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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媒介的可穿戴设备:身体的数据化与规训
2021年03月04日 14:50 来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作者:宋美杰 徐生权 字号
2021年03月04日 14:50
来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作者:宋美杰 徐生权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沿袭基特勒的媒介观,将可穿戴设备视为一种借助传感器技术,选择、处理、存储身体数据的媒介,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身体数据化”和“自我追踪”的媒介逻辑。以日常生活实践为出发点,探索这一技术物及其媒介逻辑如何影响了人之存有、自我与身体间的关系,又如何重新规训“被以往所有媒介规训了的身体”。通过用户访谈发现,智能手表/手环所引导的“运动—健康”实践消解了专家对“运动—健康”知识的垄断的同时也塑造一种新的技术权威。规训的力量从身体表面渗透至身体内部,身体器官被压缩为一块屏幕在“自我优化”与“均值人”之间徘徊。

  关 键 词:可穿戴/媒介/物质性/身体/规训

  作者简介:宋美杰,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副教授;徐生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站博士后。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青少年新媒体健康信息行为研究”(项目编号:15CXW025)的研究成果。

 

  周五上午10:03,Mac pro屏幕上显示着今天要阅读的第三篇文献。我盯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或间隔,从机械接近性转变成电磁接近性”这行文字思考着……手腕上轻微、短暂的震动将我从Virilio的逻辑中拖了出来。华为智能手表警告我已静坐超过1小时,运动“三个圆环”才点亮了一点,今日步数也仅有1200。我把电脑移到橱柜上,心想站着看完这篇文献“站立圆环”就能闭合了。按了按因使用电脑触控板而酸痛的右手,转了转脖子,颈椎发出咯咯的声响。再读那行文字时发现要刚才的思路已然中断……

  这段文字是笔者尝试现象学经验取样法时所做的记录文档,其中却意外呈现了两种媒介对身体的拉扯:电脑需要我们保持坐姿静止不动,智能手表则希望我们站起来、走一走、运动一下。界面促成了用户的变形,每一种媒介在提升了人的某种功能的同时也要求身体为之作出相应的改变。2007年苹果发布了第一代iPhone,短短七年之后又推出了Apple watch以“拯救正在被手机毁掉的生活”。在媒介技术日渐构成生活肌理(texture)的当下,技术对于身体的规训似乎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智能手表的初衷是将人们从手机中解脱出来、将屏幕时间归还于人类,提供了一个回望电脑、手机对人类影响的“后视镜”,帮助浸淫其中的我们意识到媒介技术环境长久以来对身体的控制。

  一、可穿戴设备的媒介逻辑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前院长钟蔚文曾指出,“我和我书桌上种种传播器物在此时此刻的相遇,乃是文明历程的缩影,其中隐含着两条交错发展的主线,一是生物繁衍的历史,一则为工具的进化史”①。德国媒介学者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发现留声机、打字机、电影等媒介技术改变了人类的思维结构和社会秩序,因此“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处境”(media determine our situation)②。当技术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座架”(gestell)时,身体自然也难逃被其“铭写”(inscribe)的命运。若将目光移至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媒介发展之开始,媒介物质性对身体的规训就自然浮现出来。媒介进化不仅塑造了人类的思维,也创造了身体技术(body technique)。按照媒介学的历史观念,人类文明史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媒介域:文字(逻各斯域)、印刷(书写域)和视听(图像域)③。无论是“秉烛夜读”、“沙发土豆”还是“格子间动物”,“坐”成为媒介最见的身体规训成果。

  媒介的数据选择、存储、处理决定着哪些身体部位与感官将被凸显,这意味着媒介在延伸人体某项功能的同时也要求身体为之相应调整。基特勒认为媒介是泛指广义上的文化技术(cultural techniques)作为“技术和制度构成的网络,在这其中,一个既定的文化得以选择、存储和处理相关数据”④。一种新媒介硬件或软件系统被用户认可并广泛使用的同时,其媒介逻辑也在这一过程之中规训着人们。那么可穿戴设备的媒介逻辑为何?传感器技术、表盘屏幕、可穿戴的伴随属性为身体的数据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数据存储、分析、可视化的应用系统则生成了一个数字自我。可穿戴媒介作为自我与数字自我沟通的中介,自我追踪与规训也就成为可能。

