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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的日常展演与场景魅惑
2020年03月24日 10:30 来源:《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年第4期 作者:陈伟军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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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网络直播为代表的新型视觉文化,将日常生活中世俗的、原本非视觉性甚至无意义的场景视像化,实现了普通人“播放自我” 的愿望,开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虚拟影像狂欢。从视觉文化研究的视阈考察,网络直播具有超强的场景构造能力,它将多元化现实进行感性呈现,使普通人的体验得以直观还原。网络直播以多样化话语方式创设虚拟互动情境,拓展了参与主体的表达能力和表达范围,其叙述主旨迎合了大众情怀和俗趣。观看者与主播构成一种实时互动、共生关系,他们在变动不居的影像世界中转换身份、扮演角色、改变立场、释放欲望。网络直播放大了身体景观的视觉效应,身体的意义结构承载了性感、消费、娱乐等内涵,参与其中的用户找到了一种欲望的简单替换物。消费社会是视听文化崛起的真正支撑,网络直播商业价值变现的冲动,强化了其内容生产的功利性。网络直播扩充了影像世界的边界与维度,其发展潜藏着业态创新、视听创意、过度使用、内容越轨、价值困惑等正向和负向的多种可能性。

  关键词:网络直播;日常生活;虚拟社交;影像消费

  作者单位:陈伟军,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BXW009)

 

  新媒体重塑了视觉传播主体,扩大了视觉影像的传播对象、范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电脑、手机和iPad 等工具发布或接收影像信息。特别是年轻一代从小就被各种影像信息包围,动画、卡通、网络游戏和直播视频伴随着他们成长。影像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要素,图像化生存凸显了“观看之道”的技术性转变。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技术性观视”在数字时代更为突出,人们观看到的影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媒介技术手段呈现出来的,这迥异于传统社会的人们直接用眼睛捕捉外部形象。

  大众永无休止的追新逐异的冲动,对视听快感的渴望,使得网络直播等数字娱乐形式风行一时。以网络直播为代表的虚拟影像泛滥,生活的视觉化变成当下个体普遍性的生存境况。我们如何理解日常生活中的视觉经验? 笔者以网络直播呈现的视听信息为研究对象,思考其“视觉方式” 和“视觉形象”意味着什么,并反思数字语境中的影像消费、意义获取和价值冲突等问题。

  一、视觉文化语境中的影像媒介研究

  作为数字时代的虚拟展演形式,网络直播全方位开启了日常生活经验世界的动感展示。网络直播是近年来才兴起的娱乐风潮,目前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内容生产、行业自律和管理规制等方面展开,但只有将其放在视觉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文化特质和价值逻辑。

  (一)影像媒介扩张与视觉文化兴起

  技术进步推动着视觉文化发展,媒介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改变着人们的观看方式。视觉媒介重构了人与时空之间的关系,时空经验能够被转化为具体的影像来理解。由于视觉媒介全新的属性,对它们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20 世纪初,匈牙利的理论家巴拉兹·贝拉( Bal??zs B??la) 在《电影美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视觉文化” 的概念,他认为电影摄影机的新发明“ 正在努力使人们恢复对视觉文化的注意,并且设法给予人们新的面部表情方法”。在巴拉兹·贝拉看来,电影将在我们的文化领域里开辟一个新的方向。[1] 电影艺术的诞生,使人类获得一种新的感受能力和理解能力,即通过观看活动画面、通过观看人物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来体验情感、理解思想,这在文化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是视觉文化新时代的肇始。

  影像媒介的急剧扩张,深刻影响着人类日常生活,改变着传统语码文化形态。20 世纪60 年代,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敏锐地意识到一场“图像革命”已经展开,由图片、漫画和广告等构成的符号世界方兴未艾。[2] 20 世纪70 年代,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明确提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3] 与丹尼尔·贝尔的观点相类似,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指出,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4] 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仿像”(Simulacra)理论对媒介与日常生活中的视觉经验建构做了更深入的阐述:媒介制造了超现实( hyperreality),通过破坏具象话语( representational discourse)的可信度来捕捉“现实”。[5] 以图片、影像和视听等形象为中心的视觉文化,是信息时代的必然产物。感性、直观的视觉形象,更契合现代人对简单、快捷的追求。如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Morozoff)所言,视觉文化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一些结构化、正式化的观看设置———如电影院和艺术画廊———移开,而集中于日常生活中的视觉经验。某幅画可能是在一本书的封套或是在一个广告上看到的,电影也可能是在录像、飞机、有线电视、电脑甚至是手机上看的,而不是在电影院看到的。[6]就信息接受、吸纳的难易程度而言,图片、视频较之文字、书报更易于被人们“阅读”。可是,无数零散的视觉信息汇聚在一起,便会造成日常生活中视觉经验的混乱。

