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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媒介伦理原则的嬗变与不变
2020年06月24日 14:56 来源:《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4期 作者:李凌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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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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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媒介伦理原则从根本上是由新闻实践的本质、目标所决定的内在要求,技术、资本等多重因素推动传媒行业深刻变革,网络暴力、虚假新闻、信息茧房等道德失范现象频发,唤醒人们对真实、公平和人格尊严等媒介伦理原则的追求。只要新闻实践的本质及目标的内在规定性没有改变,技术、资本等外在力量不足以动摇媒介伦理原则的根基,对真实、公正和人格尊严的追求,仍是媒介伦理的首要原则。不过,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技术的遮蔽、资本的操控,改变了这些伦理原则实现的外部情境,对我们坚守真实、公正及尊严原则提出了更细致的要求,智能时代的媒介伦理原则呈现从客观准确到公开透明、从理想主义到底线伦理、从专业主义到公民素养的嬗变。

  关 键 词:

  媒介伦理/智媒时代/新闻实践/嬗变

  作者简介:

  李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智能时代的信息价值观引领研究”(18ZDA307)的部分成果

 

  研究新闻实践领域人们应该如何行动、如何追求“善”是一门重要的学问,但对这门学问名称界定的多元及变迁,已然展现这门学问面临的重大挑战。从诞生之初的“新闻伦理”(Journalism Ethics)①,到20世纪逐渐得到认可的“媒介伦理”(Media Ethics),再到现在被越来越多学者提及的“传播伦理”(Comunication Ethics)、“网络伦理”(Internet Ethics)、“信息伦理”(Information Ethics)等概念,就真实地反映出新闻价值观在技术、资本和政治等因素作用下的变迁与困境。有人将媒介伦理学的研究称为雾里看花的“雾区”(misty zoo)②,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新闻实践的变动不居:新闻实践的载体和边界不断拓展,从报纸、广播,到电视,再到互联网,以及如今的移动互联网,乃至未来“万物皆媒”,新闻的参与主体从专业的记者、编辑,扩展到机构宣传人员、公关人员,以至今天的普通民众,乃至未来的人工智能。

  新闻的边界正消融,信息尤其是新闻的生产、传播、互动,成为人们的生存方式、社会内在的机理和“操作系统”。这些变化,导致了诸如网络虚假新闻、信息茧房、人肉搜索等新的伦理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于新闻实践的忧思:新闻存在的价值在哪里?调节新闻实践的真实性、公正性、最小伤害等伦理原则,在自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是否还能发挥既有作用?在传媒行业剧烈变革的智能时代,我们到底需要哪些伦理原则,对这个领域进行调节规范?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决定媒介伦理原则的根本因素以及影响他们的变量进行哲学思辨。

  一、决定媒介伦理原则的根本要旨

  生命至上、真实、公平、最小伤害等都是业内公认的媒介伦理原则,但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当我们研究媒介伦理原则时,我们不仅要追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做”,更要追问“为什么”,从形而上的层面搞清楚,人类为什么会需要新闻,新闻实践的目的是什么。在道德论证过程中,人们“应该如何行动”的规范性判断,取决于“人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合理性分析。

  1.新闻实践的本质与目标

  众所周知,现代新闻事业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产物,但是历史学家总能向上追溯以论证新闻实践是出自人类本性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认为,新闻实践是人类生产劳动和社会交往的产物,人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因为交往合作的必要,对新闻产生了需要;而新闻的生产与传播,又进一步促进了人类的交往与合作。从现在的研究来看,人类对新闻的需要有两个来源。一方面从传者的角度,新闻是人类表达沟通的需要,“人是会讲故事的动物”,这个概念刷新了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马克思“人是社会的动物”等经典判断,揭示讲故事以构建意义、传承文化、凝聚社群,是人类独有的本质。人类需要表达、沟通以“创造、保存和分享意义③”,而新闻恰恰成为人类“创造、保存和分享意义”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另一方面从受者的角度,新闻是人类好奇的本能,卡斯伯·约斯特说:“对事物的好奇心和兴趣是新闻欲的源泉”,“人类被天生的好奇心所驱使,都想知道‘事情进行得怎样了’,这种好奇心是人人都有的④”。好奇的本能,也是追求真相的本能,是人类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想方设法揭示真相的根本原因。

