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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智能化过程中的反思性焦虑
2019年12月25日 14:27 来源:《中外文化与文论》第40辑 作者:杨效宏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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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智能发展对于当代社会的影响不仅是形式和现象方面的,更是通过智能介质的方式影响并改变着现代社会的交往。社会交往必须通过基于数字智能的“信息”中介才能正常进行,并在智能程序化所再结构的“人-信息-物理”的三元社会结构中实现。社会智能化体现出了现代性的极端特征,这一特征通过极具表象意味的工具性“介质交往”而反映出来。社会因此“脱域”形态下逐步进行关系的改变,社会整体敏感性增强,因而强化了整个社会的反思性焦虑。

  关键词:社会智能 反思性 焦虑

   作者简介:杨效宏,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故事传播影响力研究”(项目编号:17BXW040)阶段性成果。

 

  “智能”在当下受到的社会关注是前所未有的。以智能为标签的行为已经完全从过去生僻冷傲的实验性行为,演化成一种普罗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即时体验与使用的惯常性活动。智能的神秘面纱之所以被现代社会所揭开,缘于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智能科技的快速推进而演变为一场普适性的生活化过程。当之前的以生命科学为体征的人工智能在实验性过程中指向一种未来世界探索性的研究时,此时的人工智能只能是停留于人类大脑中的一种超时空的幻想和科普式的智力开发。但现在,数字化智能已经完全从“生物智能”教条式的实验科学的藩篱中突破而出,非常接地气的以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为导向,在宏大叙述的指引与商业功利的驱动下,正在普遍性地改变着现代社会的生态结构,并从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过程中改变着现代人生活的惯例与逻辑。

  从形式上,社会性的智能化是以国家整体竞争力的名义来建构全社会发展的逻辑框架,并以创建依托数字技术为动能的智能型创新平台[1]为引力的社会建构机制,引导社会向智能型创新的方向发展,推动社会快速向全面智慧型社会转向。在具体行为上,在商业利益驱动下的数字技术运用已然渗透到生活的具体细节层面,人们的衣食住行在数字智能的应用过程中重新塑造着新的生活方式,智能中介似乎正在成为一种基础性的存在方式并改变着人的存在体验与生活情趣,进而影响人的情绪生成与思想的方式。

  从内容上,智能科技以数字技术为特征的制造已经形成了创造型的生活内容。这种生活内容突破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边界,正在形成“人——智能中介——社会(自然)”的一种新型生活空间。“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是智能制造的第三种基本范式,可以称之为新一代智能制造。新一代智能制造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制造系统具备了学习能力,通过深度学习、增强学习等技术应用于制造领域,知识产生、获取、运用和传承效率发生革命性变化,显著提高创新与服务能力,新一代智能制造是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制造。”[2]智能制造不仅是创造以数字技术特征为形式的“程序应用”与“机械装置”,而且是成为与人沟通并代替人进行相应的生活的“系统内容”。人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系统性程序化生存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以数字智能的方式为基础性过程而展开的。

  一.智能化是晚期现代性极端工具性特征

  晚期现代性是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对现代性极端化的一种描述,是吉登斯在进行现代性分析中对现代性发展到某种更发达阶段的一种预设性判断。对于晚期现代性的预设,吉登斯是通过他所能够观察和认知的现代社会已经出现的现象分析中进行的,通过其分析他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时空分离”的过程。“用什么来解释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动力品质呢?三个主要因素…… 第一个因素我称之为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 当然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某种时间计算的既定模式及为自身空间定位的方式。”[3]时空分离成为吉登斯理解现代性品质的主要思维指向,因为机械制造创造了时间与空间之间的转换速度,造成了现代人在时空之间的错位及其社会关系的“脱域”。至于晚期现代性的确切状态,吉登斯有些语焉不详。因为他进行现代性思考之时,现代性并没有进入他所谓的极端化状态,因此他也只能预设晚期现代性是:“高度(或晚期)现代性(High[or late]modernity):现代制度发展的当前时段,它是现代性的基本特质的极端化,而全球化是其标志”。现代性的极端化是一个什么特征呢,作为其全球化的标志也只是其现代性的普遍化的一种方式,并不能完全反映现代性的极端化特征。因此,根据对科技发展方向的判断,吉登斯预想晚期现代性具有“工具控制的体系比之以前暴露得更为赤裸”的特征。[4]

