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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话语中的社会道德研究 ——基于知识考古学的框架
2020年09月22日 10:43 来源:《新闻界》2019年第10期 作者:李敬 字号
2020年09月22日 10:43
来源:《新闻界》2019年第10期 作者:李敬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本文对当下所谓“社会道德滑坡”的基本现象发问:道德滑坡或危机是模糊的主观感知,还是严谨的学术断定?研究把抽象的道德转化为坐落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的、具体的道德行为,采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考古学(Discourse Archeology)的研究方法,以《人民日报》为主的主流媒介话语为研究对象,探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道德话语构型(Construction)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与行为主体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本研究发现在社会道德“衰落”的表象背后,是道德话语的结构性转型所带来了道德定界的深刻焦虑;宏大的道德问题可以被分解、把握为话语实践维度和意识形态维度的两个具体方向,从而为包括意识形态建设在内的后续研究指明路径。

  关 键 词:中国社会/道德/媒介/话语/转型

  作者简介:李敬,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23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媒介话语在‘个体化’社会背景中的文化价值构建研究”(14BXW058)。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路径

  (一)问题与方法

  当食品安全问题、碰瓷讹人、小悦悦事件、对跳楼自杀者的“群体式”“喝彩”等一系列关涉社会道德的事件被人们广泛知晓时,它们迅速逸出了作为“新闻事件”的单一性、偶发性、非常态性和时效性,转而发酵成强有力的话语团块,当话语(Discourse)链条在运动过程中,聚合的速度始终大于其变形和消解的速度,话语所成就的对象就是重要的、值得被严肃对待的事实。当不容回避的道德问题横亘在所有人面前,有关“道德滑坡”“道德危机”的提醒也比比皆是,它作为“舆论”在主流媒体和门户网站的评论和讨论中被再一次“确证”,道德滑坡或危机似乎已成为事实;重要的是,它在学术研究中被当作研究的起点和预设,相关研究从量化、历史、文化研究等多领域展开。但极其重要却被我们忽略的一点是,所谓的“道德危机/道德滑坡”是学术断定(judgment)吗?还只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如果人们已然处于“危机”这种情境下,那么这种非常态的、“崩溃”作为其下一个环节的、特殊的情境,它已经持续了多久?倘若它只是人们的主观感受,那么作为“结果”的、如此这般的“感受”何以可能?真实发生的又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以具体的“道德形态”为对象,去看它所经历的从“饱满”到“衰弱”的变迁的过程,把握支撑这种变迁的背后的机制性环节。这里就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1.对抽象“道德形态”的具体落实;2.如何以一篇论文的体量去说清楚极其复杂的机制性环节。对于第一个问题,道德形态可以通过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具体鲜活的生活中把握;也可以在“反映论”的框架下,用文本研究的方法去把握道德形态的变迁,这两条路径也是当下该领域研究的主流。本文采用的研究路径有所不同。道德,宏观上说,它是现代国家之正当性得以支撑的那个重要的普遍性的伦理依据,但抽象宏观的道德落实下来,一定表现为道德行为(action)之施动者的主体的行为实践;而道德行为主体(moral agent)又总是被安放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支撑其道德行为变迁的正是这样的行为主体,其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所经历的变迁——即主体的身份(identity),它所摆放的位置、承担的功能和职责的变迁。这是本文要去把握的“道德形态”,同时也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支撑起道德变迁的机制性的环节必定是极其复杂的,它只能由不同的学科视角做有选择的把握。在本文中,道德行为主体实践背后的“主体身份”变迁是笔者要去探问的支撑起道德变迁的重要环节,变迁是否发生?变迁是否具有结构性的意义?

  “道德行为的主体行为实践”作为本文要去处理的“道德形式”的研究对象,社会实践可以被把握为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而话语(discourse)强调的是功能性的“使用”,它从根本上是彻底的“反文本”和“反阐释学”。句子/文本,“只是话语机能的始点:句子将在彼此间装配并将在某个社会文化的语境中被陈述;因而,它们自身转变为陈述(statement),语言转变为话语”[1]。在理论上,本文使用福柯的话语理论(Discourse Analysis)框架,具体落实为话语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考古学虽然看上去一直在处理“文本”,但它与文本阐释方法“恰恰相反:它不想阐释文本,而想要展示句子之间的关系,说明为什么说出的是这些句子,而不是另一些句子”[2]。本文用考古学话语方法要处理的是,道德话语实践为什么在一定历史空间中以一定的、独特的方式被构型(constructed),它们的差异性何以可能?在研究资料的选用上,本文选用《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介话语(结合文学话语和法律话语),意在说明即使是“最接近”意识形态的、最不易受到“干扰”的官方媒介话语,其内部也绝无可能“铁板一块”;如果说话语实践是牵动着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它是力与力的较量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的、广袤巨大的“战场”,那么,官方话语实践就是这个“战场”中最为激烈的一隅。在话语的视角下,没有文本、没有写出新闻的作为意识主体的记者、没有创作出文学作品的主体的人,也没有诉诸“宣传”的意识形态——只有散布并持续运动于巨大历史空间中的无数的“环”,它们可能彼此勾连、聚合,也可能在彼此的碰撞中消解、变形;没有“说话”的“主体”,只有自行运动,以及在运动中生发和不断变化的、有内在构型规则的话语的链条和团块,它们是话语实践的“结果”,与意识形态无涉;而同时,它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也正是道德定界焦虑的根本源头。对复杂结果的来龙去脉的把握,是问题可能得以针对性解决的前提。

  研究遵从知识考古学的原则,不对研究对象作任何“先在的”、人为的边界设定。前文谈到过,考古学的分析框架强调的是“运动”,而非静态文本所构成的意义阐释,因此,“运动”的关照不允许研究者就何谓“道德的行为”去圈定任何先在的边界,而基于理性推演的“关键字检索”适用于静态文本分析,但它无力揭示话语运动的深层机制,大量有意义的研究资料会严重受损。①

  (二)结构与路径

  道德(moral)究其根源,是从抽象法(Abstract Right)过渡而来;从外在强制到自我规定性,抽象法上升为道德。[3]因此,在道德那里,必定蕴含了内置于抽象法的“普遍性”——包容了“特殊性”(particularity)并作为“特殊性”之目的的“普遍性”(universality)——意味着道德一定不是“先在”的,它总是为了结成某种共同体而生成的具有普遍性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而且,道德不能停留于抽象的普遍性,它必须被坐落为具体的、包含了对特殊主体的规定性,“正是这种主体、主观的特质,使道德义务的履行成为现实的”[4];因此,对道德的理解必须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实践中展开,没有完全脱离“公共性”的、纯粹“私人”意义上的“道德”:“居支配地位的社会机器在哪一点上对其公民此时要求一种行为,彼时又要求另一种行为……哪一种社会机制导致了一种道德行为,哪一种机制又造成了这一行为的崩溃”[5],是我们去把握道德变迁所依傍的基本思路。因此,当我们对当下社会的道德现状发问时,我们实际要问的是,道德行为在当下是怎样被定界的?它曾经又是如何被定界?定界的方式如果发生了变化,那么这种转变是结构性的吗?

