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红山文化辽宁牛河梁祭祀圣地的发现与发掘，为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的理论提供依据，拉开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多样性研究的帷幕；神木石峁古城的发现与研究，是否也能够开启新思路，洗礼过往研究的认识？学术界当然期待崭新的视角和全新的理论。

　　城市，解读石峁的关键

　　石峁古城是相当成熟的文明。

　　过去，人们知道这里出土的玉器其精美程度堪比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后来又了解到这里的彩绘图案与山西襄汾陶寺大型墓葬的彩绘龙纹陶盘遥相呼应，竟然还有铜器破土而出。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de）提出，城市的出现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并指出城市生活的内容包括：高效的食物生产、具有较多的人口、有职业和阶级的分化、出现冶金术、发明了文字与记述系统、修建有神庙等公共建筑、产生早期的科学和艺术等。中国学术界对此基本上是照单收货，进一步加工概括为文字、铜器、城市、祭祀礼仪中心四项内容，或称其为“文明要素”。这是文明起源研究必谈的问题之一。然而，因为这种提法缺乏中国乃至亚洲的经验，也有研究认为不具有普遍性意义。

　　按照上述标准，石峁古城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只是城址。标准的城市在古代中国，出现于东周时期。这是因为古代中国是纯粹的农业文明，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贸易极不发达，重农抑商是历朝历代的主要举措。商贸活动的欠发达，市场的地位低下是早期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高大城池围拱的往往只是王公贵族的寝宫、社稷、宗庙、手工业作坊，唯独集市不在此中。古代西亚地区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商业很早崛起，在社会生活中占显著地位，考古发现的泥板文书屡见关于商贸契约的记载，大都是距今六七千年之前的事情。可见，经济生活形态与文明内涵息息相关，世界流行的这个文明标准只反映部分区域的特点。

　　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世界就呈现出多样性的精彩，地球东西两端的经济形态、生活习俗、观念意识都存在巨大差别。步入文明时代之后，东西方的差别更是泾渭分明，风格迥异。这原本是世界历史的常识，但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却被遗忘殆尽。多样性世界，多样性文明，当然需要多样性的文明标志。

　　柴尔德的文明标志是建立在古代埃及、希腊等西方资料的基础上，怎能用其衡量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不是柴尔德说错了，而是中国研究者硬要拿人家的标准考察自己，似乎唯此才能融入世界大家庭，实则是对号入座，削足适履，作茧自缚。此类标志只能参考，不能照搬，没有必要在四项要素是否同时产生，哪种要素的意义更大等肤浅的层次上纠缠。根据考古学实践经验，总结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志，显然已经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