在这方面对后人的影响,我们应该持一定的批判立场。《论语?乡党》记载了孔子在不同场合与人交往的表现,翻译成现代文字大体如下:

  孔子在乡里遇到长老,恭敬得好像不善言谈。在朝廷宗庙,说话明白流畅,只是比较谨慎。在朝堂上,和下大夫说话,温和快乐,侃侃而谈;和上大夫说话,正直恭敬。国君在时,敬畏不安,小心翼翼。国君召见他接待外宾,他的面色变得庄重起来,脚步也快起来。他向两旁的人作揖,衣服前后摆动,却整齐不乱。宾客走后,必定向君主回报说:“客人已经不回头张望了。”[2]

  人际传播中双方或各方显示或暗示的身份和地位,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人际传播的内容和方向。美国传播学者迈克尔·罗洛夫指出,人际传播的“第一个特征是,人际传播发生于有关系存在的环境里……我们知道某人所以与他人发生关系,是因为他们极有可能彼此交流。而他们进行交流的方式是由关系的约束所决定的……关系还受到彼此怎样看待对方的约束。有些关系被人们认为着重于彼此扮演的角色,关系双方的相互行为既基于本人扮演的角色,也基于对方扮演的角色”[3]。当代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则写道:“人生存的基本事实是彼此关联着的人。人无法逃避与他人发生关系。我与你相遇,我和你彼此关联,即使我们的交往是一场相互斗争。即使在彼此的关联中,我已不完全是我,你也不完全是你。但只有在生动的关联中,才能直接认识人所特有的本性。”[4]

  基于以上对人际传播和社会关系的分析,不难理解孔子在“乡党篇”中的言语和行动。在不同的人际传播语境中,在和不同的人交往中,他都谨记自己在其中特定的社会角色——在乡里恭敬地对待长老,在朝廷说话谨慎,和下大夫侃侃而谈,国君在时则表现出应有的敬畏。这反映了孔子谨记礼制、等级和尊卑,很有分寸地进行交流活动。正如吴予敏所言:孔子是一位杰出的演员,他的才能就是在每个社交场合,都能明确自己的名分,进入角色。所以他“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处处显得那么得体。他对于任何非礼逾矩的言行都是厌恶的、恐惧的。[5]这段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孔子竭力维护礼制和等级的形象。

  孔子这样做,虽然是为了遵守“礼”的规范,但是也有很强的实用性。于是,后世的人们便以孔子为榜样,交际中如何“做人”成为必修课。“礼”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的人际社会关系,并在无形中化为不平等的文化符号和传播符号,渗透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和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现在仍然到处可见,无论是会议、宴请的席位排序,还是报纸、电视的头版头条安排,都严格考虑当事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其实,至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党报上中央领导人的活动报道,并不完全按照职务编排版面。毛泽东的一些不重要的外事活动消息,经常安排在头版不起眼的位置,甚至安排在二版,标题字号与普通新闻相同。而有的副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会议消息,因为有指导工作的意义而被安排在头条。显然,现在我们的党报对自身的光荣传统有些忘却了,却把孔子强调等级意识的那套东西学了去。

  批判孔子过分地遵循礼仪,不是完全否定社会角色要与人际传播相适应。正如王怡红所言,当一个人以学生、教师、领导、顾客等角色出现在传播关系中时,他并非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只不过是在进行某种社会角色的交换。比如,你要是一个学生,就要遵守学校的纪律,不逾学习的规范……以这种社会要求定位的关系,人无可逃遁地被固定在角色的框架中。除了角色,在个性化的人际交往中,这个人是找不到自己的。社会可以理所当然地将这个人囚禁在各种角色里面……一言以蔽之,角色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传播活动,与真正人的自我及其个性的表现关系不大。[6]但孔子的表现,等级意识过分强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显然不该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倡导的。

  从《论语》中与传播有关的词句和段落看孔子的传播思想

  《论语·乡党》描述了孔子在人际传播中身体力行,竭力履行自己在不同场合的社会角色,这也多少折射出了他的一些传播思想。实际上,《论语》的各篇中,使用了“言”“视”“听”“学”“思”“闻”“见”“知”等很多与信息传播相关的字词,这些字词少则出现过50多次,多则出现过100多次。以下对含这些字词的篇章做一简单梳理,探析其中蕴含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传播思想。

  《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耳熟能详。其实,《论语》涉及“学”的地方很多,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笃信好学”“下学而上达”“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不学《礼》,无以立”等等。在儒家文化中,“学”有两层含义:一是品德的修养,即仁、义、礼、信、孝、悌等;二是六艺的学习,《诗》《书》《礼》《乐》《易》《春秋》。可见,孔子要求“学”的,是符合礼的信息和内容。“学”本来是个体接收信息的方式之一,孔子把它作为提升内在道德和修养的手段,使得“学”有了很强的伦理功能。

  此外,孔子对作为动词的“言”这种人际传播方式小心翼翼。“君子欲讷于言”“仁者,其言也讱”“敏于事而慎于言”“慎言其余,慎行其余”“邦无道,危行言孙”“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等等,都是要求说话要谨慎,要谨言慎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不要轻易把话说出口;“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言谈要符合道义。孔子很少谈论利益,赞许仁爱;“法语之言,改之为贵”,要按合乎礼法规则的正言来规劝,来检查改正自身行为;涉及怎么言的有“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说出来的话,要可行,对待说过的话,要认真;“言必信,行必果”,说话要可信,行动要果断;“言忠信,行笃敬”,说话忠诚,行为敦厚。

  孔子要求在人际交往中言语行为和谈话内容要谨慎,要符合伦理,不能违背礼法规则。这一要求有一些可取之处,但这又有些苛刻,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眼界。不过,他要求言论诚实可信,至今也是应该遵循的。

  除了“言”之外,“闻”“见”等传播行为,也在《论语》中反复出现。子张求教加官进禄的方法,孔子说“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他要求“多闻,多见”,但是对有疑惑和危险的方面要有所回避。“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讲的是多闻、多见对自己有利的好的内容,以“善者”作为衡量标准。此外,还有“闻道”“闻义”“闻一知十”等。不同的人际传播情形中,孔子对“闻”严加限制,仍然以伦理为限。他要求懂得“闻”的技巧,闻道、闻义、闻善,懂得趋利避害。这种带有强烈功利目的的趋利避害,一定情形下是传播活动中的一种本能反应,但在孔子那里已经形成了一种人为的主观标准,这就将传播的这种本能变成了一种抑制行为。

  至于与人际传播相关的“知”“视”“听”等词,在孔子看来,必须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对信息要有所取舍,不要去看去听“非礼”的内容;“听其言,观其行”,与人交往中,不仅要听他说什么,还要观察他的行动是否言行一致,正所谓“察言观色”。“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要了解一个人,应先考察他言行的动机,观察他所走的道路。知则是“温故而知新”,“新”从“故”中来;知什么呢?“知礼、知乐、知仁、知德、知天命”等。显然,孔子坚持以“礼”来维持传播秩序,在他那里完全找不到思想自由的踪影。

  “思”是一种自我传播,关于如何“思”,孔子提出君子要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孔子的思,尚不是现在的思,含义更广而深,即修身,也见于“三思而后行”“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思的标准,仍然离不开恭、忠、敬、义等伦理要求。

  由以上分析可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际传播思想,主要是利用伦理规范教化社会人心,这种观念一直统驭着中国人的人际传播和交往行为,导致人际传播带有浓重的社会伦理旨趣。正如人际传播的研究者王怡红指出的:古代社会利用人际传播建立和表达伦理规范,用伦理规范的交往取代人际交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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