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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关联与关系建构 ——《纽约时报》有关中国扶贫报道的媒体网络议程分析
2020年11月24日 07:29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黄敏 字号
2020年11月24日 07:29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黄敏
关键词:中国扶贫;纽约时报;网络议程设置;媒体网络议;程话语分析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西方主流媒体究竟是如何呈现中国扶贫工作的,却尚未获得充分的关注。

关键词:中国扶贫;纽约时报;网络议程设置;媒体网络议;程话语分析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西方主流媒体究竟是如何呈现中国扶贫工作的,却尚未获得充分的关注。基于网络议程设置的理论并结合话语分析的方法,该文对《纽约时报》2006—2018 年有关中国扶贫工作的报道进行了历时考察,从议题关联和关系建构两个方面分析了该报有关中国扶贫报道的媒体网络议程。一方面试图明了美国主流媒体就中国扶贫工作所建构的语境及其对中国扶贫治理经验国际传播的潜在影响; 另一方面也首次聚焦于媒体网络议程,探析了议题关联的特点和建构方式,初步揭示了媒体网络议程得以影响公众网络议程的机制和网络议程设置效果得以产生的原因,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网络议程设置理论在语义网络分析方面的发展。

  关键词:中国扶贫;纽约时报;网络议程设置;媒体网络议;程话语分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被世行官员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1],“中国已成为其他国家获取减贫知识与经验的重要来源”[2]。主流媒体是叙说故事和传播经验的重要媒介,而即便在当今各类媒体竞争激烈的媒体环境中,西方主流媒体,尤其是美国主流媒体仍拥有左右国际舆论的巨大影响力[3]。近年来已有少数学者开始研究西方主流媒体有关中国扶贫工作的报道,如娄琛和侯晓素就西方媒体几篇有关中国扶贫报道的内容进行了具体分析;史安斌、王沛楠侧重于媒体框架,较为系统考察了《纽约时报》2013年1月至2018年7月涉华报道中在“扶贫”与“人权”两个议题上所呈现出的偏见性认知[4]。但总体而言,跟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扶贫工作的关注相比,它们究竟是如何呈现中国扶贫工作的却尚未获得学界充分的重视,对相关话语、议题的建构等更缺乏深入的研究。

  已有研究发现《纽约时报》有将“中国扶贫”与其他议题相关联的现象,比如:有研究发现《纽约时报》曾多次在有关青海扶贫的报道中谈及西藏问题,将“中国扶贫”与“西藏问题”相关联;娄琛提到《纽约时报》一篇报道揣测中国在西海固推动易地搬迁扶贫是为了限制少数民族人口,这显然是将“中国扶贫”与“民族”议题相关联;还有研究发现,《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在称赞中国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进步后,笔锋一转开始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这则又是将“中国扶贫”与“人权”议题相关联[5]。根据网络议程设置理论(network agenda setting,NAS),“两个要素在新闻报道中被越频繁地相关联,受众越可能将它们视为相关”[6],且“语境意义因这些关联而构成”[7]。《纽约时报》建立的以上议题关联,将中国扶贫置于极为负面的语境,严重影响国际受众对中国扶贫工作的理解以及中国扶贫治理经验的国际传播。

  NAS被视为第三层次议程设置,是当前传播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跟传统议程设置理论不同的是,NAS关注议题之间的联系,认为:“新闻不仅告诉我们思考什么第一层次议程设置】和如何思考【第二层次议程设置】,还决定了我们如何将不同的信息相关联以概念化社会现实。”[8]通过比较新闻中的信息网络与公共话语中的信息网络,NAS生动地揭示了媒体在形塑“我们头脑中的画面”时所产生的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对作为NAS效果之来源的媒体网络议程(the media network agenda)关注不足,对媒体建构议题关联的机制尤为忽略,仅停留于用不同的案例反复验证该理论成立,却未能揭示NAS效果得以产生的原因和NAS模式得以成立的基础。

  本文基于NAS理论,侧重媒体网络议程,观察《纽约时报》近10余年来将“中国扶贫”与哪些议题相关联,在议题之间建立了何种关系,具体又是如何建立的,以明了美国主流媒体近十余年来就中国扶贫工作建构了何种语境,这种语境赋予中国扶贫何种意涵,对于中国扶贫治理经验的国际传播有何潜在影响。同时,本文也试图通过本案例的分析,弥补现有NAS研究的不足,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网络议程设置理论在语义网络分析方面的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及本文的研究问题

  NAS为麦库姆斯(M.McCombs)和郭蕾(L.Guo)于近十年内所发展,郭蕾已在多篇文章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介绍,尤其是在2016年曾用两个章节分别从理论与方法对NAS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读。

  如前所述,NAS认为新闻媒体决定了受众如何将不同的信息相关联,例如,如果美国新闻报道反复强调美国国内高涨的失业率与对华贸易之间的关联,那么将导致受众对这两个议题进行关联。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在两个不同要素之间建构了语义联系,并使得这一联系在公众心目中凸显。议题等客体和/或属性[9]之间的语义关联和距离,不一定与现实相吻合。它在公共话语中也并非固定不变。除了其他外在刺激,新闻媒体也可能创造新的关联,甚至改变不同信息之间被长期假定的意义关联和距离。最终,这整套关联——信息网络——可以从媒体转移到公众议程,具体如图1所示。其中,再现新闻报道的节点网络称为媒体网络议程,再现公众舆论的节点网络称为公众网络议程,NAS分析一般是比较这两个网络议程,并测量其相关度。[10]

