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16日，由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天水师范学院联合主办，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陇右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一带一路’暨跨文化视域下的中国历史高层论坛”在甘肃省天水市召开，近50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与会代表以跨文化为视域，将中外交通史研究置于欧亚内陆、东南亚地区以及海上往来的空间中，涉及西北丝路、西南丝路、草原丝路和海上丝路等议题，既有宏观的理论思考，也有具体的微观研究。

　　文化交流由来已久

　　丝绸之路历史是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通过分析秦人在“西”与“雍”两地之间养马、西畤与雍畤的祭祀通火权，认为秦代以前“西”与“雍”之间即存在早期交通联系；西汉时期，“西”与“雍”在王朝礼祀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依然受到特别重视；“西—雍”交通线是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分析了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量白色赤贝和成都平原出土的众多象牙，证实《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蜀身毒道”早在商代即已存在；早在商周之际，“五尺道”即已开凿，后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承载着贸易、民族迁徙、文化交流等功能，成为中印缅古代文明交往、丝绸西传和文化传播的走廊。

　　早在张骞“凿空”之前，亚欧大陆就已出现中西文化交流。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雍际春勾勒了新疆天山北麓哈密、吐鲁番、巴里坤、阿勒泰、伊犁等地距今四千纪至三千纪下半叶众多青铜文化遗存及其文化族属，认为文化交流在天山中部地区形成中心，并向四周扩散，是丝绸之路北道中段线路的重要基础；秦汉前后，大月氏、乌孙自河西走廊西迁伊犁地区以及匈奴进入新疆东部，成为两汉及以后北疆交通建设的先声。关于张骞之前的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界先后提出“玉石之路”、“陶器之路”、“青铜之路”、“麝香之路”、“小麦之路”等概念。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并成认为，应当将上述概念统一命名为“前丝绸之路”。此外，他还就穆天子西游所经昆仑、会见西王母等历史地理问题，提出昆仑不在新疆，而在甘肃省东部泾川县附近的观点。

　　具体研究推陈出新

　　关于丝绸之路的具体研究，一些学者运用新技术和考古发掘材料，从新的视角将原有研究推向深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萍利用ARCGIS技术和航空影像，结合传统文献、考古材料及田野考察，将古地名和数据予以精确地理定位，复原了9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灵州道的精确线路图，为综合研究北宋时期灵州道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地理学依据。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苏海洋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利用田野调查、卫星影像霜雪标志与植被标志判读、地名调查和谷歌地球高精度路径测量方法，复原了汉代长安通往姑臧的南道线路具体走向和里程。

　　唐宋之际，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存在哪些差异？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华瑞认为，就陆路交通而言，唐代政治、军事与经贸并重，北宋则是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就海路交通而言，唐中叶至两宋以经济为中心，经贸交流是主流；唐前期，陆路交通具有开放性，东西文化交流是较高层次的文明碰撞；唐中叶至两宋，海路交通日趋保守，文化交流难以与经贸交流同步。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薛正昌认为，虽然迟至秦代才出现“萧关”这一名称，但萧关在此以前就已存在；秦汉时期，萧关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结合地区的防御带；汉唐时期，萧关道为丝绸之路东段北道，是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要道，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南郊乡相继发掘了6座中亚史姓家族墓和李贤墓，出土了鎏金银壶、玻璃器皿，这些文物与固原市原州区西北的须弥山石窟一起，共同见证着萧关道的丝路交流史。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小敏认为，作为北宋时期极边之地，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不但在宋与辽、西夏的对抗中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地位，而且兼具战马购置、茶叶集散、货物中转等经济功能，当地的多样性经济为宋代陆上丝绸之路东段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代史籍所载“河西”是否等同于当今的河西走廊，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炳泉认为，汉武帝末年，“河西”指今宁夏银川和灵武以西、永登以东，呈南北走向，沿大河（今黄河）西岸，并且有东西界，是一个独立的狭长自然区域。昭帝之后，作为原特定自然区域的“河西”不复存在，而代之以辖境包括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五郡在内的“河西”，其地理范围大致包括今甘肃省境内黄河以西地区及湟水流域，东汉“河西四郡”与此范围相同。因此，不应将《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河西”等同于河西走廊。元朝灭亡后，西域各政治体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中与明朝保持了密切联系，以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仍持续进行。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田澍认为，明朝从自身安全出发，正视西域地区的蒙古因素，采取羁縻统治，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朝贡贸易规则，对丝绸之路实现了有效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