  但对道德行为的定界,不仅指涉道德的内涵,即对“什么是道德的行为”的界定,研究者更需要去探问的是不同时代对于道德行为的要求为什么发生了改变?比如,“跳水救人”的行为本身,在任何时代都是毋庸置疑的、公认的“道德的行为”;但问题在于,不同时代对人们的道德水平的要求是有差异的。即使救人导致了施救者的牺牲,在某些历史时期也是无可争议的“应然”;但在今天,它可能就会引发更多的关于施救者的个人能力和自我保护的讨论,曾经不可辩驳的“应然”已失去了“道德律法”般的约束力。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把后者在现象的层面解释为“道德危机”,而是要去追问是什么推动了这种变迁的发生?

  而对道德定界的追问,在归根结蒂的意义上是对道德行为实践主体在具体社会文化中的“身份(identity)”之变迁的追问。人们总是在争取或改变身份的道路上,身份从不是某个给定的、静止的点,它永远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性的结果;“身份”的获得有两条进路,它既是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追求”,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宣称”,但无论是“追求”还是“宣称”,它所诉求或带来的都一定是在具体关系中的人,在我们的研究中所聚焦的就是:行为主体如何在与他者的具体关系中被结构性的安放,如此这般的“安放”又成就了怎样的主体“身份”。

  二、80年代的集体主义话语:主体身份与道德定界的总体一致

  阎云翔先生在对中国乡村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六七十年代尽管有政治运动与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但人们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享受着集体化的公共生活,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集体主义新道德观念在那时形成。[6]那么,当非集体化经济改革在80年代拉开序幕,以及伴随“文革”结束的思想解禁,会对80年代的道德叙事和自我身份认同带来改变吗?

  80年代上半叶,集体主义话语形态在官方话语实践中顺利延续:“个体”与“集体”之间没有张力,集体的利益与个体的行动紧密贴合;展开行动(action)的个体并不被鼓励、甚至不被允许去诉求主体性(subjective)利益,个体行动的意义即在于对集体的成就,“自我意识被认为是不健康的……毫无疑问,追求私利是不道德的”[7],个体为了成就集体的自我牺牲是无所争议的道德行为实践。

  探究“道德”话语的构型,决不能采用把“道德”等作为关键词检索的静态文本的处理方式,而是要把“道德”落实为,一定历史空间中的根据某种原则来展开的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道德话语即是人与人关系的话语实践,话语在运动中构筑出“他我关系”的具体轨迹——在“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如何处理利益冲突?——我们正是在这种轨迹中辨认出什么是道德。在集体主义的道德话语中,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具体坐落为个体与家庭中的他人、个体与单位集体、个体与国家、个体与社会中的他人之间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合乎道德的处理都遵从一个价值原则,即“自我”的“奉献”。作为一个表意符号的“奉献”,在官方话语中从未消逝,但我们不能由此就断定它具有连续性(continuity),而是要去考察作为一个“主题(theme)”的“奉献”,它的构成在不同时期的内在规则是怎样的?换言之,我们所看到的此时的“奉献”和彼时的“奉献”,总是由各时期的各种新闻报道、文学作品、经济政治政策等文本在互相的缠绕和运动中所构筑而成的话语链条,而这些话语链条又总是变动不居,它们增强、变形或断裂……因此,我们要问是,这些话语链条在空间中的每一次成型所依据的内在规则是什么?我们面对的绝非静态的文本,只有动态的、作为功能的“陈述(statement)”才能帮助我们去看清。福柯指出,“陈述(statement)”不是“话语(discourse)”的单子,话语总是形成系统的那个“陈述”的整体。“陈述”虽然无法绕过它表层的词义,但“陈述”并非要去探究什么深层的、隐藏的意义,而是它的“功能”:即它排斥了什么,拒绝了什么,限定和封闭了什么?[8]从作为“功能”的“陈述”出发,我们要问,“奉献”主题在其构成的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被怎样摆放?道德行动主体以怎样的身份出现?

  构成80年代“奉献”主题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散布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居民之间的关系(多民族居民的团结友好[9])、药店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药店的便民函售业务[10])、厂领导与单位员工的关系(领导对单位员工的爱护,尤其当员工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时[11])、毕业生与工作的关系(毕业生对自己工作选择的价值观依据[12])、干部与家庭和工作的关系(党的干部对事业的态度,以及家庭与工作之间的权衡[13])、妻子与丈夫/婆媳之间的关系(在家庭关系中的女性的美德[14])。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他我关系”的“我”与“他者”,都不是具有特殊性的(particularity)某个个体,而是普遍性(universality)的集体中的成员。也即是说,“他”与“我”的联结不是个体(individual)与个体的联结,而是集体中的“他”与集体中的“我”的关系。“我”和“他”的所有行为实践都是在集体的框架中展开的,“我”的行动本身所成就也是“集体”或是由具体的“他者”所表征(represented)的“集体”。

  “奉献”主题在这一时期的构成方式上遵循这样的规则:1.在“他我关系”中,“他者”的利益高于“我的”利益,为了前者放弃掉后者,是被肯定和鼓励的道德行为。2.“他我关系”中的“我”,不是某个特殊的个体,而是嵌入到集体中的成员。这个集体可以是具体的,诸如工厂、单位、组织;也可以是抽象的,比如“大学生”不只是某个特殊的个体,更是作为有觉悟的人民群众的一分子。3.“他我关系”中的高于“我”的“他者”,也不是某个特殊性的个体,“他者”所代表的是高于特殊性的集体的普遍性。4.在“他我关系”中通过对“我”的“牺牲”去成就“他者”,目的在于“他者”而不是“我”(这与后期的“志愿者”话语不同,后文会作分析)。

  话语构成的规则是由“陈述”带来的。“陈述”在“功能”上阻止了什么、定界了什么,使得杂多(Complex)的新闻,超出静态的“反映论(Theory of Reflection)”的囹圄,在运动中生成具有内在结构规则的话语网络,如此这般的“他我关系”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被构成:某建修站的领导,一家六口数年挤在二十平米的平房中,却心甘情愿把单位新建的宿舍让给他人;[15]1200名高初中毕业生在天津自愿做清洁工,他们的父母为子女的选择感到高兴,因为能够为城市的环境卫生贡献一份力量;[16]在“我为什么上大学”的讨论中,某医学院的大学生们认为,读书是为了人民而学习、贡献自己的青春,只为自己而活的想法是可悲自私的,为大家而活才是光荣的;[17]水电站的工程师们为了工作“不要命、不顾家”:妻子生产时不在身边,坐月子时家里几乎没有准备的食物,自己胃痛已严重到无法进食还不愿在家休息,跳窗跑回工地继续工作,春节也几乎从不在家过;[18]有本科学历的商检员拒绝了职业上更好的发展,敬业爱岗,在儿子做心脏病手术的当天选择工作而放弃陪护[19]。

  陈述群彼此勾连,聚合成一个牢固的话语团块:牺牲自我利益去成就集体。重要的是,这种“奉献”行为不只是被鼓励和引导的,更是“应有之义”,即“不愿舍弃”的行为则是自私的、“非道德”的;另外,“我”的“奉献”,以及对“他者”的成就,都不是出自于或为了某个特殊的个体,普遍性的集体利益是最高的动因和目的。道德行为主体的“我”,在根本上只具有功能的意义,即作为“他我关系”中的必要的一极(one pole)去完成对另一极的成就。“自我”本身未被“言说”,它是“不可见的”;相反,自我意识的觉醒则等同于“极端的个人主义”,“奉献”和“自私”之间无任何衔接或过渡,它们是简单的二元。