  (二)数字影像革命与日常经验敞开

  视觉媒介为新的符号世界呈现提供载体,特别是数字革命和图像革命融合在一起,传统的语言和文字营造的意义空间遭受很大的冲击,印刷文化时代的理念世界不断被飞速流动的仿真影像、虚拟现实侵蚀。视觉文化的兴起,发展了米歇尔( W. J. T. Mitchell) 所说的“ 图像理论” ( Picture Theory)。在米歇尔看来,西方人文科学、公共文化领域里发生了“图像转向”。图像理论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观看(看、凝视、扫视、观察实践、监督以及视觉快感) 可能是与各种阅读形式( 破译、解码、阐释等)同样深刻的一个问题,视觉经验或‘视觉读写’可能不能完全用文本的模式来解释。”[7] 图像包括了照片、影像等各种表象直观形式,其功能与属性迥异于文字文本,呈现出不同的意义结构和价值内涵。与图像感知相伴随的影像思维,也带来了媒介运作方式、主体认知行为及接受心理的变化。

  图像社会和视觉文化时代的全方位开启,要归功于计算机和手机的普及,用户可以实时共享动态的现实景观。计算机“使得视觉信息的生产、表达和接收都更加便捷。它将不同类型的视觉材料以及视觉形象的创作者和接收者都联结在了一起,受其视觉信息影响的人数之巨大,在大众传播领域可谓史无前例。”[8] 由于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演进,网上看视频和直播的人在增加。

  在今天的数字时代,视觉媒介有了更巨大的发展,互动电视、移动多媒体广播影视、网络直播平台、个人点对点音视频、网络动漫游戏等传播形态纷至沓来,使视觉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意义结构发生了新的变革。

  以网络直播为代表的数字影像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对日常生活的视觉渗透能力,私生活的经验世界被全面打开,视觉文化的认识论日益发展。“我们利用了信息传播机器来生成可视的形象”,也即利用了信息传播机器来形成新的“看”的方式。[9] 网络直播等快速流动的画面,用丰富的视觉形象刺激人们的眼球,流动的即时观看触“手” 可及。视觉因素在媒介和文化传播中泛滥,人们被各种各样的视觉信息包围,观看方式愈发多样:技术性观视、感性化观视、娱乐化观视、欲望化观视和被动性观视等各种情形交错扭结,显示了视觉文化无所不在的渗透力和控制力。商业化的欲望冲动与娱乐性的消遣诉求,使得视觉文化的消费意义凸显出来,纯粹的视觉感官刺激,构成了感官经验的世俗狂欢。不断演化的媒介技术为人们制造丰富的眼球效应和文化奇观,虚拟的符号世界提供了远较现实生活丰富的视觉快感。

  网络直播等消费性视觉文化在当代的勃兴,给主体的认知行为和价值选择带来巨大挑战。探讨“读屏”时代的观看方式和接受心理特点,深入认识数字虚拟展演的影像叙事逻辑和社会文化趋势,寻找可行的价值认同策略,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紧迫问题。

  二、场景时代的日常生活展演

  现代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内在驱动,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形态。整体的生活分化为多维、异质的领域,媒介生态和文化格局处于深刻裂变之中,世界转化为日常影像和场景。

  (一)数字视听媒介超强的场景构造能力

  “场景”一词,原本是影视用语,指在特定时空内发生的行动,或者因人物关系构成的具体画面,无数连续的行动、场景组成了完整的故事。当这个词被应用在互联网领域时,“场景常常表现为与游戏、社交、购物等互联网行为相关的,通过支付完成闭环的应用形态。”[10] 在罗伯特·斯考伯(RobertScoble)和谢尔·伊斯雷尔(Shel Israel) 合著的《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 Age of Context) 一书中,“ 场景”对应的英文单词是“Context”,该词不仅有场景、背景、情境、语境等丰富含义,而且与这些含义相关的实时感知、实时搜索、实时处理等联系在一起。[11] 在这个被称为“场景媒体时代”的变革语境中,每个人的角色都是在特定时间、空间、情境、场合和需要中实现和完成的,而围绕个体存在的这一切就是场景,场景媒体更注重细分、垂直和个性化服务。[12] 从摄影、电影、电视到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网络直播,不断更新换代的影像技术及其产品,构造“场景”的能力越来越强,手机摄像头拍摄到的视频可以动态、实时直播给关注的用户。