  图1 网络议程设置[10]

  由以上可知,媒体网络议程可谓是NAS的基础,正是它决定了我们如何将不同的信息相关联以概念化社会现实,形塑了“我们头脑中的画面”,但现有研究多考察媒体网络议程与其他网络议程(如公众网络议程、社交媒体网络议程、政党/企业/游说团体/公共关系网络议程等)之间的关系[11],尚较少有人专门对这一网络进行深入分析。另外,涉及到媒体网络议程的研究多只关注媒体议程中议题之间是否具有关联,亲疏程度如何,却较少关注关联本身,较少分析议题之间的关联是如何形成的。郭蕾等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研究的不足,她们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建构媒体和公众议程网络时,现有研究仅考察客体或属性是否关联,而忽略关联的特点”,认为“新闻媒体不仅能决定公众或其他利益群体是否将两个语义要素相关联,也能告诉他们如何将一个要素与另一个相关联”[12]。然而他们没有指出为何关联本身的研究如此重要,也没有深入分析媒体究竟是如何将某两个议题相关联的。本文认为,考察关联的特点和形成方式可以让我们明了媒体建构关联的机制,理解媒体网络议程得以影响公众网络议程,即NAS效果得以产生的原因,从而揭示NAS得以成立的基础,也得以更充分地展示“我们头脑中的画面”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如前所述,现有研究指出,议题之间的关联和距离远近不一定与现实一致,并可为媒体所创造和改变。然而,媒体的这种创造和改变要为公众所接受,成为公众网络议程,媒体在议题之间究竟建立了何种关系,是如何建立关系的,就显得至关重要,这也是NAS效果得以产生的关键所在。就常理而论,即便是媒体相当主观的语义关联,也一定会基于一定的社会共识,否则难以对公众产生说服力进而影响公众议程。比如在上例中,美国媒体显然并非仅仅把美国国内高涨的失业率与对华贸易强行并列在一起,而必定是以各种策略在两个议题之间建立了某种特定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一定与现实一致但必定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或社会共识,从而才能对美国受众产生说服力进而成为公众议程,否则媒体网络议程很难对公众网络议程形成实质性的影响,但现有研究对这些方面却鲜有分析。郭蕾等学者的研究虽有所触及,但其所考察的是特定议题所涉对象(三个国家)之间的关联,而非议题之间的关联,而且主要限于对关联结果的描述,并未分析关联特点及其建构策略。

  本文以《纽约时报》近十余年来有关中国扶贫工作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在其建构的媒体网络议程中,中国扶贫与哪些议题相关联,在议题之间建立了何种关系,具体又是如何建立的,其现实基础以及对美国公众的说服力如何,以探析媒体网络议程形成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研究对媒体网络议程分析的不足。与通常的NAS研究稍有不同的是,本文所考察的是一个关联中心或点度中心(degree centrality)确定(即以“中国扶贫”为点度中心)的媒体网络议程,但这并不影响这一媒体议程仍是一个网络议程的性质。

  (二)研究对象及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样本来自纽约时报官网所存纸质《纽约时报》的电子版,通过“经纬境外数据采集平台”[13]采集,最早可追溯到2006年。以“China”and“poverty”为关键词,搜索2006-2018年的报道,再经人工细读加以筛选,共获有效样本86篇[14]。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将研究分为“议题关联”和“关系建构”部分。在考察“议题关联”时,依循郭蕾和麦库姆斯等人的研究惯例[15],先运用传统内容分析确定样本中的议题及其关系,分析单元可以是文章或段落,再运用语义网络分析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建构议题矩阵,最后运用相关软件将议题之间的关联性可视化。如前所述,本文仅观察“中国扶贫”与其他议题的关系,因此只要与“中国扶贫”在同一分析单元中出现的议题都被视为关联议题,再进一步对其关联性加以分类。郭蕾指出: “新闻报道中两个要素之间的关联度取决于新闻记者对两个要素关系的阐述程度。”[16]客观上讲,在某个分析单元中与中国扶贫同现的议题,在另一个分析单元中可能没有同现,这样就整个样本而言,大体存在三种情况:某个议题与“中国扶贫”没有关联、与“中国扶贫”的关系不明显或与“中国扶贫”明显关联(即建立了某种特定关系)。这三种情况分别编码为:0、1 和2。接着计算同现次数以建构一个1* n 的矩阵,1代表中国扶贫,n代表内容分析中所识别之其他议题。每个格子中的数字表示该议题与“中国扶贫”之间的关联强度(或距离),数字越大,表示该议题与“中国扶贫”在报道中的关联性越强(或距离越近)。

  在研究“关系建构”时则采用话语分析,细致考察媒体在“中国扶贫”与特定议题之间建立了何种关系,使用了何种话语策略,基于何种现实基础。本文只观察“中国扶贫”一个议题与其他议题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为深入分析议题之间的语义关联提供了便利,因为如果沿袭NAS通常的研究,就必须对所有两两关联之议题的语义关联都加以深入考察,工作量之浩繁可想而知,这或许是现有NAS研究尚未考虑深入分析议题之间语义关联的原因之一。