  显然,晚期现代性是“工具控制的体系”,这个判断就比较明确地发现了高度现代化过程的极端状态。事实上,现代化不断在技术推进过程中科学所产生的动力是最为直接的动因,也是影响社会整体性向深度工具式社会方式转移的核心动力。这种深度工具式社会方式的极端化,就是智能创造所产生的“程序应用”与“机械装置”为基础的社会生活体系。

  智能化是数字网络化智能创造的以智慧型学习机械装置进行数字程序化应用过程。这个过程完全从过去的得益于符号主义、联结主义以及行为主义三大范式之间的人工智能方式中解放出来,突破了在这种三大范式思维模式下以单纯的生物智能模拟人类智能时都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问题,使人工智能在数字化生活应用与智慧型社会发展方面得以扩展,形成了智能应用于人之具体行为的精准与有效性,推进了人的生活方式与智能程序之间的深度融合。因此,智能化是“制造业从传统制造向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的过程,是从原来的‘人-物理’二元系统向新一代‘人-信息-物理’三元系统进化的过程。新一代‘人-信息-物理系统’揭示了智能制造发展的基本原理,能够有效指导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5]现代社会智能化从单纯地进行人工生物技能的模仿进入到人与物理世界之间生成一种基于信息中介的数字化过程。智能数字化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对话,实现了人与社会的再交融,并构成一种突破于二元空间的新型的三元结构系统。这个系统中,正在塑型一种人与人、人与时空、人与世界的数字型存在结构。

  目前的新型社会智能化经历了三种方式,被描述为:数字化制造、数字化网络化制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这三种方式其表现的形式:以计算机数字控制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形成的计算机集成系统(CIMS)为标志的集成解决方案;以“互联网+”不断推进的网络将人、数据和事物连接起来推进的各种社会资源的共享和集成;以数字智能正在创造的系统性的具备了深度学习、增强应用性而整体加快了社会转换效率的新型的人与世界交互方式。[6]因此,从现有的技术与社会结合的现象来观察,社会智能化经历着这样三个生态性演变。第一个是互联过程,即互联网过程。互联网是用通用的协议以计算机为基础而实现的社会信息网络化。互联是以信息为中介,通过媒介的融合与信息整合的方式实现了物理资源向时间资源的分配,其最大的特征在于构成了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虚拟环境。第二个是物联,即物联网。物联网通过智能感知、数字识别技术与普适计算等智能技术,实现信息与物体之间的融合,达到物物相息的过程。物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实现了信息终端的扩展与延伸,达到了信息交换与物品之间融合联动的效果,并提升了时空转换与人机互动之间的效率。物联通过具体的物象进行信息的交流,是一次时间资源再次向时空资源扩展与转换的过程,其特征具有某种清晰的现实性。第三是智联,即智联网。智联网是生物创造与数字智能融合为基础,通过数字网络化智能创造的以智慧型学习机械装置进行数字程序化应用型社会过程。因此,智联网是一种以数字智能为中介实现时空资源再次向智力资源配置的过程,是一次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融会贯通的过程。“可以这样判断,网联、物联、智联,是信息资源向数字资源形态变身的过程。对于信息传播载体而言,就是路径建设到内容创建的过程,资源将重新回到价值创新。”[7]

  二.极端工具性特征的“介质交往”