  既然新闻是人类表达沟通、好奇求知的本能需要,那么新闻所要达成的目标和功能在全球范围内就有共同一致的地方,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共同体的善,其二是对人的安全、自由的保护。马克思主义者、社群主义者会强调共同体的善,马克思认为,新闻报刊代表着人民大众的立场和利益,新闻的使命在于冲破层层阻碍,展现人民的利益和道德精神,因此媒体被视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社会的“看门狗⑤”;“新闻工作的首要目标是为公民提供自由和自治所需的信息”,“越是民主的社会,新闻和信息就越多⑥”。

  2.媒介伦理原则的道德论证

  既然新闻根植于人类根本需求,那么我们一方面大可不必担心新技术的冲击可能会导致新闻事业的消亡,另一方面也要清晰地意识到,新闻在人性之中承担着特殊的目标和使命,决定了我们必须坚守媒介伦理原则。新闻的本质及目标,蕴含着对新闻实践的伦理要求,为了共同体的善以及对个体安全自由的保护,要求新闻实践遵循真实、公正、人格尊严等原则。这些原则,不是人们临时起意、率性而为的偶然的要求,而是有理有据、“放之四海皆准”的可普遍化要求。

  首先,真实被誉为新闻的生命,是媒介伦理的首要原则。从个体安全自由来说,新闻真实甚为必要。人类的生存环境并非完全安全、自由,充满各种风险、虚幻,人类需要随时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做出判断,保持对外界信息的知情和敏感。如果人类接受的信息是诸如民间故事中“狼来了”之类的虚假信息,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危及个体的生存与安全。因此新闻必须真实,“真实会带来安全感”,“真实是新闻的本质⑦”。从共同体的利益来说,公共利益务必通过真实予以保障。假如新闻传播的都是未经证实的信息甚至虚假信息,人与人之间就会陷入尔虞我诈、如霍布斯所言“人对人像狼”的自然状态,有效的社会信任、共识无从谈起,共同体的善将成为空中楼阁。对此,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城邦中的吟游诗人,传播各种虚假信息,有害于城邦正义的实现,因此要把他们从城邦之中驱逐出去。为了共同体的善,新闻实践必须将虚假“驱逐出境”,将真实作为第一追求。

  其次,公正是媒介伦理的重要原则。新闻担负着保护个体安全自由的神圣使命,就必须将公正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就是得到应有的对待。没有人愿意得到不公正的对待,即使是在新闻报道中,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应有的对待,不歧视也不过誉。新闻报道引发的社会舆论,有可能对个体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不公平的报道,可能会危及个体的安全自由。因此新闻实践必须秉持一视同仁的平等理念、不偏不倚的立场以及不歧视、不忽略的公正态度。从共同体的善来说,新闻公正不仅是新闻公信力、共同体凝聚力的重要来源,不是“一碗水端平”的新闻,没有人会信服。新闻公平还是社会公正的奠基石,新闻报道惩恶扬善,是维护社会公平重要的途径和手段。

  再其次,人格尊严是媒介伦理的重要原则。康德认为,人在任何时候都只能作为目的,而不是工具或手段。“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而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⑧”这揭示了人格尊严的至高无上,德国甚至将人格尊严写进《宪法》,作为金科玉律的第一条。新闻实践必须尊重人格尊严,这是一切新闻活动的出发点。人格尊严原则,作为最基础的人权,既是保护个体安全自由的内在要求,也是为了促进共同体的善。从社会契约思想来看,个体的尊严是国家存在的前提和理由,没有个体的尊严,何来国家的尊严;从功利主义思想来看,保护人的尊严,特别是社会机构包括媒体、国家权力对人的尊重,构成重要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增强社会整体的凝聚力和活力,促进共同体的善。

  二、影响媒介伦理原则的变量

  由于新闻实践的边界正在拓展,形态正在改变,媒介伦理正呈现出“新闻伦理——媒介伦理——公众传播伦理⑨”的拓展趋势。背后的推动力量,就来自于技术、资本及政治,其中技术是关键性变量,资本和政治是影响传媒伦理原则嬗变的深层原因。

  1.技术对真实、公正和尊严的遮蔽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本质是解蔽,“从遮蔽状态而来进入无蔽状态中⑩”,这种“无蔽状态”被希腊人用“Aletheia”表示,后来被罗马人以“真相”(veritas)一词译之,由此可见,古典哲学的观念中,技术能够通达真相。然而,现代技术的发展,却形成并强化一种新的遮蔽,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的本质定义为摆置的座架,他认为,当摆置的座架处于支配地位时,也就是技术理性占据主导之时,不仅导致了新的遮蔽,“遮蔽这一种先前的解蔽方式”,“遮蔽着解蔽本身,与之相随,还遮蔽着无蔽状态即真理得以在其中发生的那个东西”,而且造成一种“惑人的假象(11)”,让人在技术支配下丧失主体性,无法关照到自身、关照到自身存在的价值。