  集体主义话语构型在80年代后期开始呈现出一些细微的改变:在陈述群簇构成的话语团块上,出现了极其细小的罅隙;曾经全然“不可见的”、从未被“言说的”那个“自我”,在罅隙中有了苏醒的迹象。文学、哲学和经济话语的陈述群,以及女性的婚姻选择、服装审美等陈述群中,话语所构筑的对象不再只是清一色的、被集体身份所模糊、遮蔽掉的个人,而是隐约现出了“自我”,在陈述群的相互缠绕、分裂的运动场域中,“自我”意识懵懂初现,“奉献”主题内部出现了微妙的张力:1.个人属于集体,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不再绝对对立,即对个人利益的承认并不必然的等同于“个人主义”。2.文学话语中开始出现对机械化、模式化的“人”的写作方式的批评和反思,即文学应实现对人的特殊性的包容。特殊性的个体的合法性在文学话语中成为可能。3.哲学话语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界定发生转变,它不再被打上反马克思的理论烙印。4.在日常审美话语中,对特殊性的审美层面的承认,勾勒出具有特殊性的个体的模糊的轮廓。5.在家庭和婚恋的“他我关系”中,“他者”可以是一个具体的特殊性的个体,而不只是对集体的普遍性的表征。“他我关系”中的“我”,由此在逻辑上卸下了“为集体利益而自我牺牲的行为”才具有道德意义的外在“规定性”;离婚的行为或从“自我”利益考虑的婚恋观,不再必然的受到道德的谴责。

  在这种微妙的话语运动中,强调“我”之“内在规定性”的“特殊性”的“自我”尚未获得合法性,它在话语场中更多是作为“普遍性”的一个部分或环节的面相被承认的,但我们看到,铁板一块的集体主义话语团块的内部开始出现微妙的张力。“奉献”主题的陈述群囊括进新的对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它裹挟着微妙的、崭新的“自我”苏醒的气息,与既有的话语链条间发生交叠和运动……在80年代的话语空间中,遵循既有构型特征的集体主义话语团块是坚固的,但由新的陈述所牵动的脉搏毕竟开始跳动了,尽管是以微弱的方式展开。

  考古学的对象,是变动不居的话语的统一体,根本没有什么内在于对象的永恒性和独特性,只有不同话语空间中所遵循和展开的不同的话语构型规则,它即是对不同对象进行命名、描述、分析、赋值或判断的有着一系列规则的系统。正是这些规则,使得在一定时期内的陈述对象能够以某种特定的、被规范化之后的方式被统一呈现。[20]考古学提醒我们,80年代的集体主义话语的内部并非只有无差别的对象的同一,相反,充斥着差异、离散、偏移和非同一性,而那个话语空间中的稳定构型之所以可能,在于内在规则系统对离散和差异性的处理。80年代的两场有大量主流媒体参与的、全国范围的价值观大讨论事件,可以帮助我们看清道德话语构型中的“自我”身份运动的轨迹。

  其一是“潘晓事件”。一封署名潘晓②的读者来信在1980年5月的《中国青年》[21]杂志上刊登,潘晓诉说了其价值观的迷茫:曾经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为他人奉献”的信念,与有着个人欲望的现实生活经验的碰撞中碎裂了,她遂做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思考。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价值观大讨论,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主流媒介的广泛卷入,使得它成为一个重要的媒介话语事件。媒介陈述群彼此紧密勾连又不断发生断裂和变形。但是,话语运动有它自身的规则,陈述的功能就在于陈述群能够“说出什么”或“阻止什么”,从而给出关于对象的定界。事件最终以“对潘晓思想的批评和教育”为结论结束了这场持续一年之久的全国价值观大讨论,曾经大量涌现的、以“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为主题的陈述,在话语运动的场域中不断发生着变形,分裂,最终消散,并不能构筑起新的话语链条。阎云翔教授指出,“公开表达个人欲望是个人主体性发展的另外一个标志”[22],而“欲望的不合法”必定强有力的抑制着那个有着“特殊性”的“自我”的生成;但“他我关系”中的“自我”身份从来不是静止的、既定的,它总是在张力中艰难地运动着,无论运动多么的迟缓,但运动本身就蕴含了话语对象变迁的可能。

  其二是“蛇口事件”。1988年1月在深圳蛇口开的一个“青年座谈会”上,“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三位专家把去蛇口工作的行为区分为“为祖国奉献的爱国行为”和“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淘金者”,现场的青年对此很不满意,他们认为前者是空洞的,而为了个人利益去蛇口奋斗才是合理的出发点,满足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在客观上繁荣了经济,也是爱国的行为。由此,现场发生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座谈会在随后的发酵中演变为“蛇口事件”,大半年里,《蛇口通讯报》《羊城晚报》《人民日报》[23]③《中国青年报》《天津青年报》《新观察》[24]《现代人报》《南京日报》《文摘周报》《黄金时代》等主流媒体纷纷卷入,蛇口事件成为全国范围的价值观大讨论的又一个重要的媒介事件。前文谈到过,80年代后期的集体主义话语依然坚固,但已经出现细小的罅隙,“他我关系”中的自我意识有了苏醒的迹象。在蛇口事件中,对自我利益正当性的诉求作为重要的新生陈述群,与其它的陈述群之间迅速发生勾联,它们组成了新生的话语团块,“自我”作为话语的对象呼唤着新的身份。《人民日报》开辟的“蛇口风波讨论专栏”的最后一天的编者按[25]中,也没有习惯性的“一锤定音”,而是为争论和张力留下了空间。

  我们看到,在80年代末期的话语构型中,新生的话语团被成功收编进既有的集体主义话语链条,虽然话语的总体形态尚未改变,但它的内部还是出现了张力和局部的松动。媒介陈述、文学陈述、哲学陈述和经济陈述等各陈述群在相互碰撞、彼此增强、减弱或消解的过程中,生成的集体主义的话语团块上出现了轻微的罅隙,其中经济陈述群的功能不可忽视:个体经济初现,国家对之持鼓励的态度;同时,经济水平落后,在“消费—财政”二元的框架下,是消费制约型话语,保证财政收入必须要抑制消费。经济话语中的“经济/消费主体”尚未生成,它与懵懂苏醒中的“欲望主体”发生碰撞,构型了80年代的“自我”身份——“特殊性”的自我意识尚未生成。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道德行为定界与道德实践主体的“自我”身份之间基本一致,但内在的张力已经出现。

  三、90年代的话语实践:道德焦虑的生成

  90时代是经济和思想都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阎云翔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在改革的第二个十年中正经历着结构性变迁”[26]。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看到的是90年代市场经济转型中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体的生命力,他们的困惑、幻灭、希望和行动;我们在官方话语的运动场域中看到的则是道德行为主体身份变迁的艰难轨迹,它在官方道德话语的定界和“个体”的安放、“自我”与“他者”间的张力中被拨动和改变。通过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话语考古,我们要问,由80年代的构型规则所承托的集体主义话语团块在90年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否生成了新的规则?