  场景媒体既适应也改变着人们的消费体验,各种视听形象涌入人们的眼球和大脑,对语言形象造成很大的侵扰。对很多人来说,视听形象的魅力远远超过语言形象,视听感官系统产出的刺激信息更容易被放大。基于符号互动的数字影像世界,以经验世界为依据而又超越于其上,这种“真实虚拟”(real virtuality)的沟通系统,使得现实社会被虚拟意象笼罩。数字视听媒介变得更具多样性、延展性,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整合进视觉、听觉、触觉乃至嗅觉和味觉复合的认知模式中。影像符码与日常生活相互交融渗透,表征了多面向的精神理路和意义脉络。

  (二)影像化日常场景的无序展演

  日常生活的范围原本很宽泛,根据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界定,它包括工作、休闲和家庭生活等领域,具有多维、流动、含混、易变等特质,其结构与意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到社会经济和文化语境的制约。[13] 日常生活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一个重复、单调、庸常、琐碎的基础性层次,与无意识特征的矛盾性、混沌性扭结在一起。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具有真实与虚假、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包括社交和传播中交织着日常生活的真实内容,但也存留着虚假形式和骗人外表。[14] 消费社会中的日常生活,被现代技术、工具理性和经济利益所异化,陷入影像化、欲望化的牢笼而迷失其方向。人们的价值追寻,越来越趋向感性意义。数字影像叙事并不注重挖掘“美”与“善”,“媚俗”的冲动消解了日常生活叙事中的知性和诗意。

  网络直播中充斥着流动的、没有必然联系的片段场景,平凡琐碎的个人展示和夸张、离奇的噱头,这些正是“日常性”的无序、混杂情形。如卡斯比特( Donald Kuspit) 所说,大众趣味喜欢的是奇观,一种奇观是一种被同化了的刺激和令人兴奋的共性。[15] 奇观场景让人产生幻觉,媚俗的景观被包装成个性化的形象展示,使用户形成自由选择、逃离现实和张扬个性的虚假意识。用户不断切换、选择主播,产生片段的观看感受,类似于快餐式的形象拼盘,频繁变动的不连续场景和匿名主播表演,摒弃了因果关系和逻辑原则。

  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没有涌现过今天这么纷繁、密集的人工影像和视觉信息,媒介技术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广泛渗入日常生活。按照居伊·德波( Guy Debord) 的观点,“ 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16] 。生活与景观、实存与表象相互呼应,现实表征为被展现的图景性,影像的无限扩张,现代人成了视觉全能的观者。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米歇尔(W. J. T. Mitchell)指出:“21 世纪的问题是形象的问题。我们生活在由图像、视觉类像、脸谱、幻觉、拷贝、复制、模仿和幻想所控制的文化当中。”[17] 影像的变异、增殖,是对文化的重新改写和操纵,信息传播和文化生产日益建立在分散的视觉感知过程之上,尤其是视听媒介对生活形式、世界图景的转化,在很大程度上重塑着人们的感官接受行为。

  (三)多元化现实的感性呈现与普通人体验的直观还原

  多元化现实与媒介化景观彼此交织,屏幕、界面提供了独特的感知形式,动感凝视更契合现代人的生活特点和心理需求。人们快节奏、频繁的流动,如同手机的漫游切换,在时空转换中需要一种更灵活的信息感知方法。用户在屏幕上漫游,不必亲临现场,可以进入虚拟环境中跟人进行社交活动、和玩家一起打游戏,或者切入网络直播平台,通过动态的观赏模式捕捉转瞬即逝的梦想场景、欲望流动的感性呈现,主体意识在缤纷的视觉人物和物象景观中获得短暂的满足。

  不同于电影、电视,网络直播真正实现了普通人“播放自我”的愿望,其简单易用的流媒体技术让任何人都可以走上直播前台。数字革命向深度挺进,技术的使用可以创造一个更富于差异化的世界,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和贾里德·科恩(Eric Schmidt) 在分析新的数字时代如何重塑世界秩序时指出,信息和娱乐将会越来越多地由个人提供,传统的商业模式不断被超越,内容提供行业将转向更开放的模式。[18] 这种去中心化的传播,颠覆了传统影视形象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使视听消费的世俗化、娱乐化和日常化趋向愈发明显。网络主播融合了广播、影视、演艺和网络等多种媒介属性,迥异于传统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数字影像技术与日常生活对接,创造了更丰富的体验。体验一直是消遣娱乐的中心所在,从戏剧和音乐会,到电影和电视节目都是如此。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消遣娱乐的选择数量爆炸性地扩展,从而产生出许多新的体验。[19] 网络直播拓展了普通人日常体验的丰富性,激起虚实共生、身心投入的感知效应,产生新的影像交流、经验共享方式。