  1.传感器与身体数据化

  传感器是一个接受刺激信号并产生响应电信号的器件,在生物医学工程中用于监控、记录和输出人体与周边环境的电流、电位、电导、光学、温度等信号。⑤我们的物理实体(physical body)日益被笼罩于由各种数据组成的数据实体(data body)之中。⑥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认为,将身体作为传入与传出信息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20世纪传播与控制论的重要转变。⑦可穿戴媒介则将身体视为一个可以被扩展和增强的精密的机械,不仅分担了手机的社交通讯功能,还实现了对身体生物指标、运动行为、情绪状况的监测。

  传感器的技术可供性(affordance)使得用户可以将自身运动量、卡路里消耗、心率、血液、脉搏、睡眠等身体活动数据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身体的数据库。在自我与身体互动过程中,这些数据正架构着这我们感知到的“真实”。智能手表能让个体更清晰地感受到心脏跳动的节律,重新发现“行走”的状态。⑧血糖监测可穿戴设备的民族志研究也发现,媒介与身体的交互可以培养个体对血糖水平的内在敏感性。⑨可穿戴媒介通过收集、积累数据将日常习惯和身体实践可视化,并以此为基础反思、调节这些实践活动。⑩

  作为一种选择、存储和处理身体信息的“身体媒介”,38/42mm的屏幕以曲线趋势图的方式将身体内部不可见的运行状况呈现于人们面前,将身体内部不可见的身体器官变为可见。作为一种自我与物理身体之间的中介,可穿戴媒介邀请人们与新兴“数字自我”互动。但若将“身体”和“自我”的概念作为固定的有界实体,那么可穿戴媒介所引导与生产的“数字身体”则被视为一种挑战。

  2.自我追踪与自我规训

  以“健康”为目的的身体规训与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以及国家的人口治理需求一起出现,是一种将身体视为机器来计算工人“疲劳”程度的“健康管理技术”。(11)这一取向下身体规训的工具是生物医学、统计学、评价量表以及任何可将身体结构化、标准化的科学话语。可穿戴媒介帮助用户创建了一个身体的“自我实验室”,协助和引导个体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日常活动和环境体验。(12)个体借助传感器和数据系统监测、收集、积累身体反应并进行自我反思、调节的实践活动被概念化为自我追踪(self-tracking)。(13)这种状态与福柯在描述“全景敞视监狱”时提出的因被监视而将外在的规训逐渐内化为“自我的监控与规训”(14)既相似又不同。

  全景敞视监狱的空间结构与可穿戴媒介的传感器技术都是自我监控、自我规训得以产生的物质性条件,智能手表则以“运动—健康”为诱饵将规训的力量从身体表面渗透至身体内部。勒普顿(Deborah Lupton)认为可穿戴媒介的自我追踪与其他媒介(如社交媒体中的数字痕迹、购物网站的消费记录)数据收集行为的区别在于“自我”的概念,即是否“为个体主动发起”的以及“运行主体是私人还是一种公共实践”(15)。因此乐观主义者通过数字优化生活,期待形成一个“更聪明、更长寿”的自我。碳和硅通过可穿戴媒介在“生物身体”与“数据身体”之间自由流动,形成一种了数据化的健康和数据驱动的健康方式。

  然而悲观者认为这种对自我、身体和日常活动强化的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中心或自我的客体化(self-objectifying)(16)。但无论如何,可穿戴媒介为身体的规训提供了一种物质基础,在这基础之上,一种新形态的身体关系开始产生。接下来我们需要追问的则是在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可穿戴媒介是如何规训我们身体的?

