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作为居住单位的胡同，与水井关系密切——据说“胡同”正源于蒙古语的“水井”一词。在北京政治权力和财产秩序失范的空窗期，他们借用满洲军队的余力，趁着管理各街区水井的机会，进入了水买卖。京水三味水买卖被北京居民视为“贱业”，吃苦耐劳的山东人操此“贱业”，进而融入城市。洋井之风大开，据1929年卫生局统计，北京市内的485眼水井中，甜水井有268眼，已经过半。1911年 8月，在自来水公司的督促下，农工商部咨会民政部，以自来水“有关卫生，未能普及”为由，要求民政部训令所属京师内外警察厅，“一面劝导食户，一面整饬街市水夫”。1900年，洋井开凿技术的传入使人明白，井水的苦甜是由深浅决定的，甜水井驱逐苦水井，“水阀”垄断的甜水售价被拉低。
关键词：甜水;水井;自来水公司;生活用水;供水;井水;买卖;北京;居民;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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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世纪，全球性的城市化浪潮中首先遇到的一个普遍性难题是供水。
罗马、伦敦、巴黎等西方城市，通过政府参与和民间自来水公司经营，完善了生活用水的供给系统。
17~18世纪，日本，幕府通过财政支出和直接参与，解决了百万级人口大都会江户的饮水问题。
明中叶即16世纪起，中国市镇数量激增，城市规模膨胀。但是，地方政府几乎没有直接参与生活用水的供给管理，这与同时期东西方的大城市都不同。
从16世纪中开始，北京向南扩张，人口持续增加，但城市供水并未趁机跟进。
直至清末，北京、天津、重庆、上海、汉口等中国大城市的生活用水，都依赖私人经营的卖水业。一副副人力“水钩担”，蚂蚁搬家式地注满城墙围造成的偌大器皿，勉强满足了当时国家级、世界级大城市生活用水的需要。
送水权的转移
在水资源不足的北京，居民饮水则皆取自井水与河水。河水取用不便，加之多受污染，所以居民依赖井水者多。
作为居住单位的胡同，与水井关系密切——据说“胡同”正源于蒙古语的“水井”一词。《乾隆京城全图》显示，平均每2.4条胡同设有一口水井。
水井分为街巷中的“公井”和私宅、寺观中的“私井”。
明朝北京街上的水井多属公井，居民可自由汲取。从井口到家门口的这段距离，是送水业滋长的空间。在经营送水业务的过程中，从业者在井旁设置汲水装置，并建设水屋子，作为水车等工具的仓库、营业者和“水夫”的住所，北京人称之为“井水窝（wò）子”。那时的水夫大多为山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