  三、样本分析

  (一)议题关联分析

  由于可能与“中国扶贫”共现的议题尚未可知,无法事先编制议题类目,而只能采取归纳的方法提取关联议题。为了所提取议题尽量具有关联性且尽量全面,本文将样本分为主题性报道和非主题性报道,再分别以不同方式提取。主题性报道以“中国扶贫”为报道主题,非主题性报道则不以之为报道主题,但会提到或插入相关文字。判断依据是“中国扶贫”在报道中所出现的位置,在标题或导语中涉及的为主题性报道,仅在正文中提及的为非主题性报道。在主题性报道中出现的其他议题自然都或隐或显地与“中国扶贫”相关,因此文章中出现的议题都需要统计,此时以文章为分析单元;对于非主题性报道,除了报道主题与“中国扶贫”当然相关联外,对于文本中出现的其他议题,将分析单元限定为段落,即“中国扶贫”出现的段落,当整段都聚焦于该议题时,则分析前后相邻段落。

  关于“议题”的涵义,学界有着不同的理解,有的将其等同于“问题”[17],有的也泛指“谈话的中心”,将issue译为“话题”[18],而且议题还有具体与抽象之分,一些较抽象的议题,还可分为若干子议题[19]。本文对议题采取较为宽泛的看法,既可以是一个问题(如“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也可以是一个话题(如“云南的‘霜花男孩’”)。首先根据报道的实际内容进行总结,提取较为具体的议题,但为了所分析议题数量的可控性,本文将若干相关的具体议题加以归并,归纳较为抽象的议题(下辖具体议题即为其“子议题”)。最终确定与“中国扶贫”共现的议题及其关联度如表1所示,其中“其他”涵括无法归并的具体议题,各抽象议题的关联值根据子议题的关联值累加而成。

  表1 《纽约时报》“中国扶贫”的议题关联强度

 

  本文这种1* n的矩阵在传统网络分析软件(Netdraw)中很少运用,我们选择了更为灵活的网络绘图软件(Gephi)进行可视化,结果如图2。其中,“中国扶贫”是中心节点,其他节点为关联议题。为了更加清晰地显示关联强度,我们同时用关联线的粗细和远近来表示,关联线越粗,与中心点的距离越近,表明关联强度越大。

  图2 《纽约时报》“中国扶贫”的议题关联强度

 

  从表1和图2可知,除掉“其他”外,《纽约时报》将“中国扶贫”与11大议题相关联,涉及中国国内与世界两个地域范围,涵盖“贫困及减贫”“经济”“政治”“民族”“社会”“环境生态”和“卫生健康”七个领域,表明《纽约时报》为“中国扶贫”设置的语境还是较为宽泛的,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观察和评价,当然就地域而言主要还是将“中国扶贫”与中国国情相关联,立足于中国语境来讨论“中国扶贫”。

  11大议题按关联强度可分为四大方阵:关联最强的是“全球贫困及减贫”;其次是“中国经济”“全球经济”和“中国政治”;再次是“中国贫困”“中华民族”和“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与国际关系”;关联最弱的是“中国社会”“全球环境与生态”“中国环境与生态”和“世界卫生健康”。也即媒体最主要是从“全球贫困及减贫”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扶贫”,或者说将“中国扶贫”作为它的一部分来加以观察和评价。如果说当前中国扶贫工作主要是消除物质贫困,确实与“(全球/中国)经济”密切相关,那么“中国政治”超过“中国贫困”也位居较强相关议题之列则有些令人意外,表明媒体更重视“中国扶贫”与“中国政治”之间的关联,似乎更倾向于引导读者从中国政治语境中理解中国扶贫工作。

  (二)关系建构分析

  如前所述,以上的11大议题很多是由若干子议题组成,而具体关系的建构正是落脚在子议题与“中国扶贫”之间的。因篇幅有限,本节仅聚焦于前三个方阵,分析每个大议题中关联强度最强之子议题与“中国扶贫”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

  “全球贫困及减贫”分为两个子议题:全球贫困和全球减贫,相对而言最凸显的还是后者。在“全球减贫”子议题中,中国基本上作为一个成功减贫的典范或例证,也即在“中国扶贫”与“全球减贫”之间建立了一种例证关系,如下述例1和例2。建立这种关系的话语策略一般是将中国扶贫作为论据穿插到作者论述的相应部分,由于中国扶贫只是作为例证出现,作者较为突出中国扶贫的成效(比如将世界极端贫困率消减了一半),但对中国扶贫本身着墨不多,尤其是并未介绍中国扶贫的艰难过程与丰富经验。

  例1:这种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感谢一个国家:中国,它独自就完成了世界极端贫困削减率的一半。它还推动了整个地区的重大进步。(2013年5月5日)[20]

  例2:第一个事实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利用援助来减少贫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已经花费了数万亿美元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那些没有得到太多援助的国家,比如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增长,极大地减少了贫困。那些接受援助的国家,如海地,反而没有。( 2010年1月15日)[21]

  在“中国经济”议题中,“中国经济发展形势/计划”子议题与“中国扶贫”的关联最为凸显。在该子议题中媒体主要叙述中国政府如何殚精竭虑试图维持经济的发展,以消除贫困,维持社会稳定最终维持政权稳定,所建构的是一个“维持经济发展→消除贫困→巩固政权”的因果链,也即在媒体的建构下,扶贫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只是巩固政权的手段,如下例所示:

  例3:(a)在这种仓促冒进的背后,是中国领导层内部根深蒂固的焦虑,他们担心,如果中国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可能会出现社会不稳定。中国开放经济以来的37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6倍以上,巩固了共产党的威权统治,使6亿多人摆脱了贫困。

