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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极化”之考辨
2020年01月15日 09:27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蒋忠波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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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由于群体极化具有用来分析公众舆论、群体事件等的理论潜能,因此近年来在新闻传播领域尤其是网络传播领域中应用颇多。然而,就国内相关研究的现状来看,人们对群体极化的理解还不够深入,甚而还存在着不少的偏差,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对谁是“群体极化”概念的提出者不清楚,甚至出现了大面积的偏误;二,对群体极化含义的理解有偏差进而导致研究设计上的失误;三,常常将群体极化视为非理性的现象或者结果。论文对群体极化的原始文献进行仔细梳理后,从群体极化概念的形成、群体极化的含义、群体极化是否非理性、群体极化的影响因素等四个层面进行了细致辨析,以期进一步推动群体极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关 键 词:

  群体极化/极化/理性/非理性

  作者简介:

  蒋忠波,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会舆论引导的效果及提升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3CXW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是来源于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以研究群体讨论对群体决策及群体成员的影响为核心,具有用来解释公众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的形成、变化等理论潜能,因此近年来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新闻传播领域尤其是网络传播领域的相关研究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虽然使用了群体极化这一概念,但是对群体极化本身的认识和理解却相当不够,甚至出现了不少错误之处,而有些错误流传较广,负面影响甚大,亟需澄清。本文采用追本溯源的方式对群体极化这一概念进行考辨式梳理,以澄清群体极化概念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以推动国内群体极化研究的进展。

  一、谁是群体极化概念的提出者?

  对国内以篇名包含群体极化的文献进行统计后发现,有123篇文章明确地提到了群体极化概念的提出者,其中,超过半数的论文(50.4%)认为群体极化这一术语的提出者是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Case·R.Sunstein),有45.5%的文章认为是詹姆斯·斯通纳(James Stoner),还有4篇文章认为是莫斯科维奇(Moscovici)。(见表1)第一种说法出现的时间较早,流传甚广,影响也较大;①第二种说法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但逐渐被更多的研究者所接受。

  对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却有如此大的分歧,那究竟谁才是群体极化的提出者呢?通过对国外原始文献的考辨后发现,凯斯·桑斯坦不是群体极化的提出者,而将詹姆斯·斯通纳看作是群体极化的提出者也并不准确。

  群体极化这一现象的确可以追溯到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斯·斯通纳,他在1961年研究群体讨论及决策的时候,意外发现群体讨论之后的决策要比讨论之前的决策更具有冒险性,然而他使用的是“冒险性偏移”(risky shift)这一术语而非群体极化来指称这一现象。②由于这一发现同传统社会心理学对群体决策的看法相背离,因此引起了学界(主要是社会心理学界)的极大关注,于是更多的研究聚焦于群体讨论和群体决策中所出现的这一现象。与此相应,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冒险性偏移”都作为一个用来描述和指称这一现象的术语而被广泛使用。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进行,有研究者发现,群体讨论的结果不仅仅是可能发生“冒险性偏移”,也有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即讨论之前群体对某一议题呈谨慎倾向(cautious),而在讨论之后这种谨慎性倾向就更为明显。③很显然“冒险性偏移”就不能用来指称这一现象,于是又出现了“谨慎性偏移”(cautious shift)这一术语。但无论是冒险性偏移还是谨慎性偏移,所描述的现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群体在讨论后都是在原有的态度方向上有了进一步的偏移,因此需要一个更准确的术语来统称冒险性偏移和谨慎性偏移。莫斯科维奇(Moscovici)和扎瓦洛尼等(Zavalloni)意识到这一情况,首次使用了“极化”(polarization)和“极化效果”(polarization effect)来描述群体讨论中出现的这一现象,并使用了“群体互动的极化效果”“作为群体讨论结果的极化效果”等词句,指出“冒险性偏移”可能只是“极化效果”的一个方面。④在该文中,作者虽然没有将“群体”和“极化”直接并置在一起,但是已经在实质上提出了群体极化的这一概念。随后,科林·弗雷瑟(Colin Fraser)、瑟利亚·高基(Celia Gouge)、迈克尔·比利格(Michael Billig)等在1971年发表的文章中将“群体”同“极化”两个词并置在一起,首次直接使用了群体极化这一术语。在该文中,弗雷瑟等详细而深入地探讨了群体极化的含义,并深入分析了使用“冒险性偏移”这一术语来描述群体讨论中这一现象的不妥之处,明确指出群体极化比“冒险性偏移”更适合描述群体讨论中出现的这一现象;同时作者也仔细辨析了群体极化同冒险型偏移、个体极化之间的异同。⑤弗雷瑟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分析了群体极化这一术语。⑥

  单纯从字面上来看,是弗雷瑟等首先直接使用了群体极化这一术语,但是莫斯科维奇等却对群体极化这一术语的正式形成起到了实质性的关键作用。也许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迈尔斯(Myers)等指出莫斯科维奇及其合作者是群体极化概念的首创者,⑦而数年后莫斯科维奇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回顾群体极化的发现过程,称自己和扎瓦洛尼最早提出了群体极化这一术语来描述这一现象。⑧

  由此可见,将莫斯科维奇视为群体极化概念的提出者基本上是合适的。但需要指出的是,群体极化这一概念是在斯通纳、莫斯科维奇、科林·弗雷瑟等一大批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基础上逐渐形成并清晰化的,包含了众多研究者的智慧和心血。

  对此概念的考据式的辨析,不仅仅让我们厘清了谁是该概念的提出者,更为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该术语形成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们对这一现象逐渐深化的认识。⑨

  二、群体极化含义的辨析

  通过对群体极化概念的考证,我们已经看到从群体极化现象被斯通纳发现,直到莫斯科维奇、扎瓦洛尼等明确提出群体极化这一术语以来,其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即是指在群体讨论之前,群体对于某个议题有一个初始的态度倾向,而在群体讨论之后,群体的决策可能会朝这个初始方向偏移得更远。换言之,群体极化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不是群体成员态度的分布,而是群体态度在群体讨论前后的改变。

  然而,对来自西方社会心理学界的这一概念,国内却存在着较为泛化的理解。有研究者对国内关于网络环境下群体极化的文献进行梳理后归纳出对群体极化的四种理解。⑩这一归纳不仅仅适用于网络环境下的群体极化研究,而且也基本上能概括国内关于群体极化研究的一般情况。对群体极化理解上的不一致,所导致的后果之一便是不同的作者使用同样的术语但所指的却是不同的现象,从而使得研究者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对话,也更难推进相关研究的实质性进展。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准确认知和理解群体极化的核心要义非常重要,这不仅可能影响到我们对群体极化这一现象的描述,而且也会影响到群体极化相关研究的实施。针对国内相关研究的现状,群体极化这一术语中的以下三个方面需要特别加以强调和澄清:

  (一)群体极化中的“极化”并不等同于“极端”