  二、研究问题与访谈对象

  正如德乌兹(Mark Deuze)所说,21世纪传播或媒介研究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媒介的消失不见。(17)但这种消失不见,不是说媒介真的不见了,而是愈加作为一种生活的肌理(texture)贯穿人类的日常生活始终。因此本研究一方面沿袭基特勒的媒介观,探寻可穿戴媒介物质性与媒介逻辑对人身体的主体意识、认知与感官经验的形塑。另一方面,媒介融入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作为一种背景存在,因此需要将实践与日常生活融于研究之中。日常生活是一种前意识的权力或信念的权力,而可穿戴媒介对身体的运动、健康实践的规训也需要从“硬件、载体”扩展至应用系统以及其所规定的数据资料表现形式之中细致探究。

  本研究访谈了15位可穿戴设备的用户,包括当前国内主流的小米手环、华为手环、华为智能手表、Apple watch、Keep手环。其中既有可穿戴设备的长期使用者(自2013年就开始使用)也有曾使用过一段时间后来放弃使用或暂停使用的用户(其中两位被访谈者短暂使用1-3个月就放弃使用,一位用户中间暂停使用一年又开始重新使用)。访谈对象中男性8人,女性7人,年龄在20到55岁之间,职业身份包括学生、教师、公务员、自由职业者。虽然访谈对象职业身份较为单一,但均是后福特式(Post-fordism)劳动的典型代表,有灵活的时间安排运动健身实践,因而能够提供丰富的可穿戴媒介使用感受。

  随着运动空间向日常生活场景迁移,运动健身成为一种更私人化、碎片化的身体实践方式。智能手表/手环通过“运动”与“健康”之间的关联构建了使用者对其媒介逻辑、指导方案的认同与依从。健身房中的全景敞视不复存在,教练甚至陪伴练习的“健友”也悉数退场。在这样的空间与群自关系变动下,智能手表/手环所提供的新的规训机制是什么?其方式为何?这种规训机制与以往有何不同?带来了什么新的身体实践与身体观?访谈与观察力求切入到使用者与媒介互动的种种细节之中,探究可穿戴这种新媒介技术与个人生活韵律、身体实践的耦合与共同演化。

  三、可穿戴媒介的身体规训

  1.健康知识:从专家依赖到技术依赖

  随着传感器以及光电容积描技术的发展,19世纪的血压计、脉冲书写技术已再媒介化(remediation)为智能手表的一部分,成为一种被“用户”而非“患者”普遍接受的现代心率测量技术。访谈发现“卡路里、心率、体脂率、内脏脂肪、BMI、压力值、深度睡眠、浅度睡眠”等原本由医学或运动专家掌控的概念已成为可穿戴媒介用户谈论自己身体的基本话语。M006(26岁,博士生)表示智能手表对其运动知识的影响甚至高于健身专家:“我是体育成绩计入中考分数的首届学生,当时学校专门请了健身专家给我们讲运动安全知识……但现在我才了解到‘心率’在运动中是最重要的,因为Apple watch会在心率过高时提醒你停止运动。”

  智能手表发明之前,缺乏专业心率测量设备的运动者即使了解心率在运动中的重要性也无法在运动中时刻监测自己的心率状况。“运动—健康”知识的“下沉”和技术的可供性让个体能以更科学、理性的方式认识、操控自己的身体。M013(47岁,自媒体人)作为一个每周跑20公里的持续运动者更善于借助手表与身体对话:“跑步时我的心率如果在110到130之间就说明我处于一个最佳的减脂状态。如果想锻炼心肺功能,我就会再跑快一点让心率升上去。”这种使用方式构成了一种典型的自我追踪。智能手表为中介的自我—身体互动蕴藏了对身体“能动性”的感知和身体“控制感”的满足。

  可穿戴媒介“数据化、自动化、可视化”的媒介逻辑显著降低了常人身体数据监测与解读的门槛。这种新型健康话语网络的出现,将运动健康知识从医学或运动专家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如同古腾堡发明印刷机将原本只在书院或贵族中间阅读的知识向普通人散布。不过吊诡之处可能也在于此,可穿戴媒介消解了专家对于“运动—健康”知识的垄断的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知识权威的诞生。当传感器的测量技术以及其所形成的数据成为我们健康与否指示的时候,我们是否有理由去庆幸脱离了“专家依赖”而走向了“技术依赖”?这也可能是技术对于身体规训最为隐蔽之处。

