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问我明天吃什么过早,几经研究,决定吃面条。还特别嘱咐了一句:“别忘了放生姜末与大蒜末。”第二天清早起床时,突然嘲笑自己说:“原来你吃的是生姜末与大蒜末,不是面条呀。”武汉人吃热干面是为了吃那口芝麻酱,闻那芝麻酱的香。在西安吃羊肉泡馍,有的人是为了那羊肉味,有的人是为了泡馍味,有的人干脆是为了在掰开那馍馍的30分钟内东张西望地打量满堂的食客,有的人,更奇怪,是为了闻闻满堂的热气、香气、人气的混合气味,既忘了羊肉,也忘了泡馍。 

　　我们说吃面,即非吃面,名为吃面。 

　　我们为什么活着?是为了那个身体活动着吗?人人是“被”活着,十几年没有目的,后来被赋予了“意义”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统一的意义可以追求。一个人追求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那一个意义。 

　　同为一个农民,有的一生就是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有的就是穷折腾一辈子,有的心无旁骛地要培养出一个一个的大学生来。有拾破烂的老人,自己与破烂同居,却念念不忘资助了好几个穷困大学生。他们把生活忘记在一边,就是守护着他心里的那份从不说破的精神上的牵挂。牵挂就像是捞出了面条以后的酌料(佐料)。 

　　同样是文人,王羲之是“一觞一咏,畅叙幽情”型,李白是爱诗、好酒、求官、沿门托钵型,钱锺书是文坛泰山兼嘴巴不饶人的“锺书”型,徐志摩是浪漫型,金岳霖是缠绵型,胡适是温文尔雅型。陈寅恪精历史、精语文、不告饶,汪曾祺好【hào】文、好酒、好厨艺。他们的共同点是:没有一人是纯粹为“文”,无人没有文之外的生活情趣甚至是大“浪”小“漫”。同样有趣的是,人们不仅记住了他们的“文”,也记住了他们的趣。 

　　当教授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求知型,有的教授为学,有的为官(君不见20个教授竞争一个处长岗位?),有的为名、为利,有的就孜孜矻矻地去拿计时工资。就是把为学的教授掰开来看,有述而不著型,有善笔而不善口型,有善笔亦善口型,有著而不创型,有不创即不著型。说到教授讲课,开口就骂人有之,满堂自夸者有之,从头到尾滔滔不绝者有之,上课慢吞吞者有之,把简单问题搞得复杂者有之,把复杂问题搞简单者有之,上课铃声刚完就上正题者有之,开课就扯闲拉杂直到十里杏花村了还不回头者有之,上课深刻幽默者有之,上课说黄段子的胆大者亦有之。把职业蒸发掉,剩下的是信仰、兴味、情趣,还有那么一点点耍赖、一点点机巧,那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比职业本身更为长久,更为难以品味,更为终生不渝。 

　　我们说身体活动着,即非身体活动着,名为身体活动着。 

　　对于选择味道的人,他就会拒绝白水面条,于是,白水面条的存在就没有价值了。同样,选择情趣的人,他就会拒绝寡淡乏味的仅仅身体能活动的所谓“纯粹生存”,于是,“纯粹生存”的存在(类似于俗话“行尸走肉”)就没有价值了。因此,下面的判断似“非”而“是”:生存本身(纯粹生存)可以忽略不计,而生存的方式(由此产生情趣与味道)非计不可。那你可以马上反驳我:连生存本身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哪来的生存方式呢?是的,你的反驳在逻辑是有理的,那么,我的回答是:选择味道而拒绝白水面条的人,就会接受“钱冠连生存悖论”:生存本身可以忽略不计,而生存的方式非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