  莫斯科维奇等使用“极化效果”这一术语来描述群体讨论中出现的这一现象时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他所说的“极化”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词,指的是群体在讨论后比讨论前的立场更极端的一种现象;(11)弗雷瑟也专门论述了“极化”与“极端”之间的区别,(12)迈尔斯、拉姆也专门就此做了相似的说明。(13)根据这一说明,我们看到群体极化同“极端”在如下三个方面存在明显区别。其一,群体极化中的“极化”是有方向性的,即群体在讨论之后的立场与讨论之前的立场在方向上应该是一致的,否则就是“去极化”(depolarization)或者“反极化”(anti-polarization)现象。而“极端”却并没有方向上的要求。即是说,无论发生的是群体极化现象还是去极化现象,都可以说群体态度向某一个极端发生了偏移。其二,在群体极化的研究中,只要群体在讨论之后态度在原来的方向上进一步漂移,无论偏移的程度如何,都可以称为发生了群体极化现象,因此有时候在群体讨论后群体态度(立场)实际上只发生了轻微的偏移,我们也称之为发生了群体极化;但是“极端”一词常被用于对远离中间点的聚集于某一端的立场的描述,其距中间点的偏离程度上往往较大。因此,只有当发生比较强烈的群体极化现象时或者群体的初始态度本来就比较极端时,极化可能才与极端相同。其三,群体极化中的“极化”所强调的是经过群体讨论后群体或其成员态度的改变,强调的是群体讨论对群体决策及群体成员态度改变的影响;然而“极端”却一般只作为对群体成员态度的分布进行描述的一个术语。换句话讲,如果群体中存在着“极端”的分布状态,那这种状态可能是由于很多原因所造成的,比如群体成员的地位、利益关联等,而并不一定就是因为群体讨论所造成的结果。因此,群体讨论可能导致群体成员态度变得极端,但是群体成员态度的极端情况并不一定是因为群体讨论所导致。然而,就这三点而言,国内相当数量的群体极化的研究文献都没有充分意识到“极化”与“极端”之间的区别,而简单地把舆论中的极端现象视为群体极化现象来加以论述。

  和“极端”相联系的另一个术语是“极端化”,其基本含义是指态度或者立场趋向极端的这一过程。极端化这一术语虽然也关注态度或立场的变化,但是在变化的方向上没有特别规定。即,无论是人们的初始态度处于中间位置(或者是不确定的状态),还是偏向于某一个方向,只要经过讨论后其态度偏移到了某个极端(即使是同初始态度方向相反的另一个极端),我们都可以说产生了极端化。而群体极化却有方向的要求,即必须是讨论后的态度在初始态度的方向上偏移得更远。从态度偏移的程度上来讲,讨论后的群体态度必须处于极端的状态,这一变化的过程才能够被称为“极端化”;而群体极化的偏移程度则没有这一要求,只要讨论后的群体态度在讨论前的态度方向上有进一步的偏移,则可称之为“极化”。因此,群体极化中的“极化”同“极端化”也是有区别的两个术语。

  (二)群体极化关注的核心是群体讨论对群体态度的影响,而不是群体成员态度的分布

  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群体极化的核心要义,在于分析群体讨论是否会使群体的立场变得比讨论前更为极端。因此,比较群体在讨论前后对某一议题(或某些议题)态度的变化是论述群体极化的关键。如果讨论后群体态度比讨论前的群体态度在同一方向上偏移更远,群体极化现象则得以发生;但如果讨论后的群体态度朝讨论前态度的相反方向发生了偏移,我们则称之为“去极化”或“反极化”现象;如果讨论前后群体态度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则没有发生群体极化现象。因此,西方学者的群体极化研究主要是一种强调对过程的研究,是一种动态的研究。然而,国内多数群体极化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对群体成员意见的分布状况进行了描述。比如不少研究者对网络群体极化的研究时,即是基于对于网民态度的分布状况,来判断网络中是否存在群体极化的现象。(14)由于这类研究缺乏对讨论前后网民态度的比较,也就很难说明网络中的这种意见分布是否是网络群体讨论所导致的结果,因此也就无法论证网络讨论是否导致了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类研究基本上不能论证群体极化的核心问题。

  (三)群体极化并不一定意味着个体态度的极化

  自斯通纳研究群体讨论发现群体冒险性偏移的现象以来,研究者测量群体极化的方法是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用在讨论后群体达成的一致意见(或者在讨论结束时群体成员所公开表达的对相关议题的态度或立场的平均值)减去讨论前群体成员初始态度的平均值,另一种是测量群体成员在讨论后对相关议题的私人态度和在讨论前的态度之间的平均差异。两种测量之间虽然有显著相关,但在程度上并不完全相同。(15)但无论哪种测量,都是以群体成员态度的平均值为基础,因此群体态度的偏移并不一定代表着每个个体的态度也发生了同样的偏移。弗雷瑟等举了一个例子来进行说明,在一个由3个人所组成的群体中,讨论之前的初始态度分别是7、5、2(7分制量表,中位数是4),群体的平均分是4.67;讨论后的个体得分都变为了5分,均值也变成了5。因此,在群体极化的层面上看,有了群体极化的现象。但是就组成群体的个体的态度看,其中的一个态度没有发生改变,另外两个个体的态度实际上向初始态度的反方向进行了漂移,产生的实际上是反极化的效果。因此,群体极化和群体成员个体的极化是不完全一致的。(16)

  由以上论述可见,群体极化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和特定所指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极化”并不相同。这一点其实也是西方研究者所不断强调的,迈尔斯就明确指出群体极化中的极化一词具有特定的含义,并不是普遍意义上所说的一个群体内部成员的分化或分裂。(17)但是,国内不少研究者都没有明确意识到二者之间的区别,有意无意地将其混淆在一起,从而引发指称混淆、内涵模糊的后果。从国外的研究状况来看,群体极化研究和一般意义上的极化研究最初并不属于同一研究领域,群体极化研究基本属于社会心理学的领域,而极化研究更主要地属于社会研究、政治研究、经济研究等领域,二者所关注的焦点也不同,前者强调群体讨论对群体态度的影响,后者更主要是指在各种问题上民众态度/立场的分布状态。最初二者间也少有交集,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学的研究者们发现社会中的极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此处的“极化”现象主要用于指美国政治中民主党人同共和党人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美国民众在某些特定议题上的分裂和分化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加之互联网逐渐渗透进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他们逐渐意识到此种“极化”可能同互联网上的群体讨论有关,所以出现了一些群体极化研究和一般意义上的极化研究相互关联的研究。然而,虽然二者具有相通之处,但是就整体上来讲,西方学者比较严格地区分二者之间的区别:他们在研究群体讨论对群体态度偏移的影响时使用群体极化这一术语;而他们在描述态度/立场分布时更多地使用“极化”这一术语。

  其实,就“极化”这一概念而言,研究者的理解也并不相同。夏倩芳指出了研究者们对极化这一概念在理解上的差异并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在总结极化本质时进一步指出,在社会心理学的领域中,“极化”是指“观点、态度、立场的极端化或激进趋向”,这一含义同群体极化中的“极化”含义较为接近;但是在政治学领域,则是指“观点的两极化”和“与异质性相对立的同质化”。(18)由此可见,即使在政治学领域中,“极化”一词也存在着不同的含义,甚至指的是截然相反的现象(比如一个群体中对某一议题的态度如果是分化为对立的两方,则可以称为极化;但是如果这个群体对该议题的态度完全倒向某一方,也被称之为极化),如果再将群体极化与一般意义上的极化相混淆,那么极化的含义必然会更为模糊和更不容易确定。所以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在群体极化的相关研究中,应该严格遵循群体极化的本来含义,不做泛化的理解,尤其不应将群体极化和一般意义上的极化混为一谈,否则导致的后果必然如夏倩芳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局面所造成的后果是,虽然近年来极化研究的产出颇为丰富,但探讨的问题却千差万别,使得研究者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对话,也妨碍了对该理论进行系统的建设。”(19)

  三、群体极化一定意味着非理性吗?