  80年代末期,尽管官方话语实践中的“自我”仍被安放在“集体”的结构中,但懵懂苏醒中的“自我”与结构之间已然产生了愈来愈不容忽略的张力;在90年代初的新闻话语中,看似是与80年代无异的奉献“主题”,却有了新的内容:如果我们只是把“话语”当作静态的、语言学层面的“文本(text)”,那么我们能发现的也只是表面的意义或是主观挖掘出的符号的“深意”;但“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意义上的“话语”,从不关注静态的表层,而是现实的行为实践,它是以话语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持续运动的社会实践。在这样的理论观照下,我们再去看90年代初的新闻话语:“向赖宁学习”[27]“做赖宁式的好少年”[28]“关于伦理道德的几个理论问题”[29]“江泽民等观看豫剧《焦裕禄》”[30]“把整个生命献给崇高的事业”[31]“人们说他是雷锋弟弟”[32]“办公事,谁也拦不住他”[33]“煤海之子”[34]“希望进一步发扬爱国主义和忘我贡献精神”[35]等,看上去和80年代的“奉献”主题一致,但我们知道,话语实践所呈现的总是多种力量角逐的结果,“奉献”主题所对应的是“个人主义”话语的现实涌动。换言之,正因为被定界为“个人主义”的实践成为不容小觑的话语力量,才会有官方话语对之的对抗、吸收和化解。当整版的、大篇幅的针对“个人主义”的理论批评出现,我们看到的是,和80年代的奉献“主题”看似一脉相承的官方话语的背后,是鲜活涌动的力的较量。

  话语实践中对“个人主义”的定界,是对“自我”与“他人”、“集体”或“国家”关系的定界,“自我意识”的合法化程度与之紧密相关。而定界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一成不变”,它是话语的活生生的运动过程。90年代初关于“个人主义”主题的话语在其构型中,受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二元结构叙事的明确限定,它规定了“自我”的运动轨迹。

  “个人主义”话语总是在与“集体主义”的二元关系中被展开,支撑起这种关系的是两种社会体制的对立。在“个人主义”主题的延展和变形的运动过程中,“个人—集体”的利益关系,作为重要的“陈述”功能投身于话语实践的洪流。“自我”是“集体”中的成员,“自我”应当为“集体”的利益放弃自身利益——这是80年代的奉献主题话语,它似乎在整个90年代得以延续: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著名谷子专家李东辉[36],身患肺癌,坚持带病研究工作;没时间照顾患癌的妻子,妻子去世;不为子女安排工作,遗产上交国家,潜心研究,心脏衰竭去世;邢台煤矿综采队队长郑海波[37]是劳模党员,他强调不能为了自己的“小家”忘了“大家”,全心沉浸于事业,疏于照顾家庭甚至孩子都不认他;武警河北总队邯郸市支队矿区中队长张志刚,抓捕罪犯恪尽职守,“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甘于割舍亲情,无私奉献”[38]……

  考古学提醒我们,要走出“连续性”的静态文本去看话语运动的动态场景。话语运动的内在规则在90年代出现了变化:在这一历史空间中的“奉献”陈述群与“个人主义”主题的陈述群相互勾联,它是对“自我—他者”关系的既有结构中、已“不再安分”的“自我”的处理策略(strategy)。通过对“自我—他者”关系的权威评判,即以“为了他者的自我利益牺牲”是道德行为的价值判定,去吸收、缓解这对关系中愈渐强大的张力。也即是说,话语策略在于以道德评判的方式去安顿那个“跃跃欲试”的“自我”,从而试图稳定住既有的话语规则。在道德评判的策略下,这一空间中的“奉献”主题有它的特点,其对象少有普通人,大多是“优秀党员”。被“拔高”的“道德的”“自我”,以“超我(super-ego)”的功能去完成对现实张力的“教化(cultivation)”。但策略的局限性也随之而来:90年代的经济改革带来的是大面积的打破“铁饭碗”的个体“脱嵌(dis-embedment)”,而用以“安放自我”的话语结构上的“他者”,是对既有“他者”的直接延用,并未经历任何改变。然而,“脱嵌”之后的“再嵌入(re-embedment)”在根本上要求的是由一种“新的传统”所开出的社会整合,即既有的传统必须被重新选择、重新发明,并通过个体的经验所带出的认同才能真实的发挥作用[39],但包容自我的那个既有的“他者”,显然无法支撑起这样的要求:要么是不再适用于“脱嵌”之经济事实的“单位集体”,要么是“未经经验化认同”的“组织集体”。只有“国家”层面的“他者”,才具有事实上的合理性。但这样的“他者”,如果没有具体的、可以“落地”的支撑性环节,就难免落入抽象。抽象性的缺陷在“爱国主义教育”的话语实践中一目了然:当“进行主流文化建设的同时,应进一步提倡互帮互助的社会风气”[40]之类的反思性陈述出现时,抽象性的缺陷显露无疑。“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从逻辑上说是“爱国感情的主流文化”的应有之意;换句话说,它是后者得以成就的必要的基础性环节,但当它们在逻辑上被相提并论时,话语策略也就在真实的运动场域中显露出它的有限性。

  话语是永恒的运动场。如果我们把“一个时代/社会时期”比作有机体,那么话语实践就是构成它的身体细胞,时代的变迁正是话语的快速运动带来的结果。90年代的“自我”一方面被“安放”于传统的“他我关系”中,另一方面,“他我关系”本身又发生着变化:“自我”与“他者”间既有的结构性差异被淡化。陈述群簇中的“他者”更多指涉的是“集体/国家”,尤其在90年代后期,更清楚地指向“国家或社会”,具体的“他人”较少见。我们在上文提到过“脱嵌”和“再嵌入”的问题,当“脱嵌”后的个体不得不从“单位人”转型为“社会人”[41],既有的“集体”话语必须做抽象化处理,否则无法与经济事实对接。因此,80年代的具体的“单位的集体”变得愈加抽象,这种抽象性大大缓解了自我与他者间原本的结构性的紧张关系,“我”和“集体”的利益在根本上可以是无冲突的。我们看到,这一阶段的话语构型发生了重要改变:自我利益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被“合理化”,尤其当它同时也是“利他的”,就获得了价值上的承认,道德维度的否定性被破冰。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榜样”,典范性的行为方式浓缩了一个时期的被肯定的价值观。“榜样”主题的陈述群是道德话语构型的重要部分。90年的“榜样”主题陈述群由两类对象构成,它们彼此缠绕:一类是前文分析过的“奉献”主题陈述群,另一类是新生的“创业”主题陈述群。后者贯穿于整个90年代,并呈不断扩大和增长的趋势。创业的行为与爱国或奉献社会的情感联系起来:知识型创业者迟斌之创办生化制药厂回报祖国[42];高科技产业的董事长傅迎雪从香港转战内地家乡投资,是本着爱国的、“奉献”的使命[43];花商李洪儒[44]最初承包3亩地种花成为万元户,接而创办了自己的花卉公司,他是经济改革浪潮中的成功者;下岗纺织女工做水晶生意创业,她聘用下岗女工,为福利事业慷慨解囊[45]……我们看到,对正当的自我利益的诉求,被包裹在“自我—集体/国家”的关系中讲述。这种讲述在“策略”上可以延用既有的“奉献”话语的方式,但它是一个全新的陈述,“自我”第一次获得了“合法化”的“身份”,在“他我关系”中的“自我”,通过对关系的结构性矛盾的缓和与化解,在客观上实现了对“自我”的“书写”。