  社会智能化的过程是一次“极端工具性特征”的过程,是一次人与世界(物质)交往中增加了“信息中介”的过程,也是一次由数字信息为导引的“人-信息-物理”的系统化过程。这个过程由“网联-物联-智联”的生态演进而逐步实现,并通过极具表象意味的数字工具性过程而进一步达到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价值方式的再结构。这种再结构的实现是对现有传统结构方式破坏性终结,是对由传统惯性所导致的社会生活习惯性方式的一次总的休克式的终结。这样一次再结构不再是对原来的社会存在方式的一种温情的缓慢式的改革与变化,而是一次断裂式的抽离与突破,是用完全的以不容质疑的方式来进行数字工具性的代替。在某种程度上,社会智能化都有一种基于对传统延续的现代性的否定意味。正如达尼洛·马尔图切利对现代性所做的判断那样:“后传统社会的两项根本转变——自然界和传统的终结,意味着社会生活例行化的终结,意味着人的本体性安全和信任的根基被抽离。传统与惯例被不确定性取代,个体行为的决策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干扰。许多惯例丧失了在传统中的道德和理性根基,转变为空洞的实践——个体存在安全因而变得脆弱,或转变为强迫运动。”[8]因此,传统与惯例的终结是因为新的方式被结构并被社会所接受,而再结构的方式是“人-信息-物理”的三元系统进化,正在塑型一种人与人、人与时空、人与世界的数字型存在结构。

  人与人、人与时空和人与世界的方式通过“人-信息-物理”的过程实现,原来二元的结构改变为三元的系统进化结构。这种改变促使人与物理之间必然地要通过“信息”的中介过程来实现,而“信息”成为联通人与人、人与时空和人与世界的关节与枢纽。而这个“信息”正在智能化过程中被创造成为一种数字程序化应用型的智慧性方式,普遍性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当中,成为一种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适性的方式。作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个体依赖于数字信息中介的程度越来越紧密,与数字技术联结的频率越来越紧凑,依托于数字智能化制造进行交往与认知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比如智能手机不再只是通信的工具,已经被数字智能形塑为一种个体与社会交往的基础性存在方式。脱离开智能手机的个体已经无法在现代性社会中进行正常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甚至是其他的社会性活动。智能手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替代了电话座机、照相机、收音机、手电筒,代替了报纸、杂志,干掉了游戏机,实现了银行、邮局、钱包、身份证的功能,接替了打字机、传真机、电报局、日历、计算器任务,并替代电视、电脑、地图、字典、词典、指南针等进行学习与娱乐。而这样一个多功能应用的工具,不过是4到5寸大小屏幕的机械制造物品而已。

  “阿尔法狗”(Alpha Go)智能围棋系统的成功,又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社会智能化对于现代性社会影响。表面上看新一代“阿尔法狗”(Alpha Go)在与人类围棋选手的对弈中取得完胜,是人创造的智能机器对人行为的完全超越。然而,仔细地分析新一代“阿尔法狗”(Alpha Go)演进与完善的过程,就会发现现代人工智能超越基于单纯人类行为仿真的功能主义的智能方法,进入到人工智能通过对人的整体社会方式的深度学习而生成为结构型系统化社会智能,从而实现智能与社会的真正融合。这种深度学习所创造的智能化,用软件和硬件实现了虚拟神经元,创造一种基于数字环境的被称之为“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的新型联结网络。其作用在诸如图像识别、语音交流等过程中,人与机器(物理)之间形成了智慧型的双向互动的学习与交流过程,推进并强化了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中介因素。

  社会交往必然通过一定的方式而实现,这一交往的方式演变为通过不断地物质形式进化过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马恩的观点使我们明确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必然以一定的形式而出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这一社会交往提供必要的物质与精神的基础性方式。人类依赖于生产力所提供的交往形式进行认知与沟通,并通过沟通与认知的过程来推进交往形式以满足其更高的交往的需求。对于这种基于工具性的具有一定“介质因素”的社会交往特征,马恩特别指出:“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9]所以,社会智能化是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所产生的社会资源转换为社会智慧的表象过程,也是这一社会智慧为人的社会交往服务的自然逻辑过程。它使人的社会交往更紧密地与以社会资源转换成为社会智慧的工具性介质因素联系起来,从而形成由社会智慧所正在创造的某种“自然性”当中。

