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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政治、主体:多元视角下的县级媒体融合实践 ——以A县融媒体中心建设为样本的案例研究
2020年09月15日 09:27 来源:《新闻大学》2019年第11期 作者:沙垚 字号
2020年09月15日 09:27
来源:《新闻大学》2019年第11期 作者:沙垚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处于意识形态和产业发展建设夹缝中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如何发展,学界与业界进行了多维的讨论。本文通过提供一个正在发生的个案,将已有的宏观论述导入实践,讨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实践逻辑,以及政治和资本复杂而深刻的互动;同时,引入主体的视角,即调动处于传媒改制困境中的基层媒体从业者的积极性、主动性与价值感,从而为政治—经济二元主导的基层传媒结构探寻新的突破或方向。因此,可以说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依然是一个有待展开的过程,是资本、政治和媒体从业主体三者共同进行的实践。

  关 键 词:媒体融合/县级融媒体中心/技术资本/意识形态/媒体从业主体

  作者简介:沙垚,中国社会科学院 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北京 100021 沙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8CXW012)。

 

  主持人语:对区县媒体的研究一直处于我国媒体研究的边缘地带,这一情况伴随着2018年8月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政策的提出而得到极大的改善。但是,该如何研究区县级媒体?成熟的研究还不多见——因为这一媒体品类长期处于研究的主流视野之外,相关研究经验和成果的积累十分有限,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显得底子尤其单薄。本期特稿刊发了沙垚的《资本、政治、主体:多元视角下的县级媒体融合实践》、刘峰的《新闻室空间再造: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元新闻话语研究》与王一岚的《县域自媒体崛起的媒介融合逻辑分析》试图在该领域的研究上有所创新。三篇文章分别引入了不同研究视角来关照县域媒体的多个侧面,为我们研究区县媒体打开了新的窗口。这些研究有别于当前一哄而上的区县媒体研究的重要创新之处在于都观察到了县域媒体作为媒体的这一主体特性,基于媒介逻辑来观察研究对象,并强调了对第一手数据资料的占有。当然,这些研究还并不是十分的完美,但我们相信,接下来对区县媒体的相关研究进入深水区,亟需理论层面的研究介入,有这样的研究开了个头,一定会有更扎实和科学的研究紧随其后,定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下我国传媒业的良性发展。

  主持人:朱春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进入21世纪之后,“融合”成为中国新闻传播业的高频词汇,从“三网融合”到“媒体融合”再到“融媒体中心”,每一步都标记着社会转型进程中传媒行业的变化。一方面,几乎每一家中央媒体都成立“中央厨房”,加大融合力度;另一方面,媒体融合的组织机构不断下沉,最终达到县一级,也即是既有“四级办台”的末梢。那么,如何来理解当前的媒体融合,尤其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这一现象呢?

  一、夹缝中的县级媒体融合

  对于县级媒体融合来说,标志性的事件是,2018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发文,认为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新阶段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也意味着推进媒体融合工作重点从省以上媒体延伸到基层媒体、从主干媒体拓展到枝系媒体,枝系媒体的改革将有力促进国家媒体体系的全盘激活”(杨明品,2018)。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至此,县级融媒体中心成为热点,进入建设高潮。9月20日至21日,中宣部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召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对在全国范围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出部署安排,要求2020年底基本实现在全国的全覆盖,2018年先行启动600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提出的“四全”“四力”等有关媒体融合发展论述。