  网络直播具有与生俱来的民间身份和娱乐属性,其最初走红的主播是网络游戏中的一些资深玩家。借助分享游戏经验,玩家变身主播赢得粉丝,也带动了网络直播平台的发展,推动各种不同类别和内容的直播开拓新领域,极大地促进了视听文化的发展。类似于面对面的视听交流方式,催生了迥异于传统影视节目的内容生产形态。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内容,诸如新闻现场、餐饮美食、旅游探险、体育比赛、汽车评测、美容美体、宠物售卖等现实场景,都在网络直播平台上找到了展示空间,其呈现的方式五花八门。以网络直播为代表的新型视觉文化,将日常生活中普通的、原本非视觉性甚至无意义的东西视像化了。随着大视频时代的到来,“无处不视频” 的直观影像展示,迎合了大众视听欲望的迅速扩张。

  三、直播内容的日常表达与情景营造

  网络直播搭建了人与人之间直接进行对话、展演的影像平台,不受羁绊的摄像头近乎无所不能,其表达能力和表达范围空前扩展。数字语境中的媒介分化是必然趋势,以往被大众媒介所忽视的庸常、平凡生活,其多维面相具有几乎无穷无尽的世俗呈现内容和日常表达方式。

  (一)生活化主体的任性表达

  从表达主体来看,喧嚣时尚的网络直播,体现出媒介参与主体发生的转变,更生活化的个体可以借助数字影像表达感性经验或私人体验,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虚拟影像表达,开启常态化的民间日常生活影像展示通道,为非主流影像扩大传播空间。原生、逼真的直播场景,表征人的感性诉求,这是影像叙述话语权从主流传媒机构和文化精英向民间和个体的转移与扩散。主播们除了唱歌跳舞的常规节目外,甚至还有吃饭、喝酒、睡觉、发呆、画画、遛狗等,“原汁原味”地呈现普通人的声音和影像。正如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在文化领域,人们对奇思怪想却毫不节制。传播媒介的任务就是要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颠覆老的习俗,大肆宣扬畸变和离奇行为,以促使别人群起模仿。”[20] 一些网络主播哗众取宠、追新逐异的任性姿态,以及对新景观、新感觉的迷恋,体现出对多元化、差异化生活方式的普遍好奇。

  数字化技术赋予人们更大的日常表达自由,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技术王国里广为张扬,影像呈现具备了无所不能的潜力,个体形象生产变得轻而易举。网络直播体现了大众文化精神,其影像生产和传播环节均带有草根化属性。“ YY” “ 斗鱼” “ 风云直播” “ 虎牙直播” “ 花椒直播” 等各种平台,都是开放式的内容生产者。未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即可加入网络主播圈,成本低廉的拍摄介质,低标准的影像分辨率,使得网络直播具有了原生态的大众文化特质,未经精细加工的感性生活形态呈现,迥异于传统的影像展示和观看方式。按照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分析,“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受知识与信仰的影响”[21] 。这也就是说,社会文化制约着我们“看什么” 和“怎么看”。真正进入大脑加工的视觉信息,经过了选择性的过滤。凝视点、关注点的跳跃和转换,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意识作用下的认知调节结果。在多元的信息流中,视觉选择性注意(visual selective attention)有助于兴趣的产生。人们可以用流媒体视频直接呈现自我,没有主题和内容的限制性要求,个体化的展示变得公开化,供电脑或手机用户随心所欲地观看。影像的现场直播从专业界拓展到普通人群,影像叙述摆脱了专业制作和把关过程,变为聚焦自由表达的个体语言和行为,这也是新媒体语境中大众话语权力扩张的结果,屏幕形象的传播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价值。

  (二)叙述主旨迎合大众情怀和俗趣

  就叙述主旨而言,网络主播以一种更贴近现实的姿态、更平民化的视角、更生活化的图景来改变传统表意结构,突出普通大众的情怀和俗趣。日常生活一直是影视叙事的重要对象,对日常生活的诗化张扬与批判救赎几乎是并存的。以往电影、电视的影像表达方式具有艺术性或新闻性,日常生活被赋予某种超越性、发现性或启示性的意义。网络影像叙述摒弃了各种规范,不追求合乎影像传播的内在规律,而是将视线引向世俗的现实世界,“ 把源于日常生活中惯常事物的能指并置在一起”[22] ,不刻意追求崇高的目的和高尚的品味。