  2.身体规训:从目标管理到日常生活嵌入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已经表明纪律、权力的运作可以作用于对身体信念的建构,弗兰克(Arthur W.Frank)则以身体可否自我控制作为规训性身体的划分标准(18),同时身体的自我管理、自我控制也是现代性的反思计划的一部分(19)。运动目标“设定—完成”是智能手表身体规训的核心逻辑。如F009(36岁,高校教师)设定的步行目标是每天6000步,“上完课已经很累了,但是为了达成手表设定的步数目标我还是决定走路回家”。若从运动目标的设定、完成过程的监督与督促、运动习惯的养成的行为规训角度审视,智能手表与私人健身教练并无本质差异。

  布迪厄认为锻炼作为一种身体资本和文化区隔要让别人看得到(20),但可穿戴设备则把“锻炼”与日常生活实践融合在一起。访谈发现多数可穿戴媒介用户并没有刻意地运动健身,走路、散步、通勤、做家务、陪孩子玩耍构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身体活动。时刻穿戴于身上的智能手表提出了“动态卡路里消耗量”概念,将日常生活一切卡路里消耗计算在内,将各种身体活动从“不自觉、不自知”的日常生活“惯常”中凸显出来,陌生化为一种自觉、有意图、有目的的行动。这一规训手段更符合现代社会加速度、快节奏、轻体力的生活方式。

  情绪波动也是个体借助可穿戴媒介最常使用的自我追踪项目。M010(43岁,高校教师)说:“有一次我暴怒之后华为手表上压力数值哗~上去就红了,然后我就反省自己,刚才干了一件蠢事!身体已经开始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了。”智能手表以“健康”为诱饵,促使人们反思、调整自己的运动与情绪状态。无论是“下楼倒垃圾”“睡眠质量97分”的日常身体活动还是“吼娃写作业”“压力爆表”的情绪波动,这些“当时只道是寻常”的琐碎日常都被数据化、标准化、可视化后纳入智能手表的规训范围之中。可穿戴媒介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与身体共同构建了一种新的生活节奏与韵律。

  3.分散智能:从空间场景到身体内部

  媒介科技改变了我们的时空间观念,正如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言“电子邮件”混淆了工作和私人的讯息,将周日变得跟周一没有什么不同。(21)可穿戴设备以其地理位置服务(LBS)将身体运动的可能性空间拓展到街道、公园以及任何GPS可以覆盖的场所,“在操场跑步(公里数)是可控的,但在路上或者公园里面就没有什么方法计量距离,如果忘记带手机或手表就不知道你已经跑了多少、应该再跑多少”(F011,56岁,退休)。在可穿戴媒介改变了人们对运动空间认知的同时,规训也从固定的场域(监狱、医院、学校、健身房)扩展到身体可以进入到的一切场景之中。

  相对于位置与场景,可穿戴媒介对身体内部的“嵌入”则更有独特的意义。访谈对象利用智能手表寻找自己的“深睡眠时间段”并以此为依据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M007,33岁,公务员),借助肌肉酸痛提醒反复试验了解多大强度的跑步会让自己第二天无法继续运动(F012,38岁,高校教师),在减重过程中通过智能体脂秤与运动手环的搭配寻找到自己最佳的饮食、运动搭配(M013,47岁,自媒体人)。可穿戴媒介借助传感器以及系统提供的应用程序监测进行多维度的自我追踪,将规训的力量从身体表面渗透至身体内部。

  以往对身体的规训多聚焦于身体的表面或身体的姿态,可穿戴媒介试图成为人类心智的一环,通过监测身体活动、分散智能来辅助身体与行为的决策,让使用者将有限的认知资源集中于当下的工作之中,而把对身体姿态、坐姿时间长短的关注以及“该起来走走了”的提醒交由Apple watch完成。穿戴的要义不仅在于随身而动,智能手表的价值也不仅仅是解放双手。可穿戴设备成为人们“分散智能”(distributed cognition)的工具,它并不需要你去“使用”,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运行逻辑对用户的身体行为给予反馈和意见。身、心、情境交融互动,在种种日常生活场景中生产“行动”,唤起“运动”状态。实现如生物心智般情景识别、决策的功能对日常生活时间中多样态的身体而言更为重要。