  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同样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将“媒体融合”视为一种传播手段的创新方式——“手段创新,就是要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特别是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这里便点出了媒体融合的目的,即“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2016年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指出,“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体融合以及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均可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工程,其目的在于利用新的传播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简言之,即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最早来自美国传媒产业,1978年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提出希望计算机、出版印刷业和广播电影业这三个“不同工业”能够融合,以此产生更大的商业效益。此后,葛林斯丁(Greenstein)和迦拿(Khanna)将融合定义为“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模糊或消失”。21世纪之初,当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宣布历史性合并之际,“融合”一词已经是电子信息传播中的常用语(宋昭勋,2006)。由此,媒体融合成为西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蔡雯等将“媒体融合”概念引入中国,给过一个相对经典的定义:“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并、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蔡雯、王学文,2009)刘鹏指出,“所谓融合……不但要有媒介介质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实现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产品形态的融合、经营模式的融合、产业发展的融合”(刘鹏,2015)。“产业”始终是无法回避的关键词,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工程是在实践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个向度,但是在现有的解释框架中却只字未提。

  2014年起,在中央媒体融合之后,迅速开始省级传媒集团的融合,至2017年,地市级、县级媒体融合开始,2018年进入高潮。为了便于分析,仅从学者的研究性论文便能看出,产业、资本在其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郭全中提出“资本是融合的血液,媒体融合离不开巨量资本的支持”(郭全中,2016),2017年提出“资本运作是媒体融合的前提”(郭全中,2017)。胡线勤等人在《拥抱资本:开拓媒体融合新路径》一文中,分析了北国传媒和荆楚网等几家由省级传媒集团控股的新媒体公司登陆资本市场并寻求上市的可能性(胡线勤、张晓燕、邓应华,2015)。张云则遗憾地表示“山西尚无一家媒体……上市或‘新三板’挂牌”,再次强调媒体融合需要“拥抱资本市场”的呼唤(张云,2018)。

  诸多学者已经达成共识,媒体融合一定不会只遵循一种逻辑。比如林如鹏、汤景泰从习近平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归纳出媒介融合的三种逻辑“政治逻辑、技术逻辑与市场逻辑”(林如鹏、汤景泰,2016);于正凯认为“技术、资本、市场、政策是中国媒体融合发展进路的四种相互交织的力量”(于正凯,2015);周逵认为“媒介融合过程中国家与市场之间动态关系”呈现出“多向度”(周逵,2019);谢新洲团队对全国4家融媒体中心调研之后也提出相似的观点,认为虽然各县“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版,但是从政治、技术、市场三重逻辑相互作用的角度考虑,还是展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谢新洲、朱垚颖、宋琢谢,2019)。但是,如何处理意识形态与产业资本的关系?以及是否有新的维度可以纳入成为调和意识形态与产业资本之间紧张关系的中介力量?论者甚少涉及。

  因此,本文将以中国西北一个普通县城的融媒体中心为样本,探求其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力量,分析这些力量如何相互制约,并最终作用于和统一于实践。

  二、技术与产业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A县地处中国西北,经济并不发达。2017年下半年开始实施“数据融合服务中心暨融合媒体共享平台项目”,2018年更名为“融媒体中心”。谈起这个项目的初衷,A县广播电视台台长说:

  “在一次博览会上认识索贝公司的,当时我要建数据库,搞智慧城市、应急广播,他们的设备确实好,我去看设备。他们告诉我要建融合媒体平台,可以把所有的硬件、采编都融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建成西北地区最大的县级数据平台,辐射周边几个县,甚至B市,如果他们都把数据存储在我这里,每年我就能挣几百万。”(LT,2017-10-31)

  他提到的索贝公司指的是索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97年,总部设于成都,在青海等地均设有分公司,是国内广播电视设备行业中规模最大的、提供系统技术解决方案和实施系统集成的专业化大型企业。2004年正式成为索尼集团成员企业。换言之,这是一家具有跨国资本性质的设备与技术公司。

  从台长的话中可以看出,索贝公司的建议让台长心动,他愿意与索贝公司合作建立融媒体平台,其初衷是建立数据中心,给电视台创收。经济目的是该县建设融媒体中心的第一把推动力。这基于两个事实基础:一是2016年,A县广播电视台从索贝公司采购了30万元的设备,建立数据库,全县各单位、各乡镇的数据都存放在这里,结果一年就把成本收回来了,还略有盈余。这让台长看到希望,如果将数据平台做大,盈利是必然的。二是在智慧城市、应急广播方面,A县都申请到省里或中央的项目支持,索贝公司告诉他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于媒体融合的讲话,如果A县愿意建,那么索贝公司可以提供方案支持,帮助他们申请上级政府的项目。