  再来看“榜样”主题的第一类“奉献”陈述。如前文所述,从外部的运动来看,它与“个人主义”话语相勾联;从陈述对象的内在构成关系来看,“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90年代末开始发生微妙但重要的变化:“自我”与“他者”的利益可以是“不冲突的”,“自我”为了“他者”的利益而付出/奉献的同时,也获得了对自身的“肯定”;另外,当“集体中的我”与“小家庭中的我”遭遇,也可以不发生直接冲突。我们看到,“奉献”,在这样的新生陈述中,超越了既有的“利益冲突”结构。也即是说,“自我”为他者利益而“奉献”的行为,并不必然只能有根植于“自我—他者”结构二元性的、对自我利益进行“牺牲/否定”的单一形式:上海强生出租车公司“红旗车队”队长李民热爱自己的工作,保持车辆清洁,周到、热情地帮助乘客和社区居民,他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做自己能做和该做的事”[46];公务员陈列雄带领群众致富,让农民入股投资索道修建,提高群众生活水平[47];北京公交车售票员李素丽热爱自己平凡的工作,早起擦车、亲切周到的报站和服务、搀扶老年人上下车,她热爱工作的同时,也能处理好工作和家庭间的关系,劳模和妻子的角色并不冲突[48]……

  新生的陈述群尚处在话语运动场的外围,中心地带仍活跃着传统的“奉献”陈述群。但如前文所述,它并非既有陈述的“延用”,而是运动的生成张力的一方。“自我意识”裹挟着初生的力量破土而出,它呼唤着对“他我关系”中的那个“我”的“优先承认”,或者说,它已不满意被关系中的“他者”的“结构优先性”地位所“覆盖”;但显然,对“自我”的“优先承认”,是官方话语实践所不允许的,官方话语实践对“蠢蠢欲动”的“自我”的收编由此策略性展开。在这样阶段的话语空间中,道德行为的实践主体,其“主体(subject)”身份是不清晰的:“他我关系”中的“我”既不安于80年代的结构性的从属地位,又尚未获得新的位置。因此,对道德行为的界定,也留下了讨论的空间,而不再是“无争议”的价值判定(judgment)。

  怀着好几个月的身孕跳河救人的女工陈燕飞,她的壮举发生在82年,在90年代初的主流报纸[49]也做过该事件回顾报道;到了90年代末,《人民日报》的一组讨论[50]生出了新的陈述:面对救人伤到了胎儿怎么办的质疑,陈女士解释她的行为只是出于“本能”;面对“英雄”的赞美,她强调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罢了,不对自我行为做任何英雄化的判定;另外,这组讨论还涉及了对其它相关事件,“大学生张华救掏粪老农是不是值得的讨论本身是不是可耻”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该不该牺牲自我救他人?这是对道德行为的定界的讨论。重要的是,这样的讨论本身是全新的陈述,它绝不可能出现在80年代的话语场域中。英雄的救人行为,曾经“无争议的”道德行为,在90年代末摆脱了长时间的“静止”,开始在力与力的较量中“动”起来。自我与他者的结构性关系开始动摇,为了他者利益“自我牺牲”的行为,在孕妇救人的事件中被转换为“本能的对他人的善意之举”,结构性的矛盾被“普遍性的”“人性”所化解。这是全新的陈述,它尚未搅动既有话语链条的运动秩序,但它的出现,内置了深深的道德焦虑——道德行为的定界本身所依赖的实践主体在90年代获得的“模糊的”“主体性”,使得对“道德”行为的断定失去了既有的“无争议的”“标准”。

  “自我”试图“破茧而出”的愿望,在“物质满足”引擎的推动下,“欲望的自我(desiring self)”[51]将作为“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面相在社会空间中显出它的轮廓,它意味着对所谓“个人幸福”的追求和对理想乌托邦的淡漠;在90年代通往新世纪的转角处,它的气息已隐隐绰绰。经济话语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从节约陈述到消费陈述的转变,从传统节约型陈述“耻恶衣恶食论”[52]到“为扩大消费开绿灯”[53]、“消费信贷走向我们”[54]也只经过了一个十年的跨度,而话语转变的大动作更是在90年代末的几年内迅速完成的。虽然距离“把消费视作是令人快乐的、且值得花费时间和努力来增加这种的快乐”[55]的“现代消费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但“物质欲望”的“合理化”已然拉开序幕;与此同时,文学话语也在90年代形成新的格局,性爱文学在文学话语地实践的运动场中生成了;在官方话语中,是对“色情文学”之“非道德倾向”、“道德失范”[56]的严肃批评和对文学价值观引导功能[57]的反复强调;但话语的运动总是力与力的较量,当我们目睹一方力量的持久和强大,也就可以推断另一方力量的不容小觑。强调个人体验的性爱文学,与物质欲望的“合理化”趋势一起,拉动起“欲望的自我”的生成。需要注意的是,“欲望的自我”本身并没有“否定”的意味,它只是“自我意识”的一个面相,在话语实践的运动过程中,它既可能通往建立在“主体性(subjectivity)”基础之上的道德路径;也可能走向道德的反面——自私自利的个体实践。总而言之,在具体空间中的、由话语实践所生成的那个个体“身份”,决定了道德实践行为的形式。

  四、00年代④新的道德话语的生成:自我身份的澄明

  在90年代通往00年代的转角处,“个体”身份的新的话语团块在高速聚合中,新与旧的碰撞激发出“自我”之生成的动能,它在两股力量中摇摆,一方面仍被安放在传统的构型规则中,另一方面又积极跃出“他我关系”的结构性二元。道德行为的定界和行动主体身份之间的张力带来了道德实践的焦虑,它必然呼唤下一个环节的变迁。

  这种焦虑伴随着网络文学的登场在00年代愈演愈烈。在文学话语中,集体主义和奉献主题锐减,它又在文学的网络化和市场化中被进一步加剧。因此,文学话语的道德功能在官方话语中被一再强调,道德培育[58]作为重要的思想建设的政治话语,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开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59]正式颁布。我们知道,强势话语的另一面必然是深刻的道德焦虑,实践主体的“身份”的明确是道德行为定界的逻辑前提。因而我们可以理解00年代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新的道德主体——志愿者。志愿者陈述在90年代后期已零星出现,但作为一种重要的话语力量,它出现并贯穿于整个新世纪,它是对“他我关系”的全新书写,也是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安放。

  对道德行为的定界在00年代之前依托于奉献主题,即“他我关系”中的“我”,为了“他者”利益的自我牺牲,是道德行为判定所遵照的基本框架。当自我意识从隐隐绰绰到快速生长,奉献陈述不得不在话语运动中改变其功能,二元结构的破冰使得“自我”获得一定程度的“释放”,并通过“他者”的抽象化得以迂回的支撑,这是90年代道德话语经历的重要变迁。但这样的话语构型并不能实现对强劲苏醒中的自我意识的彻底的、妥善的安置,我们可以说,道德定界的焦虑是现实的,但对它的理解必须经由理论——它在理论上要求新的构型,这是志愿者话语生成的理论必然性。