  国内不少相关研究都将群体极化同勒庞的《乌合之众》相联系,或隐或显地将勒庞所描述的群众盲从、易受暗示、易受情绪感染等心理特征作为群体的心理特征并将其作为群体极化产生的心理机制。(20)在此基础上的推论便是,群体极化就是一个由非理性心理所支配和推动的过程和现象,因此其本身也是非理性的。对此,有学者做了这样的阐释:“总体看来,古往今来对群众心理和行为的观察与思考贯穿了哲学、政治学的历史,并在不同的时期投注了不同的情感判断。但始终不变的是,它们无一例外地将群众与“非理性”联系在一起,或者说,‘非理性’乃是群众心理的核心特质……无论是小群体还是社会公众的极化,其本质都是非理性的”。(21)

  然而,这些对群体行为、群体极化“非理性”的讨论往往并没有清晰地界定“理性”或者“非理性”的含义。在西方哲学中,“理性”和“非理性”两个词使用频率很高,但意义却相当混杂。对“理性”的概念,马克斯·韦伯做了深刻阐释,(22)有助于我们理清“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也有助于辨析清楚群体极化是否理性的问题。

  韦伯将社会行动划分为四种取向,即“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的”“情绪的(尤其是情感的)”“传统的”。对于情绪的和传统的社会行为而言,韦伯将其定位于“有意义取向的行动之边界”,(23)将其归结为一种主要是非理性的行为取向。“对于忧虑、愤怒、野心、羡慕、妒忌、爱情、热情、骄傲、复仇欲、孝心、忠心和各种各样的好奇心以及由它们而产生的‘无理性’行为,我们越是敏于其影响,就越是能够感同身受……出于类型学的科学分析目的,比较方便的做法就是,把所有受情绪左右的无理性行为要素都视为偏离了概念上的理性行动纯粹类型的成分……在这些情况下,建构一个纯粹理性的行动进程就可以为社会学家提供一种类型(理想类型),它的好处是清晰易懂,不会模棱两可。相形之下,也就有可能理解这样一些情况,即实际行动受到了种种无理性因素——比如情绪、错误——的影响,导致它们偏离了根据行动本应是纯粹理性的这一假设所预期的行为路线。”(24)从这些表述中可见,韦伯倾向于将“情绪”等视为一种非理性的因素,而纯粹由情绪所控制和支配的行为也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对此,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张德胜、金耀基等学者就明确地指出韦伯提出的“传统行动”“情绪行动”属于非理性行动,而“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则属于理性行动。(25)

  因此对理性和非理性的判断,实际上具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如韦伯等人所指的那样,能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并能够赋予行为以意义的行动是理性的,而完全受传统和情感所支配的盲目行动则是非理性的;第二个层面,则主要是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上来进一步分析第一层面上的理性行为。即是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上行动是理性的,但是这一行动却并不符合价值理性的要求,因此在价值理性上是非理性的;或者在价值理性的层面上是理性的,但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却是非理性的(因为行动者并不顾及行动所造成的后果)。但无论如何,在第二个层面所强调的是作为手段的工具同最终价值之间的关系,而无论理性与否,都是人们经过内在心智思考过的、清醒意识到的行为,这与第一层面上的完全受情绪等所控制几乎没有经过心智思考的非理性行为具有本质上的差异。

  理清这一点,对于判断群体讨论与群体极化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至关重要。很明显,古斯塔夫·勒庞所描述的群众“易受情绪感染的、易受暗示的、无意识”等特征正是韦伯所指的“情绪性行为”,因而也是非理性的。夏倩芳等在文中对群众心理研究的述评中所提及的群众心理和群众行为的非理性,也基本上是在这一层面上来进行探讨的。(26)

  不可否认,在第一个层面上,的确有以勒庞为代表的学者强调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的非理性特征,但是这一观点自现代以来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周晓虹对西方各种关于集群行为的解释进行述评后指出:“以往那种认为集群行为一定是非理性的流行观点现在看来是过于绝对了。集群行为既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这取决于集群行为的具体形态以及具体形态的集群行为处在何种发展阶段。比如,群众行为一般具有非理性的特征,但由群众行为发展而来的社会运动有些却是十分理性的,它是进步分子进行社会变革的非制度化尝试。”(27)赵鼎新指出,古斯塔夫·勒庞等关于群体行为的传统理论将群体行为视为非理性的观点受到了现代理论的反对,现代理论比如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和政治过程理论(political process model)(该理论至今依然在美国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占有支配地位)反对传统理论将群体行为看成是非理性的观点,而是“针锋相对地强调参与社会运动是理性行为”。(28)赵鼎新进一步论述道,“包括斯梅尔塞(Smelser)理论在内的大多数传统理论在对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参与者的动机的理解上,实际上暗含着两个假设:一是,运动的参与者是非理性的;二是,情感(emotion)在运动中起着关键作用。”然而,“关于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参与者的动机,传统理论的第一个假设是彻底不成立的。其实,这种关于参与者是非理性的说法,仅仅是一些旁观者站在自身立场上的偏颇看法。”(29)在赵鼎新看来,集体行为既包含了理性,同时又具有情感因素,二者往往相互交织。国内也有相关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点。孙凤、郑欣对“汉口路西延工程”事件的网络讨论进行了观察,发现在这个网络集群行为的个案中,讨论开始时非理性占据主导,而随着讨论的深入,理性的声音最终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30)

  从以上论述可见,在第一个层面上,现代理论和传统理论对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判断并不相同,这种差异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到群众心理和群众行为具有复杂的特质,既包含有理性的因素,也可能包含有非理性的因素。

  以上从一般意义上的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进行了讨论,我们再就群体极化本身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进行深入讨论。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探讨群体极化产生的机制。对群体极化产生机制的解释,现在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主要有两种理论: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简称SCT)和劝服性辩论理论(Persuasive Arguments Theory,简称PAT)。(31)

  社会比较理论指出,参与讨论的群体成员会比较自己的观点和群体内其他成员的观点,并根据这种比较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适当修正,使自己观点朝大多数人观点的方向(或感知到的群体所期望的方向)移动。如此,群体讨论中并不存在真正的观点之间的争辩,而是只要群体成员接触到其他成员的不同观点就会使得自己的观点发生漂移。因此特格(Teger)、普鲁特(Pruitt)将社会比较的要义归结为一种“单一接触效果”(mere-exposure effect),亦即群体成员只要接触他人的不同观点即可产生观点漂移的结果。(32)据此,群体讨论只会使群体决策朝初始意见方向漂移得更远,因此群体讨论本身似乎不具有自我纠偏的能力,也基本上不具有民主潜质。

  显然,在社会比较理论的视域中,群体成员态度的变化主要是基于在群体讨论中的群体规范及其带来的群体压力。表面上看起来,群体成员没有针对讨论的主题进行理性的思考,仿佛具有了非理性的特质,但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所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无论是为获得群体的肯定而主动迎合,还是为避免遭受群体的惩罚而被迫改变,这都是有意识的,甚至是精心思考后的行为。从第一个层面来讲,他们的行动依然是理性的(即不是受情绪或传统所控制的盲目行动)。在第二个层面上,群体成员有意识地将其行为作为达成他们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上这也是理性的行为。

  与社会比较理论不同,劝服性辩论理论强调群体成员的决策是建立在对信息的获取和思考的基础之上。根据这一理论,群体成员在讨论时会为自己的观点寻找并表达具有说服性的论据,持不同观点者所表述的正反两方面的论据都会呈现在参与讨论中的群体成员面前,而群体成员的最终决策便是取决于对这些论据的辨析与思考。(33)因此,在劝服辩论理论中,论据对于群体成员的决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论据的“说服力”(persuasiveness)(指论据能在多大程度上导致群体成员改变自己初始观点的效能)至关重要,而论据的说服力又取决于论据的有效性(validity)和新颖性(novelty)。(34)因此,根据劝服性辩论理论,经群体讨论所做出的群体决策是否会朝某一特定方向发生偏移取决于在群体讨论中具有说服力的论据的数量。如果在群体讨论中所展示的占多数的有说服力的论据与群体成员的初始观点一致,那么群体就有可能朝着原来的方向进一步偏移,从而造成群体极化的现象;但如果展示出的占多数的具有说服力的论据与群体初始观点相反,那么群体讨论后的决策将会朝着与初始观点相反的方向偏移,从而产生去极化的现象。(35)