  依托个体日常生活经验的世俗表达,网络主播与粉丝之间的视听交流,打开了新的影像叙述空间。遵循日常“仿真”的逻辑,网络直播鼓励人们表达世俗情感、心理和意愿,以碎片化的世俗叙述激发粉丝“熟悉的陌生感”。网民自由出入新媒体界面,现实世界中的失意、压抑和苦闷,在网络直播中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舒缓,甚至产生自己地位提升、豪气冲天的感觉。高度生活化的体验,帅哥美女就在身边的陪伴感,网络直播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心理和精神生活需要,体现了一种趣味文化( taste cultures)的特征。网民多数动态选择与自己趣味相投的主播观看其展示,在与其他围观者一起建构的微型共同体(micro-communities)中确证其欣赏品位和文化身份,表征多样化的普通生命存在。

  (三)多样化话语方式创设虚拟互动情境

  在话语方式上,网络直播滔滔不绝的语言流折射了现实的纷繁芜杂。语言承载着生活,也表征了文化。网络直播的语言杂多,蕴含了数字影像文化“拟生活”、仿现实的情境。网络直播也是语言自由表达的能指游戏,千奇百怪的话题,主播在现场即兴发挥,与陌生人进行会话。影像和语言符号在无数陌生人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网络空间中特殊的修辞效用,使许多素昧平生的人获得一种共同的快感。主播虽未必能做到妙语连珠、字字珠玑,但装乖卖萌、哗众取宠的语言和姿态,对隐身在屏幕背后的围观者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语言的能指效应在装傻、自嘲、幽默、调侃和诙谐等的运用中得到扩展。声音和画面、口语传播和即兴表演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网络直播独特的话语和影像呈现方式。

  网络直播结合了影视观看、网络聊天和脱口秀(Talk Show)的形式,既还原了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行为,也戏剧性地超乎其上,创设了多元互动情境。主播以口语化的表述方式与网民交流,包括网上的特殊用语,但这又不同于口语会话,其沟通对象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而是在想象中面向全部网民。言不及义的闲扯,无厘头的插科打诨,喜形于色的情感宣泄,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结合姿态和表情,创造了一种既真实又虚幻的特殊情境。跟网上陌生人的交谈,可以卸下现实社会关系赋予的规范和责任,没有身份意识的顾忌,不用考虑道德方面的评价,更不追求直播内容的质量或意义深度,主播与网民聊得投机就好。网络直播是一种主体在场的“闲聊”,其实质是口头文化的媒介传播。主播与粉丝面对面交谈,其动作、姿势、语调、一颦一笑就在粉丝眼前,面向陌生人的谈话、表演变成了常规性的。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指出,闲聊所起的是两方面的作用:它不但能构建由观看者驱动的意义;它还能构建使这一意义得以流行的观众群体[23] 。闲聊的内涵通常是不着边际的闲言和絮语,而且带有唠叨的女人气,但在网络直播的语境中,闲聊推进了口头文化中积极的、带参与性的话语方式,口头交际的时空障碍消除了,轻松地被纳入大众交际的范围。

  闲聊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网络直播进一步将无所不包的聊天内容直观化、情境化、多媒体化。前言不搭后语的跳跃式情境,言不及义的杂语喧哗,语言嬉戏消解了正经大道理,“通俗”“浅显”的视听文化带有民间狂欢的色彩。客观现实向虚拟影像转化,线性时间被分化成驻足当下的不连贯碎片,这种碎片化状态成为人们迷狂的体验,类似于杰姆逊(Fredric Jameson) 所说的“精神裂变”(schizophrenia),也就是能指与所指、符号与意义之间的联系中断了。[24] 缺乏内在联系的能指符号、虚拟影像,不能从中梳理出首尾一致的连续意义。网民在相互围观中寻求自身的存在感,在多样的互动中打发屏幕之外的无聊。这里起作用的不再是精神文化需求,甚至也不是“品味”或特殊爱好,而是被一种扩散了的牵挂挑动起来的普遍好奇———这便是“娱乐道德”,其中充满了自娱的绝对命令,即深入开发能使自我兴奋、享受、满意的一切可能性。[25] 狂欢化的娱乐道德纵容无理胡闹、过度渲染,以及庸俗、低俗、媚俗的语言和行为。