  志愿者陈述裹挟着强大的能量,带出了对道德行为的新的定界。我们看到,既有的奉献陈述不断减少、变形,或逐渐被志愿者陈述所包容。志愿者陈述的“他我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我关系”转变为“我他关系”,“我”为了“他者”的利益而付出,根本上是出于对“自我”的“利益”的追求——这种利益是高于物质层次的精神层次的利益,虽然精神上的追求可能会带来物质层面或多或少的损失,但精神层次利益的满足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即它是为了对“自我”的成就。“我”,作为一个更高意义上的精神的主体,第一次从志愿者话语中跃出。这样的具有丰富饱满的内涵的“自我”,首次在道德的维度上获得了自我身份的确证。

  传统的奉献陈述第一次在反思话语中直面志愿者陈述:诸如“号召与榜样对道德的拯救是极有限的”、“要每个公民都为了社会公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不太现实。志愿者应有更宽广的内涵”等,志愿者行为被明确表述为“一种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享受到快乐、友善和生命的意义”[60],而不是只讲“无私奉献”,志愿者在付出的过程中“得到长见识,提升自身素质”[61]的机会,成就自我的同时也成就了社会和他人。另外,志愿者不仅助人也助己,如“清薪志愿者在行动”[62]这样的陈述,带出的是对“自我”身份更为清晰的确认。作为话语运动之结果的志愿者陈述,它与经济话语链条相互纠缠,经济改革带来的“脱嵌”为志愿者的“自助”和“助人”提供了重要根据,“不向他人和组织伸手,转向自身和社会,以积极的方式努力寻找自救的可能”[63]。这样的道德实践范式必然呼唤、要求一个强有力的行动主体,即它不仅“有意愿”助人,更“有能力”助人助己。我们看到,“有力的、自我身份确证的”道德主体在00年代的话语运动中出现了。

  洪战辉及相似的事例构成重要的陈述群簇:家境贫寒的小伙子洪战辉以一己之力收养弃女婴并尽心呵护,在艰难中考上大学、自食其力赚取学费和生活费,并继续供养妹妹读书。这个故事可以以不同的陈述功能参与话语运动,“成就”出不同的对象。在80/90年代,它很可能会进入奉献主题陈述,成就那个历史空间中的道德主体;00年代,它则与以自我牺牲为原则的奉献无关,却和志愿者陈述一起成就了新生的道德主体:有力、善意、有明确的“自我意识”。洪战辉是这个新的实践主体的典型代表,他善良、有毅力、敢于和命运抗争、让人敬重;他带来的不仅是感动,更是贡献了道德的力量,是“对社会道德的精神贡献”。[64]还有很多类似的陈述[65],它们也带出了对道德模范的新的界定:从小城市出来闯出一番事业的姑娘,回家乡办培训技校回报社会,并对困难生学费减免,帮助很多人获得就业机会[66];道德模范在访谈中强调自身的行为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幸福的事业,因为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从中可以收获自身的价值。[67]

  “我他关系”中的“我”作为强有力的行动者,去直面自身的境遇并以一个强者的姿态善待他人,成就他者的同时更是达成自我身份的确证。新生的道德陈述也以更“宽容”的方式去评判达不到道德高度的行为,它不再轻易指责对方是“非道德”的,即使在“我他关系”的利益冲突前选择了自我的利益,也并不必然就是“不道德的”、该受到谴责的行为。比如苏北有很多中学教师离职,规章陈旧、条件落后的环境阻碍了自身发展,他们选择待遇较好的学校任教。这样的行为在80、90年代一定会被定界为“违背奉献精神”的“非道德”的、受谴责的行为,但它在00年代却以“我们也有选择好生活的权利”[68]的“宽容”的陈述进入话语场。

  重要的是,这不是什么“有意为之”的结果,而是陈述深层的低语呢喃:道德实践主体的形象是从陈述本身中派生出来的,并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某个“无人称”、某个“他”或者“人们”。[69]自我意识的跃出,是话语生成的结果,它不能理解为官方话语对“个体”的直接承认。00年代“自我”身份的确证,是在话语构型的层面上谈论的,它与官方意识形态无涉。集体主义的奉献陈述,其话语链条虽断裂、变形或减少,但从意识形态上说,它一直“被生产”,从未退场。即使是“志愿者”这样的新的实践对象,也可以被旧的陈述所收编。比如,有研究者指出,当主流媒体对青年志愿者协会进行报道时,其成员仍被描述成自我牺牲的模范青年,而志愿者活动所从事的社会工作或者它作为志愿者社会关系集体的重要性则被淡化。[70]这是本研究需注意的一个重要区分,本文所使用的话语考古学方法与意识形态无涉,它感兴趣的仅是话语的自我运动和构型规则。

  有行动力的、有道德感的“自我”的生成,意味着利他主义伦理作为下一个环节的可能性被打开。贝克(Ulrich Beck)指出,在旧有的价值体系下,自我往往必须服从于集体模式,利他主义伦理作为一种新的伦理,意味着形成一种“我们”的感觉,既为自己打算又为他人而活,看似矛盾的两者有着内在的实质性关联。[71]出自个体意愿的利他的职业选择作为重要陈述加入了道德话语的链条:殡葬工“用爱心为生命送行”[72]或是“人生终点站的天使”[73],他们的职业选择无疑是道德的行为。它是告别了奉献话语的全新陈述,选择该职业的原因在于从中所收获的成就感与自我认同,而自我认同正是其生命价值的重要支撑;同样,护士微笑对待病人的同时,也收获了“每一天的快乐、活着的幸福感”[74];我们看到,利他的职业与个体的选择之间可以和谐一致,自我身份的明确与道德行为实践之间也有着内在关联。

  婚姻陈述与隐私保护陈述一起,也参与进新的道德话语的生产中。中国大陆《婚姻法》自1950年正式颁布以来,经历了1980年和2001年的两次修正,新婚姻法调整的关键处之一是感情破裂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75]。对家庭之共同体的守护也必须建立在个体意志的基础之上,它不能对感情基础的已然败坏无动于衷。换言之,《婚姻法》调整带来的是对有情感需求的个体身份的承认;国务院2003年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强制婚检,婚检成为个体自愿的选择。而它曾经的强制性逻辑则建立在为了公民健康之“公”的利益之上,“公”与“私”的利益在婚检规则中直接碰撞,对个体的尊重获得其正当性,尽管它在公共话语中仍有着讨论的空间[76],但“能够被讨论”本身就已宣告个体失语的时代成为历史。我们还看到,婚前财产公证、婚内AA制、单身主义,甚至同性恋都可以被公开讨论,它们在主流话语中首次获得正面的、积极的认同,原本“狭窄”的婚恋主题被收入“宏大”的主题叙事中:财产公证、AA制、单身主义等新现象意味着“中国社会迈向文明”,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和空间”、社会能够“尊重和宽容多元与差异性”。[77]“自由”与“多元”的讲述,从来都是建立在对个体的承认和尊重的基础之上,道德行为的定界还以对前一个环节的反思的方式展开,诸如“道德没有标准答案”、“无数个体都必须服从于一个完美榜样和高尚理想的年代”[78]过去了……手机加密所引发的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也已然上升到道德的层次[79],我们看到,“个体”的话语团块在陈述群簇的运动中快速聚集,变得紧密而坚实。