  2017年中旬,A县广播电视台邀请索贝公司西北片负责人BZ来实地考察。双方确定了合作框架。由简单的采购设备、申请项目,推进到双方联合成立“设备+文化”的传媒公司,由索贝公司负责硬件设备,电视台做内容生产,公司就设在A县。对于A县来说,能够与索贝公司合作,可以借助索贝公司提升自己的品牌形象和知名度,同时,设备到位之后,下一个阶段必然转向内容生产,如能提前成立公司,做好准备工作,届时可以节约时间,走在西北地区的前列。对于索贝公司来说,它的西北总部设在青海,要开展甘肃和***的业务,1000~2000公里的空间距离给他们带来不便,如能在A县设立分公司,与总部相呼应,则可覆盖整个西北地区,具有战略意义。所以,这是一个双赢的项目。

  随后,三头并进。首先,新公司进入筹备阶段;其次,由索贝公司起草方案通过电视台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最后,电视台开始采购一些先行设备,索贝公司提供技术指导。至2018年初,这三条线分别取得成果,新公司在A县行政服务中心落户;索贝公司的方案,被列入省财政扶持的重点项目,支持资金600万元;而这些先行采购的技术和设备,让A县广播电视台以全新面貌呈现出来,快闪、航拍、直播等,为小县城注入了活力。

  2017年12月,A县广播电视台与索贝公司签合同,整个过程持续了两天,西北片的BZ总经理和电视台的LT台长及班子成员进行了艰难的谈判。原因是索贝公司开价1200万,电视台希望压到1100万元。最终结果是以1130万元成交,索贝公司答应帮A县广播电视台维护所有融媒体设备五年,并在未来两年帮助A县在全国尤其是西北地区宣传推广其融媒体平台,扩大知名度。2018年3月底,A县融媒体平台正式挂牌成立。初步建成的融媒体平台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全景式演播室,二是数据中心(硬件平台),三是经营中心(负责经营),四是指挥中心(负责内容生产)。

  那么剩下的530万元从哪里来,由于电视台每年的广告收入有200万左右,所以台长LZ的打算是自筹经费200~300万元,另外200~300万元他希望由县级财政来支持。问题在于,县级财政是否愿意,以及是否拿得出这200~300万元?同省C县广播电视台台长TW说,“别说300万元,就算是100万元我们县都不愿意拿”,他质疑到,“县级融媒体平台一定要花这么大的投入吗?一定要搞‘中央厨房’吗?”(TW,2018-08-18)这个访谈恰好完成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讲话的前三天。总书记讲话半个月之后,索贝公司旗下子公司索为视界便针对县级财政紧张的县区提出“小伙房”模式,相当于是一个低配的“中央厨房”,将总费用降到200~500万元。同时,如果“小伙房”也开不起,各公司——既包括索贝这种国际资本+民营资本的公司,也包括华数这种国有资本的公司——还提供形形色色的“托管”业务,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托管给技术公司,根据不同的托管套餐,每年支付50~200万元不等的托管费,随后又出现“一省一平台”的政策……不管怎样,其趋势是,县级台负责采编等内容生产,其他硬件设备和平台维护都由技术公司负责。但是,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政治的风险,需要认真考量。

  这里可以看到资本、政治与现实的某种互动。对于一个县来说,2014年中央关于媒体融合的战略方向,他们或者没有洞察力去捕捉,或者不愿意投入资金去跟进;反而最先意识到并事实推动县级媒体融合的是技术类企业,他们以中央政策为“背书”,在各县售卖设备和融合产品,客观上为中央政策在基层的落地起到了动员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所批判的“资本下沉”的问题,也是存在的。因为对于技术公司来说,标准化生产,以及利润最大化是其不变的追求,如果地方政府不考虑本地实情,一味追求所谓“高大上”,则或如朱春阳所提醒,县级媒体融合简单“复制中央、省、市三级的媒体管理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将会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也将成为一场灾难”(朱春阳,2018)。