  根据劝服性辩论理论,群体讨论既有可能产生群体极化的现象,也有可能产生去极化的现象。但无论哪种情况,都是群体成员在讨论中对正反观点和相关论据进行仔细思考后所做出的决定。因此在第一个层面上,群体讨论的行为是理性的,而无论产生的是群体极化还是“去群体极化”,都是基于理性思考和理性选择的结果,因而也应该是理性的。而从第二个层面来讲,群体成员既将群体讨论作为追求共识(道德共识或者事实共识)的手段,同时也真诚地信奉通过群体讨论可以达到共识,因此在这里所体现的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因而也是理性的。

  值得指出的是,群体极化研究中的群体讨论往往以达成共识为目标,因此,这种讨论行为在本质上应是一种追求共识的言语交往活动。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能为我们深入理解群体讨论及群体极化的“理性或非理性”问题提供一个特别的视角。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理解。首先是交往基础论,即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并不以独立的个人为基础,而是以人们之间的“双向理解”为基础,而这种双向的理解则必须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才能达成;第二是共识真理论,即人类这种依靠语言进行的交往所需要达成的目标是相互理解,亦即是需要达成共识,但如何保证能够达成真正的共识(即真理)而非虚假的、强迫的或系统扭曲的共识呢?哈贝马斯认为这就需要保证交往活动应该处于一个“理想的言辞处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中。在这一处境中,参与者拥有平等的机会作出各种言辞活动,提出自己的声称(claim)。对于所有这些声称,参与者都可以质疑,而受质疑的一方可以反驳、说明、解释,藉此修补或支持自己的声称。所有参与者丝毫不受包括由权力、蒙蔽、无知、欺骗和恐吓等因素造成的限制;在其中只有一种力量在发挥作用,那就是较佳论据的力量。由这种处境产生的共识,便是真正的、合理的共识。(36)哈贝马斯指出:“(交往)实践内部的合理性表现在,一种通过交往所获得的意见一致,归根结底必须以论证为依据。而这种交往实践参与者的合理性,是根据他们是否能按适当的情况论证自己的宣称来进行衡量的。”(37)这即是要求交往实践的参与者必须按照适当的情况来论证自己的宣称(即要保证宣称的真诚性、真实性和正当性),且以论据作为唯一力量来捍卫或修改自己的宣称,从而与他人达成共识,如此参与者即是理性的,而这种交往活动也是理性的。

  哈贝马斯所论述的交往实践同群体讨论及群体决策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因为群体讨论就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实践。那这些群体讨论是否符合交往理性的特征呢?如果在群体讨论中群体成员主要是迫于群体压力从而达成共识并造成群体极化的结果(如SCT所解释的那样),那这种共识就主要是强制性的或者是系统性扭曲的共识,而不是真正的、合理的共识,因此这种讨论及其造成的群体极化在交往理性的层面上是非理性的;但如果在群体讨论中群体成员主要是通过依据论据的说服力来达成共识(如PAT所解释的那样),那无论是产生群体极化还是去群体极化,其结果都基本上符合交往理性的要义,因此便是合理的。当然,在实际的群体讨论中,PAT和SCT所描述的讨论情况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常常同时发生,因此PAT和SCT对群体极化的产生机制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PAT对群体极化的解释力更强。(38)这意味着群体讨论及其造成的群体极化能够体现出较强的交往理性的特征。

  从以上讨论可见,在理性的第一层面上,群体讨论及其结果主要体现为理性的色彩,即这种讨论中群体成员的行动并非是无意识的行为(如由情绪控制的自动反应性的行为或对权威的盲目服从行为),而是经过心智考虑的理性行为;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层面来审视,群体极化的理性与否则表现得更为复杂,既有符合工具理性而不符合价值理性的情况,也有同时符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情况;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来看,群体讨论是否符合理性则取决于交往的情境是否属于理想的“言辞情境”和交往者是否能将论据作为达成共识所凭借的唯一力量。因此,“群体极化本质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问题”非常复杂,采用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审视,所得到的答案不尽相同。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群体极化的产生过程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经常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发生作用,其中理性似乎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因此简单地将群体讨论和群体极化贴上“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标签是不妥当的。

  理清这一点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为群体讨论和群体决策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群体讨论是具有理性因素的,其讨论的结果也可以是理性的结果,因此可以基于讨论和对话来达成共识;二是让我们认识到现实中的群体讨论并未处于“理想的言辞情境”之中,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非理性的因素,而如何通过制度设计等方式来最大程度地限制和消除群体讨论中的非理性因素则是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的探讨具有特别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群体极化的影响因素

  如上文所述,群体讨论并不一定会导致群体极化的结果,有时群体讨论后的立场与讨论前的群体立场没有显著差别,有时群体讨论还会产生去极化的结果。那群体讨论在哪种情境下更容易发生群体极化的现象呢?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群体极化的发生和程度呢?对这些问题的更为细致的讨论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群体极化如何发生,如何采取切实的措施来控制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麦克格拉斯(McGrath,J.E.)认为在讨论群体互动时应该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群体成员的特点、群体的结构、任务的性质、讨论环境的特点。群体内的互动过程会受到这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混合性的。(39)研究者们也大致从这四个方面对群体极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本文将其整合为话题性质(对应于任务的性质)、群体结构(在群体极化的研究中成员的特点往往是群体构成中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群体成员特点和群体结构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传播媒介(对应于讨论环境)三个方面进行梳理。(40)

  (一)话题性质

  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群体极化研究,基本上采取的是实验法,实验者通常会给受试者展示一系列的话题(issue)作为群体讨论的对象,并进而测量在这些话题上是否产生了群体极化的效果。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话题的性质可能会对群体极化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群体极化的相关研究常常把话题分为“知识型话题”(intellectual issue)和“判断型话题”(judgemental issue)两类,知识型话题被认为是可以找到正确答案的,而判断型话题——包含行为上的、伦理上的,或者艺术上的判断则不存在可以被证实的正确答案。(41)对于知识型话题,群体讨论的任务是去发现真相或者找到正确的答案;而对于判断型话题,群体讨论的任务是要做出一个“道德的”“值得的”“合适的”或者是“最好的”决定,这一决定很难找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正确的”答案,群体讨论所达成的一致决定可能就是这一结论的“正确性”所在。(42)

  卡普兰(Kaplan,M.F.)和米勒(Miller,C.E.)的研究结果表明,话题类型可能会影响到群体极化的生成机制。判断型议题的群体讨论中,社会比较是群体极化产生的主导机制;而在知识型议题的讨论中,说服性辩论是主导性的产生机制。因此对于判断型议题的讨论,群体规范将发生更为重要的影响;而对于知识型议题而言,成员所能找到的充分的信息和论据将发生更重要的影响。(43)马哈(Maha)和维因兹(Vinze)的研究则表明,判断型话题所产生的群体极化程度要远远高于知识型话题。(44)

  (二)群体构成(composition of Group)

  一些学者探讨了群体构成对群体讨论及群体极化产生的影响。研究者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界定群体构成。一种方式是根据群体中是否具有意见领袖或持某种态度的中坚分子进行分类,研究意见领袖或者中坚分子对群体讨论及群体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结论基本表明群体讨论中有无意见领袖对于群体极化没有显著影响。(45)