  (b)“大家都知道,经济是中国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最大支柱,是赢得民心的最大支柱”,位于北京的知名政治评论员陈杰人说。“如果经济不稳定,中共的政权将面临更多实际挑战,中国的社会稳定将受到极大威胁,习近平政府将遭到更多批评。”(2015年8月23日)[22]

  建立这种关系的话语策略有时是正向推衍(如上例),有时则是一种反向推衍,即从否定的角度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扶贫与中国政权稳定之间的关系,体现为“经济放缓→贫富分化严重→政权不稳”的因果链,如下例所示:

  例4: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但经济增长已经放缓,国有企业在大多数行业仍占主导地位,贫富差距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正在加剧。(2012年11月14日)[23]

  在“全球经济”议题中,关联强度最为凸显的是“全球化/国际自由贸易的影响”子议题。在这一子议题中媒体主要强调“全球化/国际自由贸易”等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削减了贫困,也即在该子议题与“中国扶贫”之间建立了一种“全球化/国际自由贸易→中国脱贫”的因果关系,从而将中国扶贫的成效归结为外在因素。如下例所示:

  例5:国际贸易极大地减少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出口拉动型增长就是明证。(2014年7月20日)[24]

  例6:但在过去几十年里,从中国到尼日利亚等地,一种不完善的全球资本主义模式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减贫。(2015年7月31日)[25]

  在“中国政治”议题中,与“中国扶贫”勾连得最频繁的是“中国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子议题,建立关系最普遍的策略是将中国扶贫成就与中国政治情势对比。媒体承认中国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笔锋一转又批评中国在政治上缺乏自由/民主,认为这种繁荣是不可持续的,或者这种发展模式已造成许多问题。作者建立这一关系的策略是脱离中国国情,将经济发展必须伴随西式政治自由视为如同“万有引力定律”那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依据这一“真理”而将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政治体制置于先天不可相容的对立位置。如下例所示:

  例7:自邓小平以来,中国通过向人民提供经济自由而不是政治自由实现了繁荣。……中国会持续繁荣吗? 我认为不会。……中国不要太自负,认为自己改写了万有引力定律。只有经济自由而没有政治自由的“北京共识”或许是一个伟大的起飞战略,但并不能让你更上一层楼。(2010年10月17日)[26]

  “中国贫困”议题中关联值最凸显的是“中国贫富差异/分化”子议题,媒体在不同报道中提到了地区贫富差异、城乡贫富差异或整个社会的贫富差异等。在该子议题中,媒体承认中国扶贫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指出在中国部分地区或领域,贫困问题依然严重,因此媒体在“中国扶贫”与“中国贫困”之间主要建了一种让步关系。如下例所示:

  例8:(a)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摆脱贫困的人口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但在像河南西南部所存在的持久贫困,符合近来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该研究表明仍有3亿中国人处于贫困——是世界银行此前估计的三倍。

  (b)贫困在中国的地理和社会边缘地带最为严重,无论是环绕中国的山区或沙漠,还是少数民族占主导的地区。由于文化和历史原因,少数民族从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好处远远少于其他民族。(2008年1月13日)[27]

  “中华民族”议题的内容较为简单,主要体现为中国扶贫工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纽约时报》将“中国扶贫”与该子议题相勾连的有两种方式:一是将中国扶贫措施与少数民族生活方式或文化相对立,认为中国扶贫措施使得少数民族物质生活富裕了,但使其失去了传统生活方式或文化;二是赋予中国扶贫工作特定的政治动机,比如称中国某项扶贫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少数民族,实际上也是将“中国扶贫”与少数民族自由之间建立了对立关系。这两种勾连方式在《中国圈养游牧民族,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凋零》(2015年7月12日)[28] 一文中体现得最为集中和典型,摘录如下例9。

  在报道中,记者首先承认中国的扶贫政策改善了少数民族的生活:

  例9:(a)玛多,中国——如果现代的物质享受是衡量成功的标准,那么中国西部青海省59岁的前牧民Gere应该是个幸福的人。

  接着又借人物之口,表达了遗憾和不满,认为使其失去了传统生活方式:

  (b)但Gere,跟许多藏民一样只有名没有姓,却充满了遗憾。

  (c)他说,“我们不挨饿了,但我们失去了我们祖先几千年来所过的生活方式”。

    同时还借所谓专家之口,强行赋予中国扶贫措施特定的政治动机,认为中国安置少数民族是为了对他们实施更大的控制:

  (d)专家们说,安置工程通常还有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在官方政策声明中基本没有提及:共产党对长期游走在中国社会边缘的人实施更大的控制。

    记者还打破不直接表达观点的常规,亲自对所谓专家观点加以佐证:

  (e)一幅地图显示了为什么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试图驯服牧民。牧场覆盖了中国40%的土地,从西部的新疆到北部广阔的内蒙古草原。这些土地一直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传统家园,他们对北京的高压统治感到愤怒。

  在另一篇有关西藏扶贫的报道中,媒体先承认政府为牧民提供的现代生活舒适,暗示牧民最终也选择了这种生活,同时又指责政府因此削弱了牧民的传统文化。如下例所示:

  例10:没有人可以责怪游牧民族选择了现代生活的舒适而不是严格的传统生活方式。但是,政府移民安置工程是在强行推行自己的现代性愿景,……通过将游牧民族与他们的传统隔离,政府削弱了像藏民这样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力量。(2015年7月16日)[29]