  4.人—机交互:从独自跑步到情感依赖

  日本后现代主义作家村上春树在散文集《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这样描述自己跑马拉松时的状态:“我不是人,是一架纯粹的机器,所以什么也无须感觉,唯有向前奔跑。”(22)从被访谈对象对自己跑步状态的叙述中可以发现,智能手表的震动和语音提醒不仅满足了用户被“督促、引导”的需求,“人—机”互动中拟人化声音和人情味的表述还来带了一种运动中的社交、陪伴感。F011每周跑步2-3次,“手表会提醒你已经跑了2000米了‘鼓励你一下’,‘加油’什么”,她表示自己从来都是一个人跑步,“有时候其实也挺孤单的,手表提示让我感觉到一种安慰或者是陪伴吧”。M010(43岁,高校教师)非常依赖华为手表的跑步提示,“变速跑时手表会提醒‘你现在要做两分钟慢跑’一会又说‘请快跑三分钟’,这些语音提示让你觉得跑步并不枯燥、运动还蛮有意思的”。可穿戴媒介的“监督”与“鼓励”让使用者一旦习惯了这种“伴随”后将会视其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亲密伙伴”。

  随着使用程度的愈加深入,使用者与智能手表/手环之间产生了多种微妙的情感关系。M010在访谈中将“可穿戴设备之于运动”与“导航系统之于开车”相类比,“但凡去跑步我都会戴手表,有点像我们一开车就打开导航那样。我其实不是路盲,但是打开导航更有安全感。我对手表有一种信任和依赖,打开它跑步会觉得更安心”。正如在我们依赖导航系统穿行于交错的路网之中,分散智能的结果是我们对媒介有着肢体般的依赖。运动中的个体既感受着作为肉体的身体,又借助媒介与数据/信息化的身体互动,以确认物质性的身体在达到“健康”这一目标上是否存在偏差。

  四、技术规训的身体凸显与遮蔽

  本研究沿袭基特勒的媒介观念,将可穿戴设备视为一种借助传感器技术,选择、处理、存储身体数据的媒介,探索这一技术物及其媒介逻辑如何影响人之存有以及日常生活实践中自我与身体间的关系。可穿戴媒介借助其系统指标重塑身体的同时也让身体运动服务于一种“科学的数据幻象”来重新规训“被以往所有媒介规训了的身体”。访谈发现“运动—健康”的媒介逻辑对有关健身的科学话语的规模性征用,克服了以往健身知识的模糊与零散状态,将自身塑造为一个权威的知识提供者。(23)从横断面数据到连续的数据流,身体的数据和自我之间可以相互构成和交织(24),规训也随之从身体外部扩展到身体内部。个体主观身体感受和身体数据的交流过程中,个体与可穿戴媒介之间建立了一种伙伴般的依赖感。因此,附着于身体之上的智能手表已成为一种不依赖于其他制度性力量的规训权力来源。

  尼克·米尔佐夫(Nick Mirzoeff)指出我们看到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文化以及我们眼前所见的东西都经历了一个“去选择”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反景观化(anti-spectacle)逻辑。(25)可穿戴媒介与其他内容媒介一样,同样通过这种“反景观化逻辑”决定我们可以“看见”哪部分身体/信息。传感器凸显了那些现有技术可以测量、科学研究成果可解释的身体部位/信息(如被访谈者高频提及的心率、卡路里、深度睡眠、体脂率、压力),并将其放置于显著位置,作为技术规训的主要着力点。

  技术的阴影也遮蔽了那重要但无法纳入媒介逻辑的身体部位/信息,让其从我们的身体之中消失。正如本研究在访谈中所发现的:智能手表建构了睡眠质量(深睡与浅睡),但无法建构梦境;我们对心率、压力、步数变化更为敏感,但其他身体器官、身体反应却似乎从物质上和意识中被排出了。我们所拥有的不再是一具“无器官的身体”,而是一具所有器官都变为一个器官(可穿戴屏幕)的身体。另一方面,可穿戴媒介在通过技术力量强调身体“可控性”以及公民个体健康责任的同时,也遮蔽了遗传基因、生活环境、经济状况、社会资源分配的差异,遮蔽了商业机构与医疗体系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更遮蔽了政府部门对公民健康与健康公平的主体责任。