  另一种方式是以群体成员的某一特质(主要是成员对某一话题的态度或者立场)为标准将群体分为内部同质性群体和内部异质性群体。对内部具有同质性的群体的研究表明,内部同质性的群体经过讨论后产生群体极化的可能性和程度都会比较高。桑斯坦等在科罗拉多州进行的一项实验表明,由自由派组成的讨论组在讨论后对相关议题的自由主义的立场更加明显;而由保守派成员组成的讨论组在讨论后的保守主义倾向也更为明显。(46)迈尔斯(Myers)和毕肖普(Bishop)根据受试者的种族主义偏见的强弱将受试者划分高、中、低三个组。对相关种族主义话题的讨论结果表明,具有相似观点的人在一起进行的讨论显著提升了高偏见组和低偏见组之间的差异(gap),亦即是说同类人之间的讨论显著强化了群体极化。(47)

  而对那些内部具有异质性的群体的研究则表明,内部异质性的群体讨论所导致的群体极化程度较低,甚至可能出现去极化的现象。维诺克(Amiram Vinokur)、伯恩斯坦(Eugene Burnstein)在一个讨论组中安排同等数量的意见相对的成员,讨论后在整体水平上依然发现了程度较轻的群体极化,但是这两组不同意见的群体成员之间的态度差异在讨论后却发生了去极化的结果(即这种差异在讨论后变得更小了);(48)洛林等也观察到由对被告持有相似态度的受试者在讨论后会倾向于更轻的判决,而那些由不同态度的人组成的群体在讨论后却没有发生态度上的偏移。(49)捷纳韦弗·帕歇洛(Geneviève Paicheler)以性别为标准对群体成员进行划分(分为三类群体:即男性群体、女性群体、男女混合群体),结果表明同质性群体中产生了群体极化的现象,但是异质性群体却没有产生群体极化现象。(50)

  需要指出的是,群体成员之间的这种同质性并非一定真正地存在,只要群体成员感觉自己与其他群体成员具有同质性,那群体极化产生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51)因此,群体成员事实上的同质性或者他们所感知到的彼此间的同质性,都可能会强化群体成员对所在群体的认同感,从而更在乎群体其他成员对自己的评价,更渴望群体其他成员对自己的肯定与接纳,所以他们在表达观点时更容易向群体态度偏向上来移动自己的观点,从而造成群体极化。

  (三)传播媒介

  1.实验室中CMC环境下的群体极化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前,群体极化研究所设计的群体讨论的场景主要是面对面(face to face),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情境(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CMC)对于群体讨论和群体极化的影响。西格(Siegel,J.)等人的研究表明,计算机中介传播会对群体讨论和群体决策产生影响。和面对面的群体讨论相比较,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情境所导致的群体态度的偏移幅度会更大。其原因可能在于CMC中群体成员的匿名性,使他们降低了所感知到的群体规范的压力,从而让他们可能会更为不受约束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是反规范的意见,最终使得讨论后的意见比初始意见更为极端,造成态度偏移的幅度加大。(52)谢俊琳(Choon-Ling Sia)关于CMC对群体讨论影响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她认为,由CMC造成的视觉线索(visual cues)的缺失和匿名性的存在可能会降低社会临场感,这会使得群体成员诉之于更新颖的辩论和更多的攀比行为(one-upmanship behavior),这都会导致更为强烈的群体极化(就如同PAT和SCT所指出的那样)。(53)

  然而,也有不少关于CMC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此相反,认为CMC会减轻群体极化。麦圭尔(McGuire,T.W.)等就分析了基于计算机的群体讨论和基于面对面的群体讨论对于群体决策的区别,其结果表明,面对面的交流情境发生了群体极化的效果,但以计算机为中介的讨论情境却没有。作者以PAT的理论角度进行了解释,认为在以计算机为中介的讨论情境下的论据少于面对面的讨论场景。(54)马哈和维兹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CMC的传播环境中,群体极化程度要显著低于面对面的讨论环境。对此,研究者解释到,如果承认导致群体极化的两种主要力量——信息性影响和规范性影响的话,那么其中任意一种影响的削弱都有可能导致群体极化水平的降低。因此,在GSS(55)环境中,虽然社会比较并没有完全消除,但是规范性的影响却最大程度的减少,从而导致群体极化的降低。此外,群体压力的减少可能会导致群体成员更加依赖所表述出来的信息和论据,而不是仅仅依赖论据的提出者。通过聚焦于讨论的内容而不是讨论中的成员的方式,GSS群体就可能朝向群体成员初始意见的平均值汇聚,而不是被主导性成员所支配。(56)

  还有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更为复杂。斯皮尔斯(Spears,R)等将基于计算机为中介传播造成的个体的匿名状态(个体身份和其他个人化的信息都彼此不知道)称之为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情境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参与讨论的群体成员被当作“群体中的一分子”,强调的是成员的群体身份,这一情境被称为是去个体化的群体情境(de-individuated-group condition);另一种是参加者被当成“独立个体”而加以强调,这一情境被称为是去个体化的个体情境(de-individuated-individual condition)。研究结论表明,在去个体化的群体情境中,群体讨论后会产生更高程度的群体极化,而对于去个体化的个体情境而言,群体在讨论后却会产生去群体极化的现象。作者从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归类理论的角度对此结果进行解释。(57)

  普拉尔(Andrew Prahl)等采取实验法,招募受试者对现实问题进行了实验室环境下的网络讨论,其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少数派成员在已分享的信息环境中(shared condition,指讨论时的那些信息在讨论前就阅读过)会产生群体极化;而他们在未分享信息的环境中(unshared condition,指讨论时的信息是新的,讨论者之前没有接触过的)的讨论则会产生去极化的现象;而对于多数派成员而言,无论是已分享的信息环境,还是未分享的信息环境,他们在讨论之后都产生了去极化的效果。(58)

  以上基于CMC的群体极化研究所得到的结论相当混杂,甚至截然相反,这表明,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情境对于群体讨论及群体极化所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其中可能涉及到诸如群体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群体成员的自我公众意识(public-self-awareness)、群体成员是否平等多种调节因素,因此,简单地认为以计算机为中介的讨论会增强或者减弱群体极化的结论都过于简单,也过于武断,其复杂的状况需要更细致和更深入的研究。

  以上这些研究采取的都是实验法,其结论主要在于分析CMC同群体极化等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其结论能否适用于现实的网络交流情境还不得而知。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和普及,社会成员通过网络来进行各种议题的讨论已经成为一种最为常见的交流形态,作为对现实的回应,一些学者以现实的网络群体讨论作为对象进行了关于群体讨论和群体极化的研究。

  2.现实网络社会中的群体极化相关研究

  普莱斯(Vincent Price)等研究了民众关于布什(Bush)和戈尔(Gore)的税收计划的网络讨论,探讨网络讨论对参与讨论者态度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那些在讨论前就对此有明确立场的人(占大多数)在讨论之后所持的立场与其讨论之前的立场在方向上一致的,群体讨论有可能强化了他们的既有立场,因此可能产生了群体极化的现象。(59)

  亚迪(Yardi,S.)和博伊德(Boyd,D.)对关于堕胎医生被枪杀案件的Twitter进行了分析后指出,人们更倾向于同那些与他们自己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进行交流(互动),但是他们也积极地同那些他们并不赞同的人之间进行互动,二者之间只具有微弱的差别。这一点同桑斯坦关于社交网络中人们寻找志同道合者从而形成自己声音的回音室不同,他们也能接触到与自己相异的观点而且也与这些异质性观点进行争论。在此意义上,作者指出:“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在Twitter上所观察到的广范围的互动可能会促进正面的社会效果。”在关于群体极化的问题上,作者的分析表明,Twitter的使用者在经过24小时的讨论后,态度并没有发生群体极化的现象。(60)