  然而就在2008年的一篇报道中(见例8b),《纽约时报》还指出处于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贫困严重,认为“由于文化和历史原因”他们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益甚少。《纽约时报》所持有的这种矛盾看法,类似于日前《人民日报》批评龙应台涉港言论所表现出的“思维上的狡猾”。这种“思维上的狡猾”体现在话语策略上可称作一种“立场先行的选择性焦点转移”,即说话人对某对象事先已持一定立场,在辩论中并不遵循逻辑一贯的原则而是不断转移辩论焦点以维持这一立场。我们也可套用《人民日报》的话来描述《纽约时报》的话语特点:当你让少数民族保留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时,它说这导致了少数民族的严重贫困;当你实施扶贫措施时,它又说这使得少数民族丧失了传统生活方式与文化,甚至还质疑你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30]。

  在“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与国际关系”议题中,关联强度最大的是“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影响”子议题。作为美国的主流媒体,聚焦于这一子议题也是非常正常的。在该子议题中不同作者虽然对这种影响持不同的态度,但无一例外地都认为中国的发展使许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的同时也冲击了美国经济,尤其是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和收入,也即在“中国扶贫”与美国经济之间建立了一种对立关系。其话语策略是将中国经济发展与美国经济发展,将中国人民的利益与美国人民的利益,视为一种零和博弈,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这种观点与策略较为典型地体现于《中国: 替罪羊还是人造卫星》[31](China: Scapegoat or Sputnik,2006年11月10日)一文,摘录如下:

  例11:(a)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越来越多的人以比世界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快的速度摆脱贫困,结果,他提到,相较于世界其他地方,在今天的亚洲,有更多的人“每天早晨醒来都确信明天会比昨天更美好。”

  (b)但是一方的乐观自信可能意味着另一方的忧虑不安。这就是为何民主党和中国几乎肯定会针锋相对的原因。布什团队关注伊拉克和恐怖主义,加之民主党对参众两院都缺乏控制,使得小布什任期内中美关系不太引人注意从而相对平稳。

  (c)但两件事情将改变这一情况。一是民主党重新掌控参众两院——由像南希·佩洛西和谢罗德·布朗这样的政治家推动,前者向来在经济和人权等议题上对中国强硬,而后者则带着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他来自俄亥俄州,该州向亚洲流失了成千上万个工作机会。

  (d)二是《金融时报》一篇文章所反映的情绪,该文的标题是“焦虑的中产阶级:为什么普通美国人错过了经济增长的好处。”……

  (e)换句话说,中国话题将不可避免地回到美国政治的中心,因为它明确了美国工人在21世纪面临的经济挑战。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布什总统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将如何利用中国:把它当作替罪羊还是“伴侣号”人造卫星?

  四、问题讨论

  由上可知,媒体不仅将“中国扶贫”与广泛的议题相关联,还通过多种话语策略建立了多种语义关系。那么这种语境赋予中国扶贫何种意涵?对于中国扶贫治理经验的国际传播有何潜在影响?另外,如前所述,建构议题关联的策略及其现实基础是媒体网络议程对公众网络议程产生影响的关键。那么就本研究对象而言,媒体建构议题关联的策略及其现实基础如何,对美国受众会具有说服力吗?

  以对中国扶贫的国际形象及国际传播是否有利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把以上语义关系分为积极、中立和消极三类。积极的关系主要体现于“中国扶贫”与“全球减贫”之间,媒体将中国扶贫视为全球减贫的成功典范;相对中立的关系体现于“中国扶贫”与“中国贫困”之间,媒体承认中国扶贫的成就,同时指出中国贫困问题依然严重;其余的则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一定的消极性。

  “中国扶贫”与“中国经济”关系的消极性体现在,媒体将中国政府大力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归结于为出于维护政权的政治目的,使得“中国扶贫”的意义过于狭窄和肤浅,既未能理解中国政府“以中国的繁荣昌盛为己任,尽短时间使整个国家‘脱贫’,尽短时间使中国立于发达国家之林”[32] 的历史责任感,也与中国扶贫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类似的,在“中国政治”中有个“中国领导人”子议题,媒体在这一子议题中将中国各级领导人积极推进扶贫工作归结于为个人积累政绩或声望,同样也使得“中国扶贫”的意义过于肤浅,抹煞了包括各级干部在内的千千万万为消除贫困而努力奋斗的各方人员的工作价值。

  “中国扶贫”与“全球经济”关系的消极性,如前所述,体现在媒体将中国扶贫的成就归因于全球化、国际自由贸易等外在因素,而忽略了中国政府与人民自身的长期摸索与努力,极大地抹煞了中国扶贫的经验。全球化/全球自由贸易等对包括中国在内国家经济发展确实有积极影响,这一点中国政府也多次承认并坚定维护全球自由贸易[33],但这只是促成中国扶贫成就的外因,而媒体无法解释的是,如果它们就是消除贫困的全部灵丹妙药,那为何在这么多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取得如此成就?

  “中国扶贫”与“中国政治”关系的消极性体现在,媒体将经济发展与西式政治自由的结合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将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政治体制置于先天不可相容的对立位置,实际上也就否认了与西方不同的中国发展道路或模式的合理性。这种看法其实也为一些熟谙中国国情的学者所批评,闫健曾引述美国知名中国学家墨子刻(T.A.Metzger)的观点指出:“那种认为西方过去走的路必定是中国现在或将来要走的路的认识论是有问题的。”[34] 具体就“中国扶贫”而言,这种关联也使得中国扶贫经验作为全球贫困治理之“中国方案”的价值遭到严重削弱,毕竟按《纽约时报》的说法,那种繁荣是“不可持续的”或“问题多多”。

  “中国扶贫”与“中华民族”关系的消极性体现在,媒体否定中国扶贫措施对于少数民族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强行赋予中国扶贫措施特定的政治动机,有将中国扶贫政治化、阴谋化的倾向。这既削弱了中国扶贫的意义,也会引起其他国家少数民族的警惕,从而不利于中国扶贫经验为许多同样拥有少数民族的国家所借鉴与吸收。正如内森(A.J.Nathan)所言:“许多面临民族多样化问题的国家正在密切关注北京对待少数民族的方式。”[35]

  “中国扶贫”与“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与国际关系”之关系的消极性体现在,媒体将世界不同国家的发展视为一种零和博弈,一国的发展必然意味着另一国的停滞或退步,一国人民变得富裕必然意味着另一国人民的利益受损。基于这种观点,中国崛起的意义以及中国扶贫经验的传播和借鉴价值,都将大打折扣。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纽约时报》为中国扶贫设置的语境虽然广泛,但总体而言颇为消极。首先,它降低了中国扶贫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将中国推动扶贫归结为颇为肤浅的政治动机,如中国政府维护政权,控制少数民族,中国领导人为个人积累政绩或声望等;其次,将中国的脱贫视为一种零和博弈,尤其是将中国人民的利益与美国人民的利益相对立,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扶贫及中国发展的国际形象,尤其是在美国民众中的形象;第三,过于强调全球自由贸易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而绝口不提中国自己尤其是中国政府的努力,不利于中国扶贫的国际形象和扶贫经验的国际传播。

  那么,《纽约时报》建构以上议题关联的策略及其现实基础如何,对美国受众会具有说服力吗?

  就《纽约时报》为“中国扶贫”与关联议题所建立的语义关联来说,其现实基础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于确凿数据之客观事实的,比如中国扶贫是全球减贫治理的典范或成功例证,《纽约时报》多次在文中引述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数据作为证明,而且美国社会也承认这一点[36];又如中国的贫困问题依然严重,这也是可查证的事实,《纽约时报》也多次引述世界银行的数据。第二类是虽没提供确凿数据但有一定的世界共识,比如全球化/全球自由贸易对包括中国在内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如前所述,这一点中国也是承认的,只是媒体所建构的关系有些片面。第三类则完全是基于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观看法,或者说特定社会的共识。上文所分析的语义关系中,除了“全球化/全球自由贸易”议题外,其他具有消极倾向的语义关联都属于此类。比如,将中国推动扶贫归结为中国政府维护政权,控制少数民族,中国领导人为个人积累政绩或声望等政治动机,与美国主流社会多年来对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一贯看法是相吻合的[37];将“中国扶贫”与“中国政治”相勾连,反复强调没有西式政治自由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这一看法其实正是“中国经济的自由必然伴随西式政治自由”这一美国主流期望的反映。马克林(C.Mackerras)表示21世纪西方世界观的一个永恒主题是,向西方开放意味着接受西式政治形式。“就中国而言,观察家们一直在寻找和要求政治改革和自由化的迹象,这在本质上意味着中国应该采用西方式的自由民主。”[38] 同样,经济上的自由一定会使中国走向西式政治自由也是美国主流社会的期望,比如,1999年小布什在其首次总统竞选的演讲中指出:“经济自由创造自由的习惯。自由的习惯创造对民主的期望。……跟中国自由贸易吧,时间在我们这边。”[39]正是基于这样的期望,当中国并未走向西式政治自由时,以《纽约时报》为代表之美国主流媒体的批评自然是不可避免的。而将中国视为包括美国工人失业、收入停滞等美国经济问题的根源,也是近年来美国社会的主流看法[40]。

  前两类语义关系或基于确凿的数据,或基于世界共识,其说服力不言而喻;其他的语义关系也是基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美国社会的共识。因此本文认为《纽约时报》作为美国长期主导公众舆论的主流大报,其为中国扶贫所关联的议题和所建构的语义关系对于美国公众是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同时,以上研究也表明,议题之间的关联确实不一定与现实一致,但必定基于一定的现实基础,这个现实基础可以是可验证的确凿事实,也可以是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共识,这种现实基础正是网络议程设置效果产生的关键。

  五、结语

  本研究显示,《纽约时报》为中国扶贫建构的语境广泛,但总体较为消极,有将中国扶贫工作政治化,将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他国人民的利益对立化,和将中国扶贫成绩片面外因化的倾向。这种消极语境削弱了中国扶贫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有损中国扶贫事业的国际形象,也不利于中国扶贫经验的国际传播。鉴于美国主流媒体在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纽约时报》的以上建构为中国扶贫作为“中国故事”的传播,以及中国扶贫经验作为全球减贫治理“中国方案”的提出,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值得我国国际传播者重视与深思。

  同时,本研究也首次聚焦媒体网络议程,探析了议题关联的特点和建构方式,初步展示了媒体网络议程得以影响公众网络议程的机制,揭示了网络议程设置效果得以产生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如前所述,关联网络议程设置理论主要表明媒体网络议程对公众网络议程具有议程设置效果,自该理论提出以来,现有研究多运用来自不同媒体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案例证明此类效果确实存在,却较少挖掘效果产生的原因,不利于充分认识网络议程设置理论得以成立的基础。