  正如福卡德(Marion Fourcade)等人所观察到的那样,“市场越来越多地从你的身体内部窥视你,测量你的身体和情绪状态,并随着你在住所、办公室、商场之间移动时观察你”(26)。国家管理将“均值人”当成一个代表社会集体的理想化标杆,而且是一个深具道德意义的标杆。(27)可穿戴媒介则让这一标杆时时地晃动在用户的手腕之上,提醒我们靠近均值的重要性,于是“个体数据、平均数据、评分体系”在数据逻辑之下影响了人们对自己身体活动的态度乃至成为一种新的压力来源。所以,当我们再去反思当下的运动健康实践是为谁而做的时候,我们不是为国家,也不是为商业,而是技术网络下所生产出来的一种健康话语体系,看似在生产话语,实际上却被话语所“铭刻”,我们的身体成为了追求运动健康这一宏大意识形态下的生产工具。

  注释:

  ①钟蔚文:《传播工具中的心智》,中国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系机构典藏,http://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53645,2012年10月17日。

  ②[德]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邢春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③[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陈卫星、王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9-230页。

  ④Kittler,F.Discourse Networks,1800/190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369.

  ⑤蒋小梅、张俊然、赵斌、陈富琴:《可穿戴式设备分类及其相关技术进展》,《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2016年第1期,第43页。

  ⑥李源粒:《网络数据安全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刑法完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66页。

  ⑦Wiener,N.Time,Communication,and the Nervous System.Annals: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vol.50,no.4,1948.pp.197-220.

  ⑧Pantzar,Mika,M.Ruckenstein.The Heart of Everyday Analytics:Emotional,Material and Practical Extensions in Self-tracking Market.Consumption Markets & Culture,vol.18,no.1,2015.pp.92-109.

  ⑨Mol A,Law J .Embodied Action,Enacted Bodies:The Example of Hypoglycaemia.Body & Society,vol.10,no.2-3,2004.pp.43-62.

  ⑩(16)Lupton,Deborah.Self-tracking Cultures:Towards a Sociology of Personal Informatics.Australian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 Conference on Designing Futures:the Future of Design.2014.p.83,pp.77-86.

  (11)Bryan S.Turner.The Body: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1.pp.61-67.

  (12)George,M.J.,Rivenbark,J.G.,Russell,M.A.,Ng'eno,L.,Hoyle,R.H.,Odgers,C.L.Evaluating the Use of Commercially Available Wearable Wristbands to Capture Adolescents' Daily Sleep Duration.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vol.29,no.3,2019.pp.613-626.

  (13)Li,Ian,J.Forlizzi,A.Dey.Know Thyself:Monitoring and Reflecting on Facets of One's Lif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2010.pp.4489-4492.

  (14)[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5-227页。

  (15)Deborah Lupton.The Digitally Engaged Patient:Self-monitoring and Self-care in the Digital Health Era.Social Theory & Health,vol.11,no.3,2013.pp.256-270.

  (17)Mark Deuze.Media Life.Media,Culture & Society,vol.33,no.1,2011.p.139.

  (18)欧阳灿灿:《欧美身体研究述评》,《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24-34页。

  (19)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92-101.

  (20)蒋国权:《体育实践中的身体资本——基于布迪厄社会理论的探讨》,《浙江体育科学》,2014年第4期,第6-11页。

  (21)Negroponte,N.Being Digital.New York:Vintage Books.1995.p.195.

  (22)[日]村上春树:《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施小炜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17页。

  (23)唐军、谢子龙:《移动互联时代的规训与区分——对健身实践的社会学考察》,《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52页。

  (24)Tamar Sharon,Dorien Zandbergen.From Data Fetishism to Quantifying Selves:Self-tracking Practices and the Other Values of Data.New Media & Society,vol.19,no.11,2017.pp.1695-1709.

  (25)[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倪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9页。

  (26)Marion Fourcade,Kieran Healy.Seeing Like A Market.Socio-Economic Review,vol.15,no.1,2017.pp.9-29.

  (27)Bert Mosselmans.Adolphe Quetelet,the Average M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Methodology.European Journal of Economic Thought,vol.12,no.4,2005.pp.565-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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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宋美杰 徐生权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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