  李(Lee)等对人们的社交媒体使用、社会网络的多样性和态度极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第一次证实了社交媒体的一般性使用与个体所接触的社交网络多样性之间具有正向的关系,即那些经常使用社交媒体的人可能具有更多样化的社交网络。然而,社交网络的多样性同人们观点是否极化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当考虑到政治讨论这一变量的中介影响时,社交网络的多样化与党派极化和意识形态极化之间具有了正向的联系。所以,人们具有更多样化的社交网络并不会导致更为开放的头脑,反而可能在一定情况下导致党派极化和意识形态的极化。然而,对于同性恋婚姻和医保改革这两个具体的议题,人们多样化的社交网络并不会导致群体极化的发生。(61)

  关于现实网络讨论中的群体极化现象的研究不多,而且得出的结论也较为混杂。其主要原因在于,同实验室研究相比,测量现实网络讨论中网民的初始态度和讨论后的态度都特别困难,因此研究者们不得不依赖于网民所发表的言论来近似地推测其态度,这往往只能反映出参与讨论的网民态度的静态分布,而基本上不能测量出其态度在讨论前后的变化,更难以分析出网络讨论对其态度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研究上的局限反映在研究文献上,便是以讨论网民意见分布为核心的“极化”研究较为丰富,但是以关注网络讨论对群体态度偏移的群体极化或者“去群体极化”的研究却非常稀少。如上文所述,群体极化中的极化和一般意义上的极化含义并不相同,相关研究的重点也不一样。因此,以网民对各种议题的态度的静态分布为核心的“极化”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在人们用社交媒体进行各种分享各种讨论为特征的环境中,这种在规模和频率上都空前的基于社交平台上的讨论是否会影响到讨论者观点的变化,如何影响到讨论者观点的变化,参与讨论的人们(以及讨论的旁观者们)在讨论后态度是否更为极端,这些变化的内在机制、影响因素是什么等等问题更值得研究者们深度关注。这不仅仅是为满足了解未知事物的学术兴趣,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可以让我们理清社交媒体这一讨论平台是否能够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领域”,采取何种规制才能促使这些讨论平台成为“公共领域”等问题,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以上从话题的性质、群体的构成、使用的传播媒介三个方面分析了群体极化的影响因素,其中可见,在早期的研究中,研究者常从单一因素的角度出发探讨其对群体极化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也相对比较确定;但是后来研究者们逐渐将更多的因素纳入分析之中,得出的结果就比较混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实际上除上文所提到的话题性质、群体构成、传播媒介之外,现实中的群体讨论涉及到更多因素,比如群体讨论的规则、参与讨论者自身的利益卷入度等外在的显性因素,讨论者对群体规范的感知、对群体身份的认同、对自我身份的归类、对自我立场的坚信程度、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对信息的偏向性处理等内在的隐性因素等,都会影响到群体讨论对群体成员的影响。而更为复杂的还在于,这些因素在实际的讨论中往往相互作用,从而使得群体讨论对群体成员的影响变得极为复杂。比如,桑斯坦等人的研究表明,同质性的群体经过讨论后会产生群体极化的现象;(62)但是当把讨论规则考虑进去以后,结果就发生了改变,在自由讨论的环境下发生了群体极化的现象,但是在协商性的讨论规则下则发生了去群体极化的现象;(63)都是在匿名的状态下,如果讨论者觉得自己是作为群体的一员参与讨论,则会发生群体极化,但如果讨论者觉得自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参与讨论,则会发生去群体极化的现象。(64)因此,在这些因素错综复杂的作用下,群体讨论既可能导致群体极化,也可能导致去群体极化。所以,理清这些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更为深入、更为系统地探讨群体讨论对于群体态度变化的影响本身就是一个“石油的富矿”,等待研究者们的进一步开发。

  五、研究展望

  毫无疑问,群体极化的相关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个体与个体的互动、个体与群体的互动等方式,将个体镶嵌入群体结构之中,系统考察了人际互动、个体的心理感知和心理期待、信息特征和信息呈现方式、群体规范及群体压力、群体构成等对群体成员态度/立场的影响,将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整合在一个研究框架之中,为揭示群体中的人们如何改变态度和立场提供了深入解释。然而,群体极化的研究并非尽善尽美,在以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强化对网络群体极化的相关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前,群体极化的研究者们主要以FTF为情境、以实验室实验(laboratory experiments)为基本方法、以假设议题为讨论对象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群体极化研究逐渐将CMC作为主要的讨论场景、以现实议题为讨论对象进行研究,方法上主要采取的依然是实验室实验。自21世纪以来,社交媒体日益成为人们分享信息、交换意见的重要平台,这一平台上的讨论无论是在规模上、频率上,还是在讨论议题的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是空前的。然而,相对于之前的群体极化研究成果而言,以这一新的社交媒体为场景的群体极化研究还相当稀少。因此强化社交媒体环境下的群体极化研究是推进群体极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具体而言,社交媒体环境下的群体极化研究应该强调以下方面:

  1.新媒体时代受众的信息接触和网络讨论行为。如前文所述,诸多研究表明受众所接触到的信息可能会对群体讨论及其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确定新媒体时代受众具体信息接触行为就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这一点在国内还做得相当不足。新媒体时代的受众所接触到的信息是更多样化了还是更同质化了?受众通过新媒体主要是在寻求与自己意见相同或相似的信息,还是在寻求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信息?社交媒体的使用者更多地是在与持相同观点的用户之间相互肯定从而形成一个自我意见的“回声室”,还是更多地与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之间进行辩论?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和调查是推进群体极化研究的基础。

  2.在方法上可能需要将实验室实验同实地实验(field experiment)相结合,更多地使用实地实验来进行相关研究。一般情况而言,对于社会中重大的议题社交媒体上往往会有热烈的讨论,所卷入的讨论者往往非常多,研究的对象从传统的小群体转变为大群体,因此仅仅以传统的以小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室实验可能就不够,需要更多地结合实地实验进行研究。这方面,普莱斯、尼尔、卡佩拉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此外,如何大规模测量社交媒体上的讨论者(和旁观者)在讨论前后观点的变化和他们对社会规范等的感知也需要开创新的方法。

  (二)强化对群体极化影响因素的研究

  已有诸多研究表明群体讨论经常会导致群体极化的结果,但是这种极化现象并非一定会产生,这与其他因素的影响密不可分。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在群体讨论的过程中,群体成员之间互动、群体的规范、个体对群体身份的认同、个体在讨论中所展示的论据等与群体互动紧密相关的因素对于群体极化产生作用,群体成员对自己观点的坚信程度、群体的组成结构、群体讨论所借助的媒介等都会影响到群体讨论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交互发生作用,使得群体讨论对成员态度的影响变得非常复杂,其中涉及到一些深层次的社会心理过程,比如社会比较、群体认同、自我归类、自我的公众意识、信息的偏向性处理等等,这些心理机制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三)强化对去群体极化的相关研究

  从现有研究来看,群体极化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探讨是否产生群体极化,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群体极化的产生上。然而,专门研究去群体极化或者反群体极化的文献却相当稀少。去群体极化的核心在于利用群体讨论来减少群体成员的初始态度倾向、降低不同意见者之间的割裂程度,从而使异质性的观点得到一定程度的整合,让不同意见者能够在更高的层面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最终达成共识。这一点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极为重要。因为群体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各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取向,群体讨论也并非只发生在各个群体内部,当来自不同群体的成员组合在一起需要解决他们共同关注但诉求却并不相同的议题时,他们之间如何讨论以及能否达成去群体极化的效果对于解决争议、达成共识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价值。在这一意义上,去群体极化研究将有可能同公共领域研究关联起来,形成一个整合的视野来探讨更为广阔的社会问题。

  ①在该研究领域中出现较早的一篇国内研究文献《论网络舆论主体的群体极化倾向》(郭光华,2004年)便提出了这种看法。由于该文被较多引用(截止2017年11月20日,据CNKI的统计显示,该文已经被引用了248次),因此这种说法所带来的影响较大。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一书在我国的巨大影响力,同时该书阐释了群体极化的含义但是却没有交代清楚该概念形成的来龙去脉,所以被人误以为桑斯坦就是该术语的提出者。

  ②Stoner J.A.F.,"A Comparison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Decisions Involving Risk," Dissertation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61.