  四、“泛在”场景中的虚拟社交与符码诱惑

  网络直播构建了新的符号化、影像化的“泛在” 虚拟生活形态和场景,催生新的社区群落和交往形式。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和应用将虚拟场景与现实空间无缝对接,无所不在地渗透到网民生活之中,外化为超强的语境融入、对象吸附、内容生产及信息感知能力。追求形象逼真环境和身临其境体验的数字影像媒介,不只是聚集动态的画面景观,同时构造了新型的虚拟社会关系( virtual social relationship)。以日常生活为中心,通过直播平台发展的交往关系,具有自创生、自适应、流动频仍等特性。网络直播扩大了碎片化、实时化视听交互信息的自主传播空间,虚拟社交的内容多维度扩展,特别是那些兴趣、爱好相同的网民更容易聚集起来。网络直播人际互动的、社会化生活场景,交织着光与影、声与色、幻与真,迎合普通人趣味被编制为充满感官诱惑的符码。

  (一)“泛在”场景凝视中的虚拟社交动机

  基于网络直播的虚拟社交动机变化多样,用户通过屏幕观看实时现场情景,可以迅速实现角色转换,由缺席状态进入在场状态,与主播互动。屏幕中的人物和场景,看上去比现实生活更具吸引力,主播的表演消弭了虚拟与真实之间的界限,用户的快乐来自其心理距离与观看对象的弥合程度。用户通过屏幕进行的交流,像看电视一样,在以形象为中心的“泛在” 动态场景中,超越自己的职业、年龄、阶层等身份限制,体验短时间的主体意识。影像信息建构的世界,更能赋予用户真实的在场感,还能缓解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的尴尬和压力。罗格(Jan-Uwe Rogge)和詹森(Klaus Jensen)在分析媒介世界对人们基本经验的影响时指出,媒介活力源于其内容与现实的意义关联,甚至取代人们的真实经验。处在日常生活环境中,媒介内容看似是人们鲜活经验的表达,并被用于处理日常问题。媒介场域向多样复杂的情感敞开,诸如释放恐惧、喜悦,提供安全感和抚慰孤独等,进而激活“美好”情感、建构人际关系。[26] 虚拟影像空间是现实生活空间的映射,更真实地寄寓着网民的欲求和想象。用户在网络直播场景下的社交心理,有较强的参与性和代入感。泛在网络推动直播平台发展了安妮·弗里德伯格(Anne Friedberg)所说的“流动的虚拟凝视(a mobilized virtual gaze)”[27] ,网民以想象的闲逛方式穿越虚拟时空,观看世俗化、去中心化、受现时片段包围的流动场景和角色。动感凝视迎合闲逛者的视觉消费,用户以远程在场替代直接在场,时空结构在影像流动中不断发生折射,营造出超现实的想象空间。近距离的视角使用户很容易投入其中,强烈的感受性转化为交流、互动的渴望,屏幕前的真实自我与想象中的虚拟自我融合在一起。狂欢化的弹幕语言,像炮弹一样在视频画面上狂轰滥炸,使个人的心理表达变成集体情绪,“观看者超越自身,去注目群体反应”[28] 。连续的观看和表达,凝聚为情绪和心理能量,这也是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说的“集体的激情、符号的激情、循环的激情”,传递社会深层的潜意识和欲望,“以令人眩晕的速度,穿过社会躯体,流行、传播、巩固自己的一体化,收集各种同一性”[29] 。在一种类似于仪式的效果中形成粉丝社群,产生群体联系的共时感。

  (二)社会关系延伸与幻化场景诱惑

  网络直播平台延伸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虚拟社交形成的粉丝群落是通过用户间视听连接实现的。网络的视频播放功能被充分发挥,观看者与主播构成一种实时互动、共生关系,他们在变动不居的影像世界中转换身份、扮演角色、改变立场、释放欲望,以一种虚拟自我的意识融入视听技术构筑的语境中,成为精神上的“变形人”。网友的点赞、打赏或吐槽,显示了不同的态度或评价,其中蕴含的情感能量,还能被同一粉丝社群内的其他网友感觉到,并相互影响。围观的共同在场感,使得网络直播的观看者能够体会到其他人行为、情绪和评价的变化。各种情绪在不同观看者之间感染、传递,众多网友的心理能量汇聚在一起,形成喧嚣、闹腾的狂欢氛围。加入观看者行列的人数越多,粉丝社群情感能量的释放就会越热烈。“网红”主播成了新的象征符码,契合了流行时尚和大众心态。在特定的时空、场景中塑造的屏幕想象,激起了无数观赏者的迷狂反应,使得简单的直播/ 观看行为具有了社会文化学的症候。