  社会智能化的“自然性”是数字智能网络化创造的系统性所形成的新的社会普适性关系。正如前文所描述的,数字智能制造正在替代成为社会行为的某些物理器具和行为方式。但不仅于此,数字智能化的深度学习与计算功能,也正成为代替人的智慧能力的意向性方式,通过学习与系统演算达到辨识与认知系统能力,形成超越人的个体智慧而创造成为社会整体普适性的规范行为。“以大数据分析技术为支持的人工智能在模拟人类智能时便试图将意向性还原为数据属性。……大数据思维的分析过程是以心理模型为基础的,并从人类意向性的运行结构和行为模式展开模拟,这种结构实质上是依托于分布式计算的一种将传感器与数据处理器连接起来的并行结构,更为关键的是大数据分析将意向性这种复杂功能分解成小单元模块并以层级的形式通过数据将其组织起来,这种由上而下控制的嵌套式层级会逐渐形成类似于人脑结构的完整单元,并且由于结构的有序性而具有极高的灵活性和动态性。”[10]无论数字技术如何进行演算与模拟,并通过这个过程来仿真并达到人类意向性活动,均指向与人的意向性所形成的自然态,将人与物理之间由之前的“天然性自然”转变为“工具性自然”,并形成人的社会交往的“介质关系”的自然化。

  三.基于“介质交往”的反思性焦虑

  正如我们现在理解的那样:现代性进入到一个由社会智能化而形成的程序系统化的极端工具性,并促使人的社会交往必然地进入到一种“介质交往”的方式当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再进行直接的对话,而是要通过一定的程序系统化而实现。而要实现这一交往的是由表象为智能工具的但实质是数字智慧程序的“信息”来达到的,这个过程迫使社会进入到“程序自然性”的社会层级之中,呈现出“人-信息-物理”的三元结构。现代性的这一极端特征,正应和了吉登斯所言的“脱域机制”。为此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时空转型伴随着抽离化机制,驱使社会生活脱离固有的规则或实践的控制。这就是彻底的反思性的背景,它是现代制度推动力的第三种主要的影响。 现代性的反思性必须与内在于所有人类活动的、对行动的反思监控区别开来。現代性的反思性指的是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面对之作出的阶段性修正的那种敏感性。”[11]所谓“时空转型伴随着抽离化机制”,正是社会智能化所创造的社会三元结构对于人与社会之间形成了“间离效果”,这种基于数字信息介质的“间离性”是造成所谓现代性“脱域”的直接的因素,也是形成在这样一个极端工具特征之下的“那种敏感性”的主要缘由。所以“在高度现代性社会里,人们的信任在时空分离中和抽离化状态中存在,它不仅不具备现实的经验基础,而且也难以同真实的存在联系起来,犹如空中行云,飘忽不定。这种信任是悬于空中的期望,是顷刻就会转化的风险。”[12]应当说,在社会智能化的三元结构中,这种“脱域”与抽离并未完全造成人与社会的不真实性,也并不完全与现实的经验相脱离。数字智能所创造的基于智能介质的过程,是一种“网联-物联-智联”生态进化中实现的“虚实相存”的状态,将初期现代性或者早期的单纯的生物性人工智能所造成的虚拟性状态打破,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虚拟与现实的相生相存的状态。人与社会的交往基于相生相存,通过智能信息中介的过程来达到某种意向中的真实。

  社会智能化虚实相存的状况,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永远处于“传统性”的社会而言,是又一次的对传统的破坏与疏离。对于已经习惯于在某种现代性的“人-物理”的双向交往的社会,当下须面对的首先是“信息介质”,而且必然地通过这个“信息介质”才能获得意向的真实(目的)。因而,人与社会须要面对新的方式:

  介质的存在。宽泛地讲,现代性的一个普遍性特征在于一定存在某种物理性的介质,比如作为交通工具的汽车、通信工具的电话、银行货币兑现的卡片等等。这种普遍性存在的物理介质,仍然是人与物之间的单纯的联结关系,人通过与物理的过程而实现直接的意向的结果。但正如我们前文表述的那样,手机正在某种程度上代替这些物理介质的功能,手机不仅在物理形式上部分地代替了电话、卡片甚至是汽车的作用,而且更是通过数字智能程序化,使手机深度地介入到人与汽车、人与他人和人与银行之间,成为一种获得意向性结果的必然的路径(过程)。比如,通过手机软件,任何拥有手机的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地共享一部汽车,并得到达到指定目的地的结果。