  海德格尔深刻洞见到现代技术的本质,为我们理解信息技术剧烈变革新闻实践提供了启发。首先,现代信息技术在解蔽的同时,又形成了新的遮蔽,导致了人类追求真相的难度加大。一方面,信息技术本身是新的赋能,降低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成本,促进了对真相的抵达和传播;但另一方面,信息技术本身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这又构成一种新的遮蔽,阻碍着人们获取真相。典型的案例是,人工智能技术代替人进行新闻的生产、传播及互动,但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算法是不可控的,特别是无监督式机器学习算法,完全依据大数据和算法模型运行,输入和输出均为未知,“这种方式将新闻生产过程推到更深的‘黑箱’”,导致了很多充满歧视和偏见的传播现象出现。新的遮蔽由此出现在“新闻生产的幕后的幕后(12)”,对于智能技术生产分发的信息,人们以现有的认知水平反而难以对其真假、是非、善恶进行判断,新闻真实、公正原则受到威胁。

  其次,现代信息技术作为中介横亘于人与人之间,遮蔽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导致了道德责任归因的困境。特别是智能算法技术诞生以来,与之相随的“算法没有价值观”的观念,一直在混淆人们对于智能技术的价值判断。有学者认为,“不同新闻聚合平台使用的算法可能产生不同的推荐结果,但这并非一定是算法设计方有意扬此抑彼,而完全可能是设计者对相关指标的选取和权重设置不同而发生的差异”,“这就是算法的无价值性(13)”。既然算法无价值,那么由于算法推荐导致的歧视偏见、传播谣言等伦理问题,就找不到承担责任的主体,道德责任归因出现了困境。但事实上,技术不仅拥有价值观,而且还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行动。拉图尔(Bruno Latour)、维尔比克(Peter Paul Verbeek)构建出一整套技术的现象学,拉图尔将技术看作一种“脚本(14)”,这个“脚本”能够对所有涉及其中的行动者作出道德约束。例如红绿灯不仅仅是交通技术,作为“脚本”,还事先预设了只有“红灯停、绿灯行”的行为才是合乎伦理规则的行为。“道德律固然存在于我们的心中,但也同样存在于我们所使用的技术装置当中。(15)”技术凝集着产品经理和工程师的价值观。从消极的问责来说,针对智能算法等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归根结底还要追究技术设计开发人员的责任;而从积极的行动来说,工程师们能够将道德规范、价值观“物化”到技术产品当中,授权技术承担道德规范的角色和职能。有学者提出,当工程师把“对社会的美好愿望”凝结在产品之中时,并且通过“创新扩散的过程中获得普遍认可(16)”,技术比起理想,更能让新闻行业担负起社会责任。

  再其次,现代技术正在遮蔽人的主体性,有可能将人异化为对象化、工具化的存在,让人丧失自主性、自决性。诸如智能技术、基因编辑技术等现代技术,正在深入嵌入人的身体和灵魂,深刻改变人与技术的关系,海德格尔曾经提出“上手”的概念,认为技术延伸了人的身体,增强了人的能力,与人形成一种具身关系,培育出一种新的理性存在者“人—技联结体(human-technology associations)(17)”,人机混合的赛博人。表面看上去,这种“人—技联结体”提升了人的能力,但就正如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类胚胎、孕育出有特殊能力的人的做法不合乎伦理,任何妄图改变人类主体性的技术,都有可能让人丧失自主性,堕落为工具化、对象化的存在,从根本上危及“人之为人”的尊严。现代技术虽然进一步强化了人的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但在另一方面又深深束缚了人的自由,由此也相应地削弱了人的价值理性。我们必须警惕这种异化。

  2.资本对媒介伦理的操控

  当前,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用户量和流量最庞大的互联网媒体平台,例如腾讯新闻、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等,背后都有资本、甚至跨国资本的力量,这些媒体平台对议程的设置、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都影响着真实、公正、尊严等原则的实现。学者黄楚新等人对境外资本集团投资我国网络新媒体进行分析后发现:“伴随着互联网新媒体产业的快速发展,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其易在媒体内容中渗透资方意志,束缚或制约所介入的媒体,媒体独立性遭到破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舆论的导向产生了潜在威胁(18)”。