  置身于虚拟社交状态的粉丝,主播的话语和形象营造出一种现时感觉,网民在观看时形成的集体在线创造了新的解码方式,释放出幻化场景的感官诱惑。无序组合的虚拟社交角色与世俗场景,数字符码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双向流动,虚拟空间与现实生活的位置颠倒了,无方向性的影像流,裹挟着大量未经刻意修饰、剪裁的细节,混杂着多样的符码和漂浮的能指,激发人们对感性形象的迷恋,导致“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30] ,影像符号与话语信息不断扩散和增殖,营建了一个超现实的自治领域。自由漂浮的时尚符号侵入新的经验领域,不受任何限制地自由转换和变动,仿若进入“仙境”,它既迷人又令人眩晕。[31] 就像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描述的,大众在一系列无穷无尽、连篇累牍的记号、影像的万花筒面前,被搞得神魂颠倒。[32]

  天马行空的能指游戏,涌动着话语和形象的暗流,人文与审美价值元素不易寻觅。

  网络直播融合了社交媒体的角色扮演和影视节目的娱乐功能,粉丝在视像流中跳转,但总难获得“最终的愉悦”感。这便是波德里亚所说的,“只有空白的符号,荒唐的、荒谬的、省略的、无参照的符号在吸收我们。”[33] 网络直播对粉丝的诱惑,类似于波德里亚所说的无意义能指的威力、荒唐能指的威力,是来自“虚空的直接诱惑”。庸常而世俗的虚拟生活场景,漂浮在网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网络直播中的含混表达、暧昧语言,彰显了混合符码的张力,也为用户在意义空白和裂隙处融入自我想象提供了条件,这就缔结了主播与粉丝之间的精神纽带。在变动不居的虚拟环境中,网络直播场景演化为无穷尽的语言增殖和视觉形象游戏。

  五、数字视听文化的日常逻辑延展与价值裂变

  媒介演化的必然结果,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愈益密切。网络直播强大的再现世俗场景的能力,显示了影像媒介嵌入日常生活的超强功能。数字视听文化的发展趋势,将在不同的维度上延展日常逻辑。如同日常生活一样,网络直播本身具有复杂混沌和不确定的特质,其价值取向是杂乱而多变的。

  (一)生活化、功利性内容生产与媒介价值位移

  人们喜欢视听娱乐并非出于对阅读文字和纸质文本的厌恶或恐惧,而是文化传播的自然转向。从数字媒介的技术逻辑到日常生活的实践逻辑,这其中有着密切的关联。保罗·莱文森(Paul Levison)曾谈到技术媒介进化的“人性化趋势”,“它们倾向于更多地复制真实世界中前技术的或是人性化的传播环境。”[34] 事实上,人性化与生活化是不可分割的。数字视听技术的发展,增强了复制真世界的能力,创造了新的人性需求,“图像化生存”成为数字原住民“在世”的基本形式。网络直播的广泛参与性,正显示了媒介技术演变和消费社会视听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网络直播的日常展演,扩大了“生活化” 的影像符号消费,视觉文化转向导致媒介内容价值的位移。数字影像还原零散化的生活片段和场景,让用户通过镜头零距离感受日常生活的碎片在虚拟现实中被重新聚合。数字时代大众参与的快乐是一种快餐式消费体验,其欣赏趣味缺乏恒定的标准,流行文化的内在价值不能用经典的美学理论去衡量。出于猎奇心理和情感体验需要,大众趣味和时尚总是在寻找新的刺激。正如齐美尔(Georg Simmel)的论述,人们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效仿他人的行为,模仿某种特定的范式,寻求与社会相符欲望的实现;同时,渴望分化的愿望反映出来,又要体现跟他人的差异,显示区分和变化。[35] 从众性和差异性相统一的大众心理,推动时尚娱乐潮流浪涌波翻、更新迭代。

  消费社会是视听文化崛起的真正支撑,网络直播商业价值变现的冲动,强化了其内容生产的功利性。影像生产和消费被纳入到了文化产业的运作体系之中,观看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消费举动,闲逛的愉悦转换成了内容产品、文化商品。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所说:“ 市场的逻辑是快感与多元性的逻辑,短暂和不连续的逻辑,某种巨大的失去中心的欲望之网的逻辑,个人仅是这种欲望的稍纵即逝的效果而已。”[36] 伴随着市场逻辑中的视觉影像对个体消费意识的唤醒,影像消费带来的视觉快感生产被纳入商品生产的链条之中。柯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指出,消费的核心行为并非实际上的选择、购买和消费商品,而是对商品形象给予自身想象性愉悦的追逐,“真实”消费大多缘于“精神”享乐主义的诉求。[37] 作为消费文化形式的网络直播日常展演,远离了宏大叙事和正统话语,更注重当下此岸的情境体验和瞬间价值。高度物质化、感性化的能指符号,彰显的是欲望化形象。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将这种后现代文化影像的特征归纳为一种欲望的美学:观看者与对象之间的审美距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瞬间感受、即时体验、心理沉浸和欲望投射。[38] 个体无止境的生命欲望,是永不满足地追逐视觉快感的原动力。网络直播刺激的虚幻的快感,契合了消费社会的精神状况。