  从80年代的“自我牺牲的奉献”,到90年代从奉献话语中分解变形而来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再到00年代的“志愿者”,利他的个体之间所结成的友善关系替代了被安放在集体中的“我”,它成为新的道德话语。我们看到,00年代充斥着“是否需要建立道德回报制度”的讨论和争议,内容并不重要,而是陈述本身——当“对他者的善意”是否需要“他者的回报”变得可以被讨论时,那个“帮助他者”的“我”作为其逻辑起点已然生成。也即是说,只有当道德行为的承载者具有明确的自我身份,“回报”才有逻辑上的可能性;反之,当“他我关系”中的“我”的合法性必须以“他者”为前提时,行为实践者的主体身份缺失,它只是一对二元关系展开的自然结果,“回报”当然也就不成立。

  当下社会的道德问题看似一团乱麻、无从下手,但如前文所述,问题是现实发生的,但看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必须借助理论来完成。对道德话语的“考古”让我们看到,意识自我的生成的背后根本没站着什么意识形态的主体,而是话语构型运动的结果;由此,现实的道德困境的应对就有了明确的抓手,我们可以从两个基本面上展开:1.实践的层次:有伦理的道德的个体,如何被教养(cultivate)?2.意识形态的层次:意识形态建设是否能包容利他主义伦理?减少两者之间的摩擦,为道德定界提供重要支撑。

  五、余论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回答本文一开篇提出的问题:当代社会遭遇了道德危机吗?官方话语自90年代(甚至80年代末)就已不断提及“道德危机”,但它并非严谨的学术断定(judgment),“危机”状态下的“道德”根本无力支撑起社会系统的常态运行三四十年之久。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社会道德的问题并不是“滑坡”或“危机”,而是道德话语运动带来的根本性的转型所生成的道德行为定界的焦虑。它可以表现为代际间的价值观沟壑,比如老一辈所持有的、“脱嵌”之前的、社会关系中的作为“成员”的“我”的道德定界,与自我身份澄明的、新的道德定界之间的巨大张力,它也是熟人社会道德与陌生人社会道德分野的重要原因,它让我们可以理解诸如“碰瓷”“讹人”的“老年人”、不敢施以援手的“年轻人”等这样的道德现象;也可以表现为自我身份确证所带来了两种可能,即利他的、有道德的自我与自私自利、无道德的个体之间的巨大差异,后者必然对社会的道德带来严重伤害。诸如食品安全问题和集体冷漠等现象就可以被理解。

  对道德行为的定界是顺畅还是充满张力,要看行为主体与道德话语构型之间的关系。80年代的“自我”被安放在“奉献主义”的“他我关系”中,他者/集体利益高于“我”的利益,道德行为的施动者是“集体”中的“我”,它与“奉献主义”为框架的道德行为一致;在80年代中后期,“潘晓事件”和“蛇口事件”推动了话语中“自我”的苏醒,道德行为定界的内在张力隐约出现;随着经济转型和改革的推进,90年代可谓是当代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十年,官方道德话语仍延用集体主义的奉献陈述(statement),但话语链条在运动过程中已开始出现重要断裂和变形,“欲望合法化”试图拖拽出一个新的“(欲望)自我”,“我”已不满意被关系中的“他者”的“结构优先性”所“覆盖”,并呼唤对“他我关系”中的那个“我”的“优先承认”,而这是意识形态所不能接受的,遂在话语实践中以对传统的“他我关系”所内置的结构性矛盾进行淡化、缓和的方式去“处理”那个蠢蠢欲动的“自我”。道德定界的焦虑伴随着整个90年代,“志愿者”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在90年代末期出现了,并以强劲的姿态进入00年代,“志愿者”陈述构筑了00年代的道德话语。在90年代积蓄能力“蓄势待发”的那个“自我”,终于在00年代跃出,官方道德话语是“自我”和“对他者的善意”的内在勾连。道德行为的承载者在话语实践中获得了明确的“个体—主体”的身份界定,“他我关系”转型为“我他关系”,“我”以精神层次的满足为最高目的,尽管对精神层次的追求可能会带来“我”之“利他行为”的物质层次的损失,但在成就“他者”的同时,在根本上完成的是对“自我”的成就。“我”,作为一个更高意义上的精神的主体,第一次从志愿者话语中跳跃而出。在00年代的道德话语中,道德行为的承载者是“有能力、有意愿向他者伸出援手”的强有力的行动主体;裹挟着经济话语、文学话语和法律话语,“有伦理的”、“利他”的“个体”首次在话语实践的维度上获得自我身份的确证,但重要的是,“个体”的合理性仅限于话语实践的层面,它并未在意识形态的层面获得承认。集体主义陈述在话语的运动场中变形、消减,但它从未在意识形态中退场,并一直被持续生产。由此,模糊宏大的道德问题可以被坐落为:道德行为的主体如何“安放”进具体的话语构型中?它意味着道德的“抽象性”可以被直接应对。

  它必然涉及两个层次:1.在话语实践的层次。当自我意识被确证,至关重要的就在于如何保证这样的自我是道德的、利他的?如何阻止它往自私自利的个体的方向去发展?因此,下一步必须追问的是,利他的道德个体该如何被“教养”(cultivate)?我们知道,在黑格尔现代国家的理论中,能够教养出有道德的、合规范的个体所依托的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家庭,合格的个体最终成为爱国的(patriotic)公民。那么,它是否适合中国的情境,又需要做怎样的调整和落实?2.在意识形态的层次,话语运动所生成的“自我”,与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但它们的交叠部分愈多,道德定界的焦虑就愈少。如果仍以集体主义的叙事去“安放”道德行为主体,那么我们下一步需要思考的是,集体主义叙事如何可能打通它与利他的、有道德的自我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激发出新的活力?这是可操作的,它完全可以在文本修辞、舆论学、心理学等具体层次被展开,进一步夯实意识形态建设。中国社会道德转型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仅用一篇论文的体量就托出整个答案。但对“道德”的话语考古学分析作为研究链条的第一个环节,为后续研究的具体方向指明了路径。

  注释:

  ①首先,本文把抽象的道德概念转化为坐落于具体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道德行为,这本身就是在知识考古学框架下的预研究完成之后才得到的“灵感”,而非事前的理性推理或理论构想。因为只有真实进入道德话语运动的场域之后,才能捕捉到作为一种“运动轨迹”的道德的演变。就像福柯在《古典时期的癫狂史》中,他无法事先给出“何谓癫狂”,而只有潜入几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历史空间中去仔细观摩理性与癫狂的斗争轨迹,才可能去“言说”何谓“癫狂”。反之,如果我们用静态文本的分析,以检索关于癫狂的关键字的方式来研究癫狂,一定只能受限于现代经验的精神疾病,因而也绝无可能看到癫狂漫长复杂的运动轨迹(癫狂曾有过的美学华彩、被理性征服后的尖啸,直至成为他者后的彻底的静默无言)。其次,本研究在知识考古学的框架下完成,对《人民日报》每年取用4-6个月为样本,不作关键字检索筛查,而是对报纸的所有版面逐条进行人工分析。只有这样,才可能铺捉到话语变形和分裂的关键节点,把握道德话语网络的构型规则及变迁历程。这是关键字检索的预先设定所不可能提供的。举例来说,笔者在艰难的观察中发现,道德话语实际渗透在政治宣传、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同事关系、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调动的人事安排、散文、旅游见闻、热点事件讨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界研究性质的政治定调、大陆文学类型的转变等海量复杂的“陈述”(statement)类型中。笔者耗时数月在图书馆的过刊室完成资料整理分析工作,而这些“陈述”不可能以关键字检索的方式得到,会造成损失巨大。因为对于事物的概念的预先理性推演不可能是事物自身。