  在绝大多数时候,这些互联网平台传播的价值观是正向的,然而资本的本性是逐利,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引用的那句名言:“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19)”资本这只看不见的手,偷偷摸摸改变着传媒规则和舆论生态。在微博、微信等互联网媒体平台上,他们通过删帖、屏蔽关键词,让那些触及资本利益的新闻、言论消失,侵犯公众知情权、侵蚀公共利益;他们通过操纵搜索排名,将商业信息,甚至虚假新闻排在前列,混淆了人们的视听和判断;资本还大力投资致力于内容生产的新媒体企业,扶植利益“代言人”替他们说话、为他们发声。

  资本对媒介的操控,往往隐蔽在技术的遮蔽背后,增强人们辨识的难度。人们往往只看到技术展现出来的景观,却忽视了背后资本的选择和意图。殊不知,资本“剪刀”已经通过投资对技术进行了筛选,而技术的“剪刀”又对真相和公正进行了修饰。不明就里的公众,看到的只是华美的伪装,对背后的虚假和肮脏一无所知。媒介伦理要实现对真实、公正和人格尊严的追求,就必须揭开资本和技术共同营造的伪装,在更加公开、透明的机制下生产传播新闻。

  3.政治对媒介伦理的形塑

  技术中立论的思想一直广有市场,智能时代最为鲜明的观点就是“算法没有价值观”。但是,无论是从内在还是外在的角度,算法都不是中立的。从内在的角度来说,拉图尔已经证明,技术作为“脚本”,凝聚着产品工程师的价值观;从外在的角度来说,选择发展哪一种算法,背后有政治、经济的价值考量。政治通过对技术的研发和使用进行规划和治理,对媒介伦理进行形塑。

  斯迈思就曾经深刻指出技术背后所蕴含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他表示,表面看上去,技术是客观中立的,技术被发明出来之后,谁都可以使用,但是研发和使用何种技术,却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深刻选择。资本主义为了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会鼓励发展诸如私人汽车等私人化消费的技术;而社会主义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应当致力于发展诸如自行车等扩大公众福祉的技术(20)。信息时代以来,丹·席勒对美国邮政、电报、广播和互联网等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发现,美国信息传播体系的发展,“一方面将排他性的优先地位赋予了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和控制力,以及商业用户和商业用途,另一方面,这一系统也在形成过程中和根本意义上,依赖着美国政府”。政治出于加强社会治理的需要,资本出于自身扩大的需要,这两股力量,协同促进了美国信息传播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因此,丹·席勒提出了一句非常具有鼓动性的名言:“只有在政治的坩埚中,新型的技术能力才能被催化。(21)”

  三、媒介伦理原则的变化趋势

  技术、资本和政治作为外部力量,并不能真正改变新闻的本质和目标,只要新闻仍是人类的本性需要,只要新闻目标仍是共同体的善和个体的安全自由,媒介伦理对真实、公正及尊严原则的坚守就不会变。不过,现代技术会遮蔽我们对真实、公正及尊严的追求,资本借助技术带来更隐蔽的操控。这些因素,改变了智能时代媒介伦理实现的外在情境,对我们坚守真实、公正及尊严原则提出了更为细致的要求。

  1.从客观准确到公开透明

  因为技术和资本带来的双重遮蔽,对新闻真实的要求,就不能只停留在准确层面,而应该提出公开、透明的规范性要求。公开透明作为新闻真实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成为媒介伦理的新要求。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Clifford.G.Christians)认为,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无蔽”被翻译成“真相”,对其最好的界定就是公开、透明。因而,“无蔽”,也就是公开、透明,作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理想”,应当成为“全球媒体伦理原则的基石”。“就新技术条件下的传播来说,只有准确是不够的,这不仅指新闻媒体。在这个大部分是匿名传播的社会化媒介世界中,‘透明’是对无蔽最好的阐释。如果解释者不为人知,或者伪装起来,充分地解释那就无从谈起。(22)”公开、透明是智能时代破解遮蔽、抵达真相、实现公平和尊严最为有效的原则。