  关系的改变。由于智能程序化作为一种介质因素的介入,人与物理之间的单纯直接对应的关系被再结构,形成了一种“人-信息-物理”的三元结构。也就说,在社会智能化社会结构中,形成了一种必然性的“工具性他者因素”。这个“工具性他者”能够学习并理解人的意图与行为,并通过自我的演算与程序过程帮助人与社会进行沟通与交往,也能够通过其中介的作用实现人的意向性目的。而这个实现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经过一个虚拟的智能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并不能完全有效地掌控并把握。只有在达到目的获得结果时,人才能够释然并获得“解放”,因为在此过程中人惟有随着智能程序行进并依赖其过程,别无它途。

  敏感性增强。社会智能化强化了工具的程序化意义,因此工具在技术的支撑下成为社会交往的必然性因素,社会交往必经由技术工具所导引的程序信息介质而进行,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人的交往的被动性增强。由此,表象上是人与物理的关系通过信息中介而被强化,而更实质性的意义在于社会智能化工具性强化了社会的整体敏感性。这一状况迫使人意识到:个体的存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智能工具联系密度的可能性,个体与社会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与智能信息质子的关系强度的可能性。

  因此,在这种状况下的“实践意识”必然受到来自于这一社会智能化环境的影响,在受制于这一程序化环境中产生个体社会性交往的失落所引发的敏感性。“作为普遍现象,焦虑源于个体去超前思考及预期与当下行动有关的反事实的未来可能性的能力和必要性。”虽然吉登斯并没有完全肯定个体对现实性敏感完全受制于其当下的境况,但他明确了个体焦虑必然地与所在的整体社会所存在的关系相关联。他认为:“焦虑必须在与个体所发展的整体安全体系的关系中得到理解,而不能仅仅被看成与特定风险或危险相联结的独特性現象。 ……正如弗格伊德所说,与恐惧相反,焦虑‘忽视对象的存在'。 换言之,焦虑是个体情感的一种一般化的状态。”“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内,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它同时也加入了一些先前年代所知甚少或者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參量。”[13]既然焦虑是社会关系也就是人的社会交往所产生的被迫性敏感,同时他也是处于社会性关系中的“一种一般化状态”,那么,焦虑实际上是个体对于社会关系的回应态度。而随着现代性对于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影响的加深,个体回应社会的这种敏感性进入了吉登斯所谓的“反思性焦虑”。社会智能化所增强的介质的存在、关系的改变以及敏感性增强的现实,也自然地带动处于极端现代性的个体加强其对于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反思性焦虑。正如弗洛伊德继续所描述的那样:任何给定情境中所感受的焦虑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和权力感。[14]对于社会智能化情境中的个体,“外在世界的知识和权力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智能介质所左右或者说替代,社会交往的基础在于个体是否拥有并介入到这一程序化的智能介质,并通过此来获得知识并进行交往。

  社会智能化所产生的“脱域”与抽离状态,迫使个体普遍性地陷入某种不确定性状态。人对于之前所熟知的事物或事理产生了被动式的困惑与不解,习惯与逻辑被打破,正在造成一种必须重新学习与理解的状况当中,进入到吉登斯所谓的“再熟练化( reskilling) (即知识和技能的重新获得)”,而这一“再熟练化”又必须在智能程序化的介质中才能得到。因此,个体需要重新面对被技术外壳包装了的“知识与权力感”,要重新面对被智能程序重新改造了的学习方式与途经,要重新审视被智能化的“信息”的可得性的问题,也要重新审视自己在社会智能化中是否能够存在与可能存在的问题。“在高度現代性的时代,对科学、技术以及对其他形式的、艰深的专门知识,普通人所表现出的态度同样是混合型的,如崇敬和冷淡、费同和焦虚、热情和厌恶等,而这类态度也表现在哲学家和社会分析家(自身也是某种家之一)的著作中。……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识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値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 ”[15]所以,社会智能化是现代性发展的极端状况,既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科技支撑的技术应用方式,同时也通过程序化应用将人与社会的行为收缩到必然的路径与甬道之中,迫使社会进一步从传统向现代转向的过程中,陷入对智能技术的深度地依赖。