  三、政治:从“背书”到全面实践

  在索贝公司起草的78页融媒体平台实施方案中,仅有4页与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相关,其他均为硬件方面的论证。这4页中提到了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也提到了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以此来论证“融合媒体发展的趋势己不可逆转”,发展融合媒体项目可以为A县“政治、经济等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同时,从社会角度出发,认为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信息要求提高,各单位的宣传压力加大,这时候就需要技术改造、设备升级,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显然,在这份项目书中,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仅仅是作为资本运作的一种“背书”而存在的。

  事实上,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现实决定了虽然A县融媒体平台的第一把推动力来自索贝公司,但该平台一旦进入实施,政治将会从“后台”走向“前台”,并主导媒体融合的全面实践。

  从宏观上来看,首先,县级广播电视台大多属于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肩负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使命,也决定了它不以盈利为目的。在绝大多数省份,即便县级广播电视台创收很多,也不能作为奖金发放给个人。融媒体中心存在的目的是“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其次,县级广播电视台受县委宣传部的管理和指导,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台里重要决定需要宣传部长同意方可推进,这样的制度安排决定了融媒体中心不可能像一家公司一般开展业务。最后,在地方上做新闻或进行媒介生产,需遵循政治逻辑,广播电视台需要与各单位、各部门搞好关系,获得信任和优先采访权,如果仅按照市场逻辑是很难办成事情的。因此,县级融媒体中心一旦落地,很快就会被纳入行政体制,成为舆论和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

  以A县为例,其融媒体中心上线仅半年,便已逐步融入政务服务、社会治理服务、生活服务和互动功能,成为群众“指尖上的服务窗口”。

  首先,政务服务。A县2017年的推行行政审批改革,居民到行政服务中心“跑一次”即可办理大多数审批业务。2018年融媒体中心上线后,广播电视台立即与县委县政府对接,在其APP开设政务服务窗口,同时将数据中心扩展为政府各部门数据信息储存、互联互通的管理服务平台,目前已在教育领域率先应用。其次,社会治理服务。近年来“网格化管理”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举措,A县广播电视台在其APP上开设专门的网格员通道,全县1807名巡查在一线的网格员通过手机APP上报发现的各类问题、矛盾隐患和处置情况,便于县网格管理中心收到信息,及时向三级网格下达指令,化解和预防社会矛盾。再次,生活服务。融媒体中心建成后,升级现有的APP,开设了新闻资讯、直播、交管服务、缴费、购票等多个生活应用版块。最后,互动功能。A县融媒体中心建成以来,“两微一端”均开设了《民声问政》《百姓有话说》《随手拍》等舆论监督栏目,接受群众投诉。用户可将手机拍摄的图片、视频、文字同步到融媒体平台,也可用手机连线直播,加强了与全县人民的互动。

  该县县委书记在一次讲话中说,A县媒体融合接下来将工作重点放到如下四个方面:一是持续丰富内容提升品质,进一步做强主流舆论阵地;二是改进服务平台功能,推动行政审批改革转移至线上;三是将政府各部门网站、内刊,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源及设备、资金等资源整合到融媒体中心;四是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完善融媒体中心的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

  从A县融媒体中心落地近一年的情况来看,它既没有像政府文件所要求的那样理想,因为很多人员、体制、债务、运营的事宜都需要处理;它也不像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所批判的那样被技术和资本绑架;更没有像技术公司所期待地那样……实践,是一个博弈的真实,是政治和资本深刻互动的结果。一方面,在话语上,似乎又回到了国家意识形态工程的框架;但另一方面,隐含其中的一条资金流动的线索也需要被看到。