  首先,公平、透明能够打破技术本身的遮蔽。让技术公开、透明的主要含义,就是要加强对技术本身的宣传和理解,让公众认识、理解和熟悉技术的原理,这应当成为技术开发者重要的道德责任。由于担心人工智能威胁人类的生存,人工智能领域对“算法透明”的呼吁越来越高。在近两年提出的人工智能准则中,透明度都位于前列。算法透明,公开算法的模型、大数据来源和应用场景,交给同行评议,交给利益相关者和公众知晓,不仅能够防止算法黑箱传播虚假新闻,阻止算法偏见和歧视的出现,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有利于防患于未然,避免出现弗兰肯斯坦式的科技反噬人类的风险和悲剧,这正是霍金等人对人工智能最大的担忧。

  其次,公开、透明能够曝光利益冲突,揭示信息技术预设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倾向。公开、透明一直是媒介伦理用以抵御滥用职权、伪造真相的利器。在采访报道中,确认并公开信息源,被认为是重要的职业操守。《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也将透明作为保证新闻真实的手段。“既然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不偏不倚,就索性放弃这种自我标榜,老老实实把调查和判断过程、立场和预设向受众公开,让他们来评判、选择和监管,以方法和程序的客观来代替结果的客观。(23)”在智能时代,在显著的位置对信息来源、平台和产品的开发过程、开发主体及背后的利益相关者揭示出来,有助于人们穿透技术笼罩的“雾区”,更好地理解智能技术支撑下的新闻报道。

  再其次,公开、透明意味着相互信任和尊重,有利于彰显人的主体性。托马斯·彼文兹(Thomas Bivins)将透明视为“人类互动的基石”,“在历史上,尤其是交易斡旋中,透明是维护双方彼此尊重的纽带。缺乏透明,通常是企图用蒙蔽达到目的,换句话说,就是受众仅仅是被当作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24)”《论语》云,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礼记》云,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诚实透明、率性而为,不把自己伪装起来,不为某些目的撒谎,否则就是把自己、别人当作了工具性的存在,违背“人之为人”的初衷。追求公开、透明体现出至高无上的人道主义精神。

  2.从理想主义到底线伦理

  新闻是一项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事业,新闻的理想主义,源于新闻目标的神圣和新闻行业的自律。早在诞生之初,新闻自由是早期资本主义打破封建枷锁,表达自身诉求,在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批判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显得弥足珍贵。随着表达自由的进一步制度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新闻又因为对权力的监督,对社会弊端的“扒粪”报道,赢得了更广泛的尊重和支持。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当新闻因为自由主义的放任而陷入过度膨胀,引发公众信任危机时,新闻业又通过积极倡导专业主义进行自我调整,从追求自由转向社会责任。新闻行业的自律,体现出新闻实践坚守理想的特质。新闻的理想主义情怀,支撑着新闻行业的不断拓展和做大做强。

  然而,越来越多迹象也表明: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2013年至2018年每年发布的年度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显示(25),不尊重、伤害,已成为破坏媒介伦理最多的道德现象,诸如留日学生江歌案中媒体报道造成“二次伤害”等失范现象,无不直指人心:对人道主义、人格尊严的尊重,究竟去哪里呢?归根结底,新闻从来都是一项“为了人”的实践,不伤害、尊重人的尊严,应该成为所有新闻实践的底线伦理。在国内最早倡导底线伦理的伦理学家何怀宏认为,底线伦理是一种基本要求,不高喊口号,不涉及过高的价值追求,是要求社会每个成员都要遵守的伦理准则,包括“不伤害”“不欺诈”等要求。当今的媒介伦理学,越来越需要这样一种底线伦理,不只是高扬新闻理想主义,而且要沉下身去,关照人的尊严,重视人的主体性。克里斯蒂安也指出,人们往往容易忽视媒介中的暴力。“媒体中的暴力以多种方式潜在地导致了社会的奔溃(26)”。因此,他将人类尊严、非暴力作为全球媒介伦理除了真实之外的另外两个首要准则。从理想主义转向底线伦理,是媒介伦理原则嬗变的第二个趋势。

  3.从专业主义到公民素养

  媒介伦理不仅是对新闻专业人员的底线要求,还应该成为社会大众的底线伦理。技术和资本的赋能,让媒介与人如影随形,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可能成为传媒从业人员,所有人都应该是媒介伦理原则的遵守者、实践者。