  本文在行文过程中,网络世界正在为一个女性教师阻挡动车车门的关闭来拖延列车正常行驶的事件而沸沸扬扬。这是一次偶然发生并非常具体的事件,如果在智能手机与移动网络之前,女性教师无非是面对列车二三个列车执勤人员和几十个同车的行人而已。然而,让这位女教师没有意想到的是,数分钟之后她已经成为全国数千万网民声讨与审判的对象。女教师在惯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举动在智能技术支持的动车和手机面前,成为全国人民通过移动网络进行道德审判与规训教育的典型。女教师对自己行为结果的茫然与数千万网民热衷于进行全民规训教育,反映出来的正是社会智能化所造成的社会反思性焦虑。

  我们无须从道德层面进行社会智能化价值的审视,也无须从技术层面来解读智能技术对社会方式的具体改变,对于逐渐在学习并适应社会智能化的社会而言,实践的过程必然地通过反思性的焦虑来把握智能所产生的“脱域”状况,并在逐步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中创造自我的实现。

    注释:

  [1] 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这是首部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科技部首批四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依托百度公司建设自动驾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阿里云公司建设城市大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腾讯公司建设医疗影像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科大讯飞公司建设智能语音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科大讯飞入选首批四个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网易新闻2017年11月15日,http://news.163.com/17/1117/10/D3EGPC5M00014AEE.html,2018年1月10日查阅。

  [2] 周济,《关于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思考》,2017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主题报告,软件和信息服务网2017年12月9日,http://www.cnies.com/a/renwufangtan/20171209/2701.html,2018年1月3日查阅。

  [3] [英]安东尼·吉登斯等著,《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8.第17页。

  [4] [英]安东尼·吉登斯等著,《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8,第9页。

  [5] 周济,《关于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思考》,2017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主题报告,软件和信息服务网2017年12月9日,http://www.cnies.com/a/renwufangtan/20171209/2701.html,2018年1月3日查阅。

  [6] 周济,《关于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思考》。

  [7] 杨效宏,《数字网络生态中社会传播管理的路径与方法——以内部控制理论为依据的建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0期,第152.

  [8] [法]达尼洛·马尔图切利著,《现代性社会》,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第41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第39、81页。

  [10] 刘仲蓓、孙婧,《从存在到演化 :人工智能研究范式的转变及其哲学思想》[J]《系统辩证学学报》,2001年第2期,第124页。

  [11] [英]安东尼·吉登斯等著,《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8,第22页。

  [12] 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3] [英]安东尼·吉登斯等著,《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8,第48、4页。

  [14] Sigmund Freud,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P395.转引自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第48页。

  [15] [英]安东尼·吉登斯等著,《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8,第7-9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

  2.[英]安东尼·吉登斯等著,《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8。

  3. [法]达尼洛·马尔图切利著,《现代性社会》,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4.[美]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5.Sigmund Freud,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Harmondsworth Penguin,1974.

  6.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7.刘伟伟、原建勇,《人工智能难题的大数据思维进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8第2期。

  8.周济,《关于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思考》,《2017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主题报告》。

  9.刘仲蓓,孙婧《从存在到演化 :人工智能研究范式的转变及其哲学思想》[J].《系统辩证学学报》,2001第二期。

  10.刘西瑞、王汉琦,《人工智能与意向性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12期。

  11.杨效宏,《数字网络生态中社会传播管理的路径与方法——以内部控制理论为依据的建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0期。

  12.韩连庆,《德雷福斯人工智能批判的局限》《哲学分析》2017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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