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湾方面大陆委员会负责人王郁琦首次正式来访大陆，在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他提及1990年参加新加坡大专辩论会，第一次私下与南大同学交流，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他和大陆同学讲的“土豆”原来是不同的东西——在台湾，土豆指的是花生，而马铃薯就叫马铃薯，不叫土豆。他由此感慨，两岸文化、社会与教育有太多隔阂，需要务实面对差异，互相增进彼此的了解。

　　其实两岸之间，类似“土豆”、“马铃薯”这样的语词差异还有很多。比如台北阳明山上盛开的“海芋”，在大陆实际上叫“马蹄莲”；台湾的“列印”，大陆叫“打印”；台湾的“免洗筷”，是指大陆的一次性筷子；台湾的“行动电话”，大陆称“手机”；台湾的“窝心”，是开心、心情舒畅之意，大陆却恰恰相反，指的是心情郁闷，等等。

　　用词的差异，是多年来两岸文化隔绝及群体间使用习惯不同等原因造成的。但这种差异很小，事实上对两岸民众间的正常交流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经过简单的解释，有时甚至无需解释，一般人结合语境也能意会这些语词所指的大致涵义。近年，两岸媒体和有关方面做了大量消除这种差异的工作。比如台湾《联合报》和“中央社”都曾开设专栏，对两岸不同语词进行对照翻释。两岸语文界还于2012年合作编纂出版了《两岸常用词典》，建立了“中华语文知识库”，以缩小这种差异。随着两岸交流频密度的不断增加，以及互联网的传播，两岸新出现的不同语词今后将会越来越少，而已经形成的不同词语，则正在互相被对方熟悉或使用。

　　在我看来，语言上的差异是外在的、表象的，其实容易消除。不容易消除的，反而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轻忽”（王郁琦语）所造成的彼此心理上的隔阂，以及所形成的两岸文化鸿沟，可能很深，甚至会越来越深。

　　在与台湾朋友交往过程中，我常会对他们突然冒出来的某个语词感到错愕。比如，很多年龄、辈分和职位都比我高出许多的台湾长者，每每开口总是称呼我为“兄”。作为一个小字辈，我会吓一大跳。但后来我明白过来，敬称对方为“兄”，而谦称自己为“弟”，乃是一种中国古已有之的礼仪。只是，台湾社会继承了古老的中华文化道统，并且将它们根植于自己的日常生活细节之中，已成为习惯。而我们在大陆，听惯了“张哥”、“李姐”这种世俗气和江湖气浓厚的称呼，突然听到有人称“兄”，难免有时空倒转之感，恍若穿越到某个礼仪虔敬的中古时代，既感生涩，又有几分熟悉。

　　类似的台湾差别用语还有，大会发言时，演讲嘉宾会称呼听众为“各位先进”——“先进”是敬指坐在底下的各位都是优秀的、领先的、走在前面可供学习的人，而不是“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先进典型”中那个不知道怎么评选出来的“先进”。开行业内会议，演讲者会称呼参会者为“各位道长”——“道长”，指的是行业内的资深人士，所谓“同道之人必有所长”也，而不是专指道士。

　　这样的“台湾语词”，本应该也在大陆使用。因为它们都非新创，而是汉语古已有之的本义。只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今天我们遗失了、忘却了，当传承了中华文化正统的海峡另一边在使用它们时，我们反而感到了陌生。这样的用语差异，如果仅仅只是作出解释和对照，又怎么能够消弭其中的隔膜，赢得对方的敬重？记得小时候，如果对长辈直接称呼“你”而不用“您”，吃饭时将筷子插在米饭上，我的奶奶就会狠狠地教训我一顿，直至改正为止。如今，还有多少人能这样逼着我们，真正寻回中华儿女生命所依所存的历史本源、道德“灵根”，把中华文化的正统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到那时，两岸民众的心才会真正联结在一起。

　　（作者系星期日晶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