  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将算法工程师、产品经理等技术人员纳入到新闻行业,APP产品经理、工程师等从业人员也应该遵守媒介伦理的真实、公正和尊严原则,将正向的价值观、合乎伦理的规范写入代码和算法之中。维尔比克提出了三种“物质化道德”的方法,其一是通过适当的想象,设想技术可能会引起哪些伦理问题,进而将相应的伦理规范植入到技术开发当中;其二是修正建构性技术评估,充分考虑到技术可能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进而推导出应该将那些价值规范纳入技术;其三是模拟情景法,在产品研发过程中,借助试验模拟的方式,逐步发现产品使用中的伦理问题并予以修正(27)。例如,针对“AI”给短视频“换头”制造出虚假视频,传播虚假信息混淆是非等伦理问题,纽约奥尔巴尼大学的一支团队就发现,“经由算法训练的假视频由于缺乏闭眼素材,其中的人物会缺乏闭眼动作,至少是不自然的。(28)”基于算法反向识别的能力,工程师能够开发出算法识别出虚假视频,坚守媒介伦理原则。

  另一方面,真实、公正、尊严不仅是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要求,还应成为每个公民的道德义务。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道德飞地,造谣传谣等违反伦理原则的人或行为,一定要受到惩罚。要让每个人都遵守媒介伦理原则,更重要的方法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公民的信息甄别能力和道德判断能力,让人们更负责任地参与网络生活,“包括伦理在内的媒介素养课程,向学生介绍滥用媒介的危害等社会科学发现,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道德意识,激励社交媒体用户规范自己的媒介行为(29)”。

  注释:

  ①最早的新闻伦理研究是1889年,英国人利莉在《论坛》上发表的文章《新闻业的伦理》。

  ②商红娜:《制度视野中的媒介伦理——职业主义与英美新闻自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③[美]Larry Gross:《传播与传播研究:历史与展望》,洪宇、赵欣瑞译,《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1期。

  ④胡钰编著:《新闻理论经典著作选读》,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8页。

  ⑤Ron F.Smith,Ethics in Journalism,Carlton:Blackwell Publishing,2008,13.

  ⑥[美]比尔·科瓦齐、[美]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刘海龙、连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⑦[美]比尔·科瓦齐、[美]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刘海龙、连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

  ⑧[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

  ⑨陈昌凤:《互联网时代的传播伦理:从专业伦理向公民道德拓展——〈媒介伦理:案例与道德推理〉第9版读后感》,《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10期,第93页。

  ⑩[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之《追问技术》,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30页。

  (11)[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之《追问技术》,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45-946页。

  (12)仇筠茜、陈昌凤:《黑箱:人工智能技术与新闻生产格局嬗变》,《新闻界》,2018年第1期,第30页。

  (13)刘文杰:《算法推荐新闻的法律透视》,《新闻记者》,2019年第2期,第26页。

  (14)朱勤:《技术中介理论:一种现象学的技术伦理学思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102页。

  (15)Latour B,Venn C.Morality and Technology:The End of The Means,Theory culture & society,2002,19(5-6),253.

  (16)赵云泽、赵国宁:《“理想”与“技术”哪个更让新闻业负责任——兼论中国新闻实践中对美国“社会责任论”的批判借鉴》,《新闻界》,2018年第9期,第28-33页。

  (17)陈凡、贾璐萌:《技术伦理学新思潮探析——维贝克“道德物化”思想述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56页。

  (18)黄楚新、彭韵佳:《透过资本看媒体权力化——境外资本集团对中国网络新媒体的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10期,第72页。

  (19)[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

  (20)[加]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第101页。

  (21)[美]丹·席勒:《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翟秀凤、王维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65页。

  (22)[美]克利福德·克里斯蒂安:《论全球媒体伦理:探求真相》,陈世华、刘璐、陈汝东译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134页。

  (23)[美]比尔·科瓦齐、[美]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刘海龙、连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24)T.W.Cooper,C.G.Christians,A.S.Babilli (Eds.) An ethics trajectory:Visions of media past present and yet to come,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Research,2008,234.

  (25)2013年—2018年传媒伦理报告由《新闻记者》杂志发布,每年年初发布前一年传媒领域出现的伦理失范案例,并进行点评和分析。到目前,共有60个案例。

  (26)甘丽华、[美]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全球媒介伦理及技术化时代的挑战——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学术访谈》,《新闻记者》,2015年第7期,第8页。

  (27)陈凡、贾璐萌:《技术伦理学新思潮探析——维贝克“道德物化”思想述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57-58页。

  (28)陈昌凤、陈凯宁:《网络视频中的虚假信息偏向及其治理》,《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2期,第61-63页。

  (29)宁丽丽:《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伦理倡导与道德干预:对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的访谈》,《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0期,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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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凌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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