  ②潘晓,实则是两个人名组合起来的虚拟化名。

  ③《人民日报》于1988年8月8日至9月14日在报纸的第三版开辟了《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的专栏,期间共收到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共1531件。

  ④该部分所使用的话语材料主要是2010年之前的,之后的材料因为篇幅限定无法放进文本,但这并不影响该研究的完整性。因为本研究所针对的是道德话语构型的变迁,而00年之后与90年代的话语形态的结构性转变在前十年间已然完成。之后更重要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与个体话语结构之间的张力。该主题在笔者的后续研究中会做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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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一千多名高、初中毕业生当清洁工[N].人民日报,1981-1-7(4).

  [17]我为什么上大学[N].人民日报,1982-11-11(3).

  [18]高尚的献身精神——记奋战在龙羊峡水电工程的几位党员[N].人民日报,1983-8-22(3).

  [19]无私的奉献——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商检工作者姜懋青[N].人民日报,1985-12-14(2).

  [20]福柯.话语的配置和话语的实效范畴[A].福柯读本[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1.

  [21]潘晓.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J].中国青年,1980(5).

  [22]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M].陆洋[A]福柯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252.

  [23]“蛇口风波”答问录[N].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8-6(1,2).

  [24]牧惠.蛇口青年的名片与答丢夫的手帕[N].新观察,1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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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陆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3.

  [27]向赖宁学习(江泽民讲话)[N].人民日报,1990-10-14(1).

  [28]做赖宁式的好少年(邓颖超讲话)[N].人民日报,1990-10-19(1).

  [29]关于伦理道德的几个理论问题[N].人民日报,1990-10-19(5).

  [30]江泽民等观看豫剧《焦裕禄》[N].人民日报,1991-4月-(4).

  [31]把整个生命献给崇高的事业——记优秀共产党员、著名谷子专家李东辉[N].人民日报,1991-4-18(1、3).

  [32]人们说他是雷锋的弟弟[N].人民日报,1991-4-26(3).

  [33]办公事,谁也拦不住他[N].人民日报,1991-8-15(1).

  [34]煤海之子[N].人民日报,1991-12-16(8).

  [35]希望进一步发扬爱国主义 忘我贡献精神[N].文汇报,1991-3-10(1).

  [36]把整个生命献给崇高的事业[N].人民日报,1991-4-18(1、3).

  [37]煤海之子[N].人民日报,1991-12-16(8).

  [38]杰出青年卫士张志刚[N].人民日报,1998-12-17(14).

  [39]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M].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0.

  [40]“遗忘信”的遭遇[N].人民日报,1998-5-21(5).

  [41]从“单位人”到“社会人”[N].人民日报,1993-12-14(11).

  [42]富翁迟斌之“科技”[N].人民日报,1992-4-13(5).

  [43]奉献是她庄严的使命[N].人民日报,1995-4-4(5).

  [44]李洪儒:网上种花[N].人民日报,1997-5-7(11).

  [45]水晶人生[N].人民日报,1997-10-8(11).

  [46]“的士明星”李民[N].人民日报,1997-10-15(11).

  [47]一身豪气办大事:记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陈列雄[N].人民日报,1997-10-21(3).

  [48]追踪李素丽 新型社会主义英模[N].人民日报,1997-1-7(14).

  [49]女工陈燕飞关键时刻挺身而出[N].解放日报,1992-5-1(1).

  [50]陈燕飞:做好事没有时代之分.第一批引发新时期道德观的讨论[N].人民日报,1998-12-2(15).

  [51]Rofel,L.2007.Desiring China: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Sexuality,and Public Culture.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转引自: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陆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369.

  [52]耻恶衣恶食论[N].人民日报,1991-4-16(8).

  [53]为扩大消费开绿灯(一)[N].人民日报,1998-12-25(2).

  [54]消费信贷走向我们[N].人民日报,1998-12-28(2).

  [55]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M].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89.

  [56]当代文学的道德秩序[N].人民日报,1997-1-2(15).

  [57]文学期待与社会理想[N].人民日报,1995-4-18(14).

  [58]德育工作一点放松不得[N].人民日报,2000-5-12.(1);守望精神的家园——谈谈文学与道德[N].人民日报,2001-5-13(4);文学期刊:面对市场和读者的选择.人民日报[N].2001-12-11(12);文学与道德[N].人民日报,2007-8-23(9);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大家谈[N].人民日报,2004-7-9(5);道德建设大家谈(1)[N].人民日报,2004-11-15(5).

  [59]精神文明:书写时代新华章[N].人民日报,2001-12-5(6).

  [60]“帮你等于帮自己服务时间存银行”“取舍之间”“他们不该遥远”[N].人民日报(华东新闻1537期),2001-1-12(1).

  [61]青春谱写道德歌[N].人民日报,2012-12-6(11).

  [62][63]清薪志愿者在行动 悲喜交加春节前[N].人民日报,2001-1-19(15).

  [64]男儿当自强——洪战辉带妹妹求学记[N].人民日报,2004-12-15(1);洪战辉不仅仅让我们感动[N].人民日报,2004-12-15(5).

  [65]80后贫困大学生带着养母上学[N].人民日报,2008-12-3(5).

  [66]盱眙姑娘张红梅办起培训技校[N].人民日报,2005-4-28(1).

  [67]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访谈互动(要闻)[N].人民日报,2010-12-25(5).

  [68]苏北教师:孔雀缘何东南飞(特别报道)[N].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4-11-12(1).

  [69]德勒兹.一位新型档案员——论知识考古学.出自福柯集[M].杜小真,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549.

  [70]贺美德、鲁纳.“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M].许烨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58.

  [71]贝克.僵化的范畴:贝克访谈录(乔纳森.卢瑟福于1999年2月3日对贝克的访谈)[A]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G].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46.

  [72]用爱心为生命送行——殡葬女工李桂红[N].人民日报,2006-4-18(2).

  [73]人生终点站的天使[N].人民日报,2006-12-5(18).

  [74]阳光灿烂的微笑——孟玲玲护士[N].人民日报,2007-5-17(5).

  [75]婚姻法60年 见证社会文明和进步[N].人民日报,2010-4-21(17).

  [76]婚检 法律冲突凸显[N].人民日报,2005-8-13(13).

  [77]我的情感我做主——从婚恋观看社会文明[N].人民日报,2008-12-25(13).

  [78]选A,还是选B,道德可以这样衡量吗[N].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3-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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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敬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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