  ③Rabow,Jerome,Fowler Jr,Floyd J,Bradford,David L,Hofeller,Margret A,& Shibuya,Yuriko.,"The Role of Social Norms and Leadership in Risk-taking,Sociometry,1966,pp.16-27; Stoner,James AF.,"Risky and Cautious Shifts in Group Decisions:The Influence of Widely Held Valu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4,no.4,1968,Pp 442-459.

  ④Moscovici,Serge,& Zavalloni,Marisa,"The Group as a Polarizer of Attitud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12,no.2,1969,pp.125-135.

  ⑤Fraser,Colin,Gouge,Celia,& Billig,Michael.,"Risky Shifts,Cautious Shifts,and Group Polar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vol.1,no.1,1971,pp.7-30.

  ⑥Fraser,Colin.,"Group Risk-taking and Group Polar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vol.1,no.4,1971,pp.493-510.

  ⑦Myers,David G,& Lamm,Helmut,"The Group Polarization Phenomen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vol.83,no.4,1976,pp.602-627.

  ⑧Moscovici,Serge.,"The Discovery of Group Polarization," Social Judgement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1992,pp.107-127.

  ⑨对这一并不算复杂的问题的澄清,也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运用一手资料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如果用二手资料而又不加以考证的话,极有可能导致以讹传讹的后果。在国内群体极化的研究文献中所出现的这种大面积偏误应该引起学界的警惕。

  ⑩这四种有代表性的理解如下:(1)把一定规模的网络群体针对某一事件表达或执行了偏离事物应有形态的语言与行为,称之为网络群体极化现象;(2)网络群体极化是指网络群体成员在网上就某一问题进行反复讨论后出现的意见和观点的分化、移动、集中,并达到对立或相反的一种网络现象;(3)网络群体极化是指网民一开始即有某种偏向,在网上通过交流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和行为;(4)指的是“群体情绪极化”的倾向。详见杨军、林琳:《我国网络群体极化研究述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期]。

  (11)Moscovici,Serge,& Zavalloni,Marisa,"The Group as a Polarizer of Attitud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12,no.2,1969,pp.125-135.

  (12)Fraser,Colin,Gouge,Celia,& Billig,Michael,"Risky Shifts,Cautious Shifts,and Group Polar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vol.1,no.1,1971,pp.7-30.

  (13)Myers,David G,& Lamm,Helmut,"The Group Polarization Phenomen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vol.83,no.4,1976,pp.602-627.迈尔斯明确指出群体极化中的极化一词具有特定的含义,不是普遍意义上所说的一个群体内部成员的分化或分裂。而很显然,不少研究者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一说明,使得不少的极化研究所着眼的刚好是群体内部成员的分化或分裂。当然,群体极化与群体内部的分化具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在进行描述的时候,则应该分别使用群体极化和分化两个术语来进行指称似乎更为合适。

  (14)通过描述网民意见分布的方式来判定是否存在网络群体极化的时候,不同的研究者又有不同的判定标准。有的研究者将网络舆论中网民出现的两极分化的情况称之为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吕林:《网络舆论极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07年,第3页);而有的研究者描述了在相关事件中网民一边倒的情况,将此称之为网络群体极化的现象(如叶宁玉、王鑫:《从若干公共事件剖析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新闻记者》2012年第1期);还有研究者将网络舆情中的“观点一致”“两极分化”都称为是群体极化(如王根生:《面向群体极化的网络舆情演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江西财经大学,2011年,第32页、38页)。这种混乱的情况,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对群体极化的含义把握不准确所引起的。

  (15)El-Shinnawy,Maha,and Ajay S.Vinze."Polarization and Persuasive Argumentation:A Study of Decision Making in Group Settings," MIS Quarterly,vol.22,no.2,1998,pp.165-198; Choon-Ling Sia,Bernard C.Y.Tan,& Kwok-Kee Wei,"Group Polarization and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Cues,Social Presence,and Anonymity,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vol.13,no.1,2002,pp.70-90.

  (16)Fraser,Colin,Gouge,Celia,& Billig,Michael,"Risky Shifts,Cautious Shifts,and Group Polar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vol.1,no.1,1971,pp.7-30.

  (17)Myers,David G,& Lamm,Helmut,"The Group Polarization Phenomen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vol.83,no.4,1976,pp.602-627.

  (18)夏倩芳、原永涛:《从群体极化到公众极化——极化研究的进路与转向》,《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6期。

  (19)夏倩芳、原永涛:《从群体极化到公众极化——极化研究的进路与转向》,《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6期。

  (20)类似的论述有郭光华(2004年)、张桂霞(2005年)、戴笑慧、冷天虹(2009年)、欧阳小婷(2009年)等。

  (21)夏倩芳、原永涛:《从群体极化到公众极化——极化研究的进路与转向》,《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6期。

  (22)韦伯虽然对理性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但是不少学者依然认为他仍然没有对理性作出清晰的界定。卡尔伯格认为韦伯对理性和理性化分析所引起的混淆,基本上应由他本人负责;布鲁贝克指出韦伯使用理性一词,起码有16种不同含义。详见张德胜、金耀基等:《论中庸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沟通理性之外》(《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2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25页。

  (24)[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6页。

  (25)张德胜、金耀基等:《论中庸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沟通理性之外》,《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26)夏文在引言中描述了“理性人”的特点,“‘理性人’是名副其实的人,其言行举止必符合理智,判断人和事物必冷静客观,接受他人观点时必深思熟虑,科学公正地反复考虑正反两方面的理由,而不是屈从于权威或者大多数人的判断。”而“非理性”则是作为一个与这里的“理性”具有相反意义的词而出现的,意指群众的盲从、愚昧、易受鼓动、无意识等特征,这在后文对柏拉图、李维斯等群众思想的评述以及对群众观非理性特质的危害的论述中皆可窥见。详见夏倩芳、原永涛:《从群体极化到公众极化——极化研究的进路与转向》,《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6期。

  (27)周晓虹:《集群行为:理性与非理性之辨》,《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5期。

  (28)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29)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30)孙凤、郑欣:《理性与非理性之辨:网络集群行为的产生及其演变》,《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31)埃森伯格认为SCT和PAT是解释群体极化的两种有效的理论(Isenberg,Daniel J."Group Polarization: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50,no.6,1986,pp.1141-1151.);桑斯坦也同意这种说法,Sunstein,C.R."The Law of Group Polariz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vol.10,no.2,2002,pp.175-195。在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中也通常采取这种观点,比如Elliot Aronson,Timothy D.Wilson,Robin M.Akert,Samuel R.Sommers,Social Psychology,Ninth Edition,Boston:Pearson,2016,pp.288-289;[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11版)》,侯玉波、乐国安、张智勇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第284-286页。

  (32)Teger,A.I.,& Pruitt,D.G.,"Components of Group Risk Tak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3,no.2,1967,pp.189-205.

  (33)Vinokur,Amiram,& Burstein,Eugene,"Effects of Partially Shared Persuasive Arguments on Group-induced Shifts:A Group-problem-solving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29,no.3,1974,pp.305-315.