  或是县级政府的要求,或是融媒体中心的主动请缨,总之它从诞生之日起,便承担了很多政务职能。当前,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虽然都致力于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竞争获得利润,但代管或运营县属各部门的网站、内刊,各乡镇的微信、微博、APP等依然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或者说,这是县级融媒体中心成立之后,在原先县级广电以广告收入为主的基础上新开拓了一个重要收入项——政务服务——占县级融媒体中心全部收入的50%左右,这是一种盈利模式的创新。在传统的广电运行模式中,地方新闻,尤其是政治新闻与广告收入是分开的,但在融媒体中心的时代,各乡镇、各部门成为媒体服务的甲方,媒体必须提高专业水平和服务水平,这或许有助于他们告别“等靠要”的思维。

  四、释放基层媒体及其从业者的活力

  中国县级台的管理体制颇具特色,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到事业单位负责业务,企业负责经营,即将广告等经营板块独立出来成立国资的传媒公司。作为“事企分离”产物的传媒公司,它没有办法独立参与市场竞争,因为它必须依赖作为事业单位的电视台的设备和人力资源,因此,它要面对与事业单位同等的财务制度和审计制度,一旦违规,要问责的不仅是公司的董事长,还有广播电视台的台长。因此,事实是,企业离不开事业,事业也离不开企业,关系有些含混。

  该结构中的媒体从业者常常陷入两难的境地,缺乏活力。对于体制内人员来说,他们的工资由财政发,传媒单位不能扣他们的工资,也有规定媒体不能给他们“多发钱”(等同于体制内人员在公司兼职搞创收),这样传媒单位就无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于临聘人员来说,他们工作量很大,但工资一般不会超过有编制人员,即便超过,也是象征性的一点点,这导致临聘人员的积极性也不大,缺乏专业的认同感和学习兴趣,而且流动性很大,一旦有更好的工作岗位,就迅速离开。

  这种制度的存在,一方面,限制了中国县级广播电视台及其从业者的工作积极性和活力;但另一方面,也恰恰体现了一种中国特色,即在“事业”(政治)和“企业”(经济)之间以辩证统一的方式“致中和”。县级融媒体中心这一具有时代性的产物,是否可以在中国特色传媒体制的大框架内,释放出时代的活力?

  出人意料的是,2017年A县融媒体中心建设还在讨论过程中,广播电视台的年轻从业者已经沸腾了。2017年,当一些直播、全景拍摄、无人机等设备陆陆续续采购完毕,台里年轻的工作人员主动加班,学习操作使用,全台上下进入到一种技术狂欢的状态。一位工作人员说:

  “我们曾经搞了一个10万+的大新闻。2018年,为了宣传高效办事的行政服务中心,我们精心策划和摄制了‘疯狂审改’快闪视频。视频通过‘两微一端’播出后,被西瓜、腾讯、今日头条、中视网等媒体平台转载,最高点击量达到了70万次。除了新奇的快闪形式,我们还加入了活泼的rap、动画和民族元素,加上是自己编词作曲,保证了内容原创性,所以传播效果相当好。”(BMD,2018-07-13)

  行政服务中心本是一个严肃的政务办公的大厅,但在某个中午,突然一个打扮时髦的青年在马里奥音乐的伴奏下进入中心的大厅,并跳起了太空步,随后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和穿着正式的政府工作人员加入队伍,唱起了自编自导rap。这样的视频由A县融媒体中心官方推出,一时间刷爆了网络,网民纷纷表示A县政府“疯”了,但客观上宣传了全县行政审批改革,在全省颇具正面影响力。

  “目前中心有四台航拍器,我们经常用,一般拍摄大场景,比如运动会、升国旗、植树活动会用到航拍。我们策划了10期的航拍专题,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最疯狂的一次是2018年初,还是冬天,夜里平均气温零下二十度,县长说今年县城搞的亮化工程让我们宣传一下。我们中心全体出动,技术人员操作两台航拍器,其他人在一座桥上唱rap,跳舞,每个人都冻得不行了,但热情很高,后来这个快闪视频推出后,也是10万+。”(LY,2018-07-13)

