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虽几无全帙，但若将其置于文献流传的历史中，却可以显出特别的意义。敦煌的这部分文籍并非刻意收藏而保存之物，故可以认为这是当时日用通行之书。这些残卷乃是当时敦煌地区文献传布情况的反映，也可以作为六朝隋唐文献流传的样本。先以一例为证。

　　敦煌文献第P3481号有《何曾传》22行，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曰：

　　《晋书·何曾传》二十二行，书法古拙，装潢甚都，卷中世字不缺笔，故疑或非今本《晋书》。《曾传》在今本为卷三十三，持以相校，字句亦不尽相同。“妻年老，相见皆正衣冠”，今本作：“年老之后，与妻相见，皆正衣冠。”“高山仰止，景行之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乐中之道也”，今本作“景行行止”，则“令德”二字应属下为句，又中下羡一正字。“犹曰无举箸处”，今本举作下。“刘毅等数奏曾侈忲无度”，今本奏上有劾字。（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

　　王重民说此本恐非今本《晋书》的依据是“世”字不讳，且其文字与今本略有不同。这是否说明此残卷为太宗朝之前的写本呢？若是，则其必非今本《晋书》。文字的差异不大，故不具备版本判断价值。但“世”字的避讳与否，则可以作为判断写本年代的依据。

　　《旧唐书·太宗本纪》载武德九年玄武门兵变后，李世民颁布令曰：“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已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当然此令似很快废止。顾炎武《日知录》曰：“《隋书》修于太宗时，而中间多有改‘世’为‘代’，改‘民’为‘人’者，此唐人偏讳之始。”《隋书》修撰在《晋书》之前，此时武德九年令已不行矣。

　　敦煌S1393号《晋书》写本 “世”、“民”不相连者皆避讳，“愍”字亦避。故知“世”、“民”二字严格避讳的时代，应在太宗朝中后期或高宗朝之后。唐高宗即位之初“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显庆二年十二月“庚午，改‘昏’‘枼’宫”（《旧唐书·高宗本纪》）。可知高宗时，已严格避讳“世”、“民”二字。唐修《晋书》始于贞观二十年（646），二十二年完成，此时房玄龄等人已经开始注意避讳，许多记载中的“民”以“人”代之，这一点前人早已指出。且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卒，若敦煌地区有新《晋书》抄本的话，也应到高宗时期了。故此残本不避讳“世”字，必非新《晋书》钞本。

　　唐修《晋书》是以南齐臧荣绪《晋书》为基础，于两三年内编成的。《北堂书钞》等古籍所载录的臧荣绪《晋书》佚文亦与唐修最为接近。所以，可以认为敦煌文献第P3481号写本即臧荣绪《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