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求学期间，