  (34)Burnstein,E.,"Persuasion as Argument Processing," In H.Brand-statter.J.H.Davis,& G.Stocher-Kreichgauer(Eds.),Contemporary Problems in Group Decision-making,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2,pp.103-124.

  (35)Kaplan.M.F,"Discussion Polarization Effects in a Modified Jury Decision Paradigm:Informational Influences," Sociometry,vol.40,no.3,1977,pp.262-271.

  (36)关于此方面的详细论述,可以参见张德胜、金耀基等:《论中庸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沟通理性之外》,《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王小章:《从韦伯的“价值中立”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哲学研究》2008年第6期;赵一凡:《哈贝马斯与交往理性》(下),《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6期;孟威:《“合理化”的意义与实现——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述评》,《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2期。

  (37)[德]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34页。

  (38)Sanders,G.,& Baron,R.S.,"Is Social Comparison Irrelevant for Producing Choice Shif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13,no.4,1977,pp.303-314; Burnstein,Eugene,& Vinokur,Amiram.,"Persuasive Argumentation and Social Comparison as Determinants of Attitude Polariz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13,no.4,1977,pp.315-332.Vinokur,A.,& Burnstein,E.,"Depolarization of Attitudes in Grou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36,no.8,1978,pp.872-885; Isenberg,D.J.,"Group Polarization: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50,no.6,1986,pp.1141-1151; Zuber,J.A.,Crott,H.W.,& Werner,J.,"Choice Shift and Group Polarization:An Analysis of the Status of Arguments and Social Decision Schem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62,no.1,1992,pp.50-61.虽然有学者提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反对PAT的观点”和“出现了支持SCT的新证据”,但是同样也有研究支持PAT的强大影响(例如Price,Vincent,Lilach Nir,and Joseph N.Cappella,"Normative and Informational Influences in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s," Communication Theory,vol.16.,no.1,2006,pp.47-74; Fiona A White,Margaret A.Charles,and Jacqueline K.Nelson,"The Role of Persuasive Arguments in Changing Affirmative Action Attitudes and Expressed Behavior in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vol,93,No.6,2008,19,pp.1271-1286.),而且至今还没有出现一篇对多项研究进行统合分析的论文能够否定艾森伯格和祖博等人所得到的这一结论。

  (39)McGrath,J.E.,Groups:Interaction and Performance,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84,pp.13-14.

  (40)从本质上讲,对该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对群体讨论如何影响群体成员态度进行深入讨论,所以其结论可能不仅仅可以适用于群体极化现象,也可以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群体讨论。

  (41)Kaplan,M.F.,& Miller,C.E.,"Group Decision Making and Normative Versus Informational Influence:Effects of Type of Issue and Assigned Decision Ru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53,no.2,1987,pp.306-313.

  (42)McGrath,J.E.,Groups:Interaction and Performance.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84,p.59.

  (43)Kaplan,M.F.,& Miller,C.E.,"Group Decision Making and Normative Versus Informational Influence:Effects of Type of Issue and Assigned Decision Ru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53,no.2,1987,pp.306-313.

  (44)El-Shinnawy,Maha,and Ajay S.Vinze."Polarization and Persuasive Argumentation:A Study of Decision Making in Group Settings,MIS Quarterly,vol.22,no.2,1998,pp.165-198.

  (45)Dr.Geneviève Paicheler."Polarization of Attitudes in Homogeneous and Heterogeneous Group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vol.9,no.1,1979,pp.85-96; Van Swol,Lyn.? "Extreme Members and Group Polarization",Social Influence,vol.4,no.3,2009,pp.185-199.

  (46)[美]凯斯·R.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尹宏毅、郭彬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6-10页。

  (47)Myers,D.G.,& Bishop,G.D.,"Discussion Effects on Racial Attitudes," Science,vol.169,no.3947,1970,pp.778-789.

  (48)Amiram Vinokur,Eugene Burnstein,"Depolarization of Attitudes in Group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36,no.8,1978,pp.872-885.

  (49)Laughlin,E.R.,& Izzett,R.R."Juror-defendant Attitude Similarity and Choice Shift in the Jury Tria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Midwester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May 1973.转引自Myers,D.G.,& Lamm,H.,"The Group Polarization Phenomen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vol.83,no.4,1976,pp.602-627。

  (50)Dr.Geneviève Paicheler,"Polarization of Attitudes in Homogeneous and Heterogeneous Group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vol.9,no.1,1979,pp.85-96.

  (51)Eun-Ju Lee,"Deindividuation Effects on Group Polarization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The Role of Group Identification,Public-Self-Awareness,and Perceived Argument Quali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57,no.2,2007,pp.385-403.

  (52)Siegel,J.,Dubrovsky,V.,Kiesler,S.,& McGuire,T.W.,"Group Processes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vol.37,no.2,1986,pp.157-187.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此研究只关心态度变化的幅度而不是方向,所以不能看到其结果是群体极化还是去群体极化。

  (53)Choon-Ling Sia,Bernard C.Y.Tan,& Kwok-Kee Wei.,"Group Polarization and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Cues,Social Presence,and Anonymity,"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vol.13,no.1,2002,pp.70-90.

  (54)McGuire,T.W.,Kiesler,S.,& Siegel,J.,"Group and Computer-mediated Discussion Effects in Risk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52,no.5,1987,pp.917-930.

  (55)GSS是指基于计算机的群体支持系统(group support systems),可以通过以计算机为核心的软硬件系统来支持群体成员来共同完成一项任务,提供一个可以共享(处理任务)的环境,也被视为CMC的一种。

  (56)El-Shinnawy,Maha,and Ajay S.Vinze,"Polarization and Persuasive Argumentation:A Study of Decision Making in Group Settings," MIS Quarterly,vol.22,no.2,1998,pp 165-198.

  (57)Spears,R; Lea,M; Lee,S.,"De-individuation and Group Polarization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vol.29,no.2,1990,pp.121-134.

  (58)Andrew Prahl,Lyn M.Van Swol & Miranda R.Kolb,"Silent Minority:Argument,Information Sharing,and Polarization of Minority Opinion Through a Structuration Theory Lens,"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45,no.4,2017,pp.381-396.

  (59)Vincent Price,Lilach Nir,& Joseph N.Cappellal,"Normative and Informational Influences in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s," Communication Theory,vol.16,no.1,2006,pp.47-74。但是因为该研究在对参加者讨论之前的态度进行测量时只是简单地测量了受众愿意选择谁的税收计划,而对讨论后的态度进行测量时用的是态度量表,因此在进行讨论前后的态度比较时就只能显示出讨论前后在立场上是否一致,而不能深入比较讨论后的立场在原有立场在强度上的差异,因此也难以说明群体极化是否真正发生。

  (60)Yardi,S.,& Boyd,D.,"Dynamic Debates:An Analysis of Group Polarization over time on Twitter," Bulletin of 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vol.30,no.5,2010,pp.316-327.

  (61)Lee,J.K.,Choi,J.,Kim,C.,& Kim,Y.,"Social Media,Network Heterogeneity,and Opinion Polariz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64,no.4,2014,pp.702-722.

  (62)[美]凯斯.R.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尹宏毅、郭彬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6-10页。

  (63)Strandberg,Kim,Staffan Himmelroos,and Kimmo .,"Do Discussions in Like-minded Groups Necessarily Lead to more Extreme Opinion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Group Polariz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7,pp.1-17.

  (64)Lea,Martin,and Russell Spears.,"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De-individuation and Group Decision-ma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machine Studies,vol.34,no.2,1991,pp.28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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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蒋忠波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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