  很难想象这样的新技术给中国西北一个小县城的媒体从业者带来了狂欢,每一次新闻或专题策划,他们都能找到一种过节般的快乐。这种快乐很难用工资去衡量,而更多是对自己摄制的作品被广大观众认可的成就感。技术与主体的关系在这里得到了印证,但这种关系能否持久,技术能否促成主体的自觉,有待更多的田野观察。

  不管怎样,发现主体是当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一个近乎盲点的存在。在A县的案例中,从业者主体更多还处于技术刺激带来的被动兴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从业者的主体性似乎还过于理想、过于超前,但它是必要的,至少具有理论意义。因为,当研究者更多聚焦于政治、经济的时候,一个二元主导、二元博弈的结构日趋形成,如果引入“主体”这个维度,至少可以将二元变为三元,或者多元,从而可以为县级融媒体的未来设计更多的可能。尤其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融媒体从业者、使用者被发现、被强调又具有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意涵。

  如果说融媒体中心建设第一个阶段的任务是硬件升级、挂牌成立机构;那么第二个阶段,就应该去探讨“人”的问题了,如何去培训“人”的全媒体技能、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何改制(包括编制、待遇等)使之更适合“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市民和融媒体之间建立更有机更紧密的勾连,等等。毕竟,融媒体中心的目的不是上市,不是盈利最大化,在以“政务服务+广告”的模式下,县级媒体的“自救”问题已经解决的情况下,“人”才是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五、媒体融合:未完成的实践

  世纪之交,美国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进行的以资本兼并为主要特征的融合陷入危机,而中国通过资本下沉和政治主导的融合实践却如火如荼地进行,创造出一种实践中的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一种基于中国实践的传播学研究范式正在成为可能。

  如果说既有的研究主要是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进行理论探索和设计规划,那么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提供了一个正在发生的个案研究,将前人的宏观论述引入实践,讨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实践逻辑;其次,引入主体的视角,即发展县级融媒体如何调动处于传媒改制困境中的基层媒体从业者的积极性、主动性与价值感。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为近几年的一个热点现象,是资本、政治和从业主体三者共同进行的实践,技术公司为了追逐利益,看到了中国传媒产业的“下沉市场”,他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资本推动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同时出于意识形态考虑,国家自上而下地主导着媒体融合的进程,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过程中,政治无时无刻不在场,并规训和制约着资本;在政治和经济的夹缝中,我们应当看到处于两难之间的基层媒体从业者,无论是以政治改革、经济激励还是技术狂欢的方式,如何使从业者(以及用户)分享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红利,如何实现他们的主体性和价值感,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罗岗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提到:“假如我们不是站在历史的尽头,把它当作一个完成时来看待,而是回到历史的起点,将其视为一个有待展开的过程。”(罗岗,2012:127)同样,对于正在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也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有待展开的过程,即新媒介技术如何进入基层社会,与基层政治和人民群众发生深刻互动。通过研究这样的基层媒介实践,既可以产生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经验,又可以产生基于中国实践的学术理论。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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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林如鹏,汤景泰.政治逻辑、技术逻辑与市场逻辑:论习近平的媒体融合发展思想[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11),第5-15页.

  [10]于正凯.技术、资本、市场、政策——理解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的进路[J].新闻大学,2015(5),第100-108页.

  [11]周逵.反向融合:中国大陆媒体融合逻辑的另一种诠释[J].新闻记者,2019(3),第45-51页.

  [12]谢新洲,朱垚颖,宋琢谢.县级媒体融合的现状、路径与问题研究——基于全国问卷调查和四县融媒体中心实地调研[J].新闻记者,2019(3),第56-71页.

  [13]朱春阳.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经验坐标、发展机遇与路径创新[J].新闻界,2018(9),第2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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