  另外,NAS作为一个新兴的理论,还有许多方面亟待完善,对议题之间语义网络分析的不足即是其中之一。史安斌、王沛楠指出,NAS理论的提出不仅推动了议程设置理论的不断演进,同时也意味着“‘网络分析’——目前发展较为成熟的是‘社会网络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将成为未来传播学研究的‘主干道’”[41]。这一观察点出了NAS对于传播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也表达了学界对NAS能推动传播学进一步发展的热切期待。然而就现有研究看,NAS恰恰在网络分析,尤其是在语义网络分析方面尚不够深入。就媒体网络议程而言,目前的研究仅限于考察议题之间是否关联及其亲疏度如何,而不太关注关联本身,也几乎不分析关联形成的机制,比如议题之间的语义关联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运用了哪些话语策略,基于何种现实基础。而这些正是NAS效果得以产生的关键,也是NAS理论得以成立的基础。郭蕾、梅斯等已敏锐地觉察到这一不足,本研究算是一个抛砖引玉式的尝试,以期推动NAS研究在语义网络分析方面的发展,使网络分析真正成为未来传播学研究的主道。

  注释:

  [1]《世行行长金镛:中国扶贫经验值得中等收入国家借鉴》,《财经界》2017年11月上,第76 页。

  [2]中国网:《世行官员: 中国已成为其他国家获取减贫经验的重要来源》,2017 年11 月27 日,http: / /m. china. com. cn /wm/doc_ 1_ 13_ 572774. html。

  [3]Guo,L. & Vargo,C. J.,“Global 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Journal. of Communication,no. 67,2017,pp. 499- 20; Guo,L. ,Mays,K. & Wang,J.,“Whose Story Wins on Twitter?”Journalism Studies,vol. 20,no. 4,2019,pp. 563-584.

  [4]娄琛:《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扶贫故事》,《对外传播》2017 年第2 期; 侯晓素:《海外媒体如何看中国扶贫》,《传媒》2018 年第23 期; 史安斌、王沛楠:《断裂的新闻框架:〈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扶贫”与“人权”议题的双重话语》,《新闻大学》2019 年第5 期。

  [5]黄敏:《扩散与激活: 〈纽约时报〉涉藏报道的议题发展( 1980-2010)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 年第9 期; 娄琛:《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扶贫故事》,《对外传播》2017 年第2 期;史安斌、王沛楠:《断裂的新闻框架: 〈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扶贫”与“人权”议题的双重话语》,《新闻大学》2019 年第5 期。

  [6]Guo,L. & Vargo,C.,“The Power of Message Network: A Big-data Analysis of the Network Agenda Setting Model and Issue Ownership,”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vol. 18,no. 5,2015,pp. 557-576,p. 560.

  [7]Vargo,C. J. ,et al.,“Network Issue Agendas on Twitter during the 2012 U. S. Presidential elec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no,64,2014,pp. 296-316,p. 300.

  [8]Guo,L.,“A Theoretical Explication of the Network Agenda Setting Model,”in Guo,L. & McCombs,M.(eds.)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Networks,New York: Routledge,2016,p. 3. 实心方头括号中的文中注为笔者所添加。

  [9]“客体”指关注的重要人物、组织、议题或地点,“属性”指这些客体的重要方面或特点,参见Carroll,C. E. ,“Mapping the Contours of the Third Level of Aagenda Setting,”in Guo,L. & McCombs,M. ( eds. ) 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Networks,New York: Routledge,2016,p. 35。

  [10]引自Guo,L.,“A Theoretical Explication of the Network Agenda Setting Model,”in Guo,L. & McCombs,M. ( eds. ) 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Networks,New York: Routledge,2016,p. 6,图1. 2。

  [11]如蒋俏蕾、程杨:《第三层次议程设置: 萨德事件中媒体与公众的议程网络》, 《国际新闻界》2018 年第9 期; Guo,L. ,Mays,K. & Wang,J.,“Whose Story Wins on Twitter?”Journalism Studies,vol. 20,no. 4,2019,pp. 563-584; Illia,L. ,Bantimaroudis,P. & Meggiroin,K., “Comparing Networks of Attributes in Corporate Press Releases and Media Coverage,”in Guo,L. & McCombs,M. ( eds. ) 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New York: Routledge,2016; Neil,J. et al.,“The Dash for Gas,”Journalism Studies,vol. 19,no. 2,2018,pp. 182—208.等。

  [12]Guo,L. ,Mays,K. & Wang,J. “Whose Story Wins on Twitter?”Journalism Studies,vol. 20,no. 4,2019,pp. 563-584,p. 566.

  [13]由中国数据科技集团研发。

  [14]本文分析有关中国扶贫的报道,有些报道涉及中国贫困但未提及消除贫困的,不在考察之列; 同时本文考察中国扶贫与其他议题的关联,因此仅聚焦于中国扶贫的报道也不在考察之列。

  [15]参见Guo,L.,“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Mind Mapping and Visualization,”in Guo,L. & McCombs,M.(eds.),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Networks,New York: Routledge,2016; Guo,L. & McCombs,M.,“Network Agenda Setting: A Third Level of Media Effects,”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Boston,2011; Guo,L.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Agenda-setting Research,”J.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vol. 56,no. 4,2012,pp. 616-631.

  [16]Guo,L.,“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Agenda-setting Research,”J.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vol. 56,no. 4,2012,pp. 616-631.

  [17]参见吴宜蓁:《议题管理: 企业公关的新兴课题》,台北:正中书局,1998 年。

  [18]兰洁:《从话题到议题———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12 年。

  [19]Yagade,A. & Dozier,D. M.,“The Media Agenda-setting Effects of Concrete vs. Abstract Issues,”Journalism Quarterly,no. 67,1990,pp. 3-10,p. 5.

  [20]Lowrey,A. “Movin'on up”New York Times,May 5,2013,page MM16.

  [21]Brooks,D. “The Underlying Tragedy,”New York Times,Jan. 15,2010,page A 27.

  [22]Forsythe,M. & Ansfield,J.,“Fading Economy and Corruption Vex China's Elite,”New York Times,Aug. 23,2015,page A1.

  [23]New York Times,“Will China's New Leaders Offer Real Change?”Nov. 14,2012,page A 28.

  [24]Cowen,T.,“All in All,a More Egalitarian World,”New York Times,July 20,2014,page BU6.

  [25]Brooks,D.,“Two Cheers for Capitalism,”New York Times,July 31,2015,page A 25.

  [26]Friedman,T.,“Going Long Liberty in China,”New York Times,Oct. 17,2010,page WK8.

  [27]French,H. W.,“Lives of Grinding Poverty,Untouched by China's Boom,”New York Times,Jan. 13,2008,page 14.

  [28]Jacobs,A.,“China Fences in Its Nomads,and an Ancient Life Withers,”News York Times,July 12,2015,page A1.

  [29]Yardley,J.,“Sovereignty for Tibet,”New York Times,July 16,2015,page A10.

  [30]《人民日报》的原话是: 当你和她谈止暴制乱,她却和你谈情怀; 当你和她谈家国情怀,她却要和你说民主法治; 但当你真的和她谈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就是基于宪法和基本法,她却强调你为何要干涉香港自由; 而当你尊重特区政府高度自治权、尊重修例或停止修例、给香港足够的空间,她却怪你为什么“不去了解”。参见人民日报客户端: 《为何只见鸡蛋不见燃烧弹?》,2019 年9 月4 日,检索于http: / /baijiahao. baidu. com/s? id = 1643710563894161003&wfr =spider&for = pc。

  [31]Friedman,T.,“China: Scapegoat or Sputnik,”New York Times,Nov. 10,2006,page A00031.

  [32]习近平:《跋》,载于习近平著《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181 页。

  [33]《人民日报》:《中国是自由贸易的捍卫者》,2018 年8 月20 日,检索于http: / /www. gov. cn /xinwen /2018 - 08 /20 /content_ 5315003. htm; 《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开放大门做全球自由贸易旗手》,2019 年8 月26 日,检索于https: / /finance. sina. com. cn /roll /2019 - 08 - 26 /doc - ihytcitn1886864. shtml? cre = tianyi&mod = pcpager _ focus&loc =27&r = 9&rfunc = 100&tj = none&tr = 9。

  [34]Metzger,T. A.,“The Western concept of the civil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history,”Hoover Essays,no. 21,1998,p. 2,转引自闫健:《中国共产党转型与中国的变迁》,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年,第244 页。

  [35]Nathan,A. J.,“China's Challenge,”in Diamond,L. ,Plattner,M. F. & Walker,C. ( eds. ) ,Authoritarianism Goes Global,Baltimore,U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6,p. 27.

  [36]参见新华网:《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称赞中国减贫成就卓著》,2019 年8 月29 日,http: / /www. xinhuanet. com/world /2019 - 08 /29 /c_ 1124937819. htm; 新浪网-新浪视频转载美国网络媒体The Real News Network 对美国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经济学家马克·韦斯布罗特的采访视频,2019 年1 月31 日,http: / /video. sina. com. cn /p /news /2019 - 01 - 31 /detail - ihrfqzka2585449. d. html。

  [37]参见刘建飞:《美国与反共主义: 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 潘志高: 《〈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 政治、历史及文化成因》,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年; Gries,P. & Rosen,S. ( eds. )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 Routledge,2004; Dibyesh,A.,“Colo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entral Asian Survey,vol. 38,no. 1,2019,pp. 129 - 147. 等。

  [38]马克林:《我看中国: 1949 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9页。

  [39]小布什于1999 年11月19日在加利福尼亚的演讲,转引自Mann,J. ,The China Fantasy,New York: Viking,2007,p. 2。

  [40]参见杨丽明: 《中国成为美国经济和就业问题的“头号替罪羊”》,《中国青年报》2012 年7 月19 日04 版; 环球网新媒

  体: 《又开炮! 特朗普说中国是“史上最大就业窃贼”》,2016 年12 月9 日,检索于http: / /www. sohu. com/a /121069779_ 419342;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周文重: 美国不能把中国当成国内问题的“替罪羊”》,2019 年5 月31日,检索于http: / /www. ce. cn /xwzx /gnsz /gdxw /201905 /31 /t20190531_ 32239645. shtml。

  [41]史安斌、王沛楠:《议程设置理论与研究50 年》,《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10期,第27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治理视域下中国式扶贫话语的建构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9BXW04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研究院教授)

作者简介

姓名:黄敏 工作单位: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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