  (二)身体展演的欲望表征和价值迷乱

  虚拟空间中耀眼的身体景观,迎合了以形象为中心视觉消费文化和价值流向。网络直播表征的趣味文化大体是以男性快感和欲望为中心的,特别是女性身体本身的价值被凸显,成为被阅读、被欣赏的客体和对象物。在以视听形象为中介的网络直播场景中,女性身体既是虚拟社交的媒介,也是有价值的消费对象。“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25] 物质社会的性别关系被异化,激发了身体的审美价值、符号价值和交换价值,私人的身体具有了某种商品的消费属性,其呈现方式较之传统的影视节目更为直接。主播的高“颜值”便是一种身体资本,各种视觉符号努力塑造理想的身体形象,包括发型、服饰、语调、动作和姿势都呈现着性别差异和诱惑。

  身体展演的视觉表象,形成迷乱的欲望表征和价值编码。让人眩晕的主播身体秀,唤起人们对身体形象的关注,欲望在网络中得到极大解放,新的欲望语言和欲望形式在影像中产生,看与被看都成为快感源泉。苏珊·莱西(Suzanne Lacy) 说:“身体不光是一个场所,还是重要的信息来源。妇女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植根于身体中,因此诸如暴力、生育、性和美等问题成为常见题材。”[39] 为了吸引男性观看者的目光,女主播尽其所能展现才艺和身体魅力,甚至以走光、露点或行为越轨(deviance)迎合一些男性观看者的窥视癖(scopophilia)。被看也有诱惑和快感,再现自身、扩散形象、塑造炫目的感觉对象,成为一些女主播致力的目标。

  网络直播放大了身体景观的视觉效应,身体的意义结构承载了性感、消费、享乐等内涵,参与其中的用户找到了一种欲望的简单替换物。在围观者的目光注视下,女主播的外貌形象被编码成类型化的影像,承受着男性幻想心理的投射。那些作为性别化欲望符号而展示的女主播,追求突出的性感形象和视觉效果,她们处于“传统的暴露癖的角色”,“ 被观看、被展示,为了强烈的视觉和色情的冲击力,其外观被符号化,女性可以说就是暗指被观看性。作为性对象被展示的女性是色情奇观的母题”[40] 。女性身体的细部被放大,成为具体化的能指,这也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描述过的“极乐”,身体的表达而非语言、意义的表达给物质主体带来极乐。[41] 巴特式的狂喜(jouissance),可以翻译成极大的快乐(bliss)、喜极忘形(ecstasy)、极度兴奋( orgasm)。它是身体的快感,发生在“ 文化”崩溃成“自然状态”的时刻。过度的身体意识,会生产狂喜式的躲避。提供物质感官的、逃避式的、冒犯性的快感。招致社会规训力量的到来,无论是道德的、法律的、还是美学的。[42] 身体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改观后,色情化的视觉编码是身体过度消费的结果,容易走入盲目和病态的误区。

  (三)网络直播的规则滞后与价值调适

  网络直播表征的多元价值取向杂糅,折射了我们时代的文化生态,昭示了稳定中心的流散和恒定意义的缺失。新的媒介现象层出不穷,规则建构、价值调适却相对滞后,总是赶不上变化的速度。网络直播将参与式影像文化大幅向前推进,影像消费就是直接参与,面向人物和事件本身,感性经验无遮蔽地敞开。营造在场感的视听手段显示了强大力量,人们可以在直播视频中创造和体验任何内容。多维、异质的数字化影像,使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追求变得更扑朔迷离。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说:“荷马的时代,人们向奥林匹亚山的诸神献上表演;而今天人们为了自己而表演,自己已变得很疏离陌生,陌生到可以经历自身的毁灭,竟以自身的毁灭作为一等的美感享乐。”[43] 在光怪陆离的影像奇观后面,庸常化、功利化、拜物化和享乐化的趋势需要得到方向性的规训或指引。日常生活是个体生命存在的外部依托和基本形态,网络直播拓展了影像世界的边界与维度,其发展潜藏着业态创新、视听创意、过度使用、内容越轨、价值困惑等正向和负向的多种可能性。网络直播开放、异质的表现空间,需要在商业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构建种类多样、运作规范、竞争有序、良性发展的虚拟影像生产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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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伟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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