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社会的二元并存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现象，农耕经济、游牧经济为主导的两大力量的博弈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的征战和交融，持续长达两千余年。到了清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进入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两种文化的融会对当时疆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中国”空间范围进一步扩大

　　谭其骧曾经指出，“‘中国’这两个字的含义，本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清朝是奠定现代中国版图的重要时期，其统治者的中国观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向明朝边吏索要逃至明境的仇人尼堪外兰，得到的答复是：“尼堪外兰既入中国，岂有送出之理，尔可自来杀之。”天聪元年（1626），皇太极谈及与明朝构怨的原因时说：“尔既称为中国，宜秉公持平，乃于我国则不援，于哈达则援之，于叶赫则听之，此乃尔之偏私也。”这些论述表明，当时的“中国”主要是指中原地区，女真尚被排除在外；要成为“中国”之主，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地域上据有中原；二是有秉公持平的姿态。可见这一时期满族人在使用“中国”这一概念时，沿用的仍是中原汉族王朝传统的中国观。

　　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派官前往甘州、西宁一带处理厄鲁特蒙古越界事件，顺治帝谕令：“倘番夷在故明时，原属蒙古纳贡者即归蒙古管辖；如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与蒙古又何与焉？其汉人蒙古所定居址与贸易隘口，详加察核。”这说明清军入关之初，“中国”仍是以故明的疆域范围为主，兼及满族的发源地东北及鼎革前“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等地。这一时期，清朝统治者着力进行的是对农耕文化的吸收。

　　清代“中国”空间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与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有着密切关系。康熙二十八年（1688）初，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兴兵进攻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部、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先后战败，向清朝请求内附。噶尔丹向清廷索要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清廷的答复是：“我皇上为统驭天下中国之主，此一二人之命，有不思生全之者乎？”强调清朝皇帝既为中国之主，也是天下之主。三十年，康熙帝亲临多伦诺尔，主持内外蒙古会盟，宣布喀尔喀等同于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其名号亦按四十九旗例，以示一视同仁，喀尔喀蒙古正式归入“中国”。

　　18世纪40年代以后，准噶尔汗国因汗位继承问题发生内讧，乾隆帝决定乘机发兵，一举解决困扰清朝多年的卫拉特蒙古问题。绝大多数朝臣皆认为此举是劳师远征、得不偿失，但乾隆帝坚持认为：“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众建以分其势，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准噶尔汗国解体后，乾隆帝下令：准噶尔诸部既入版图，“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清朝对准战争的胜利，标志着清代大一统局面的实现，农牧文化进入交融发展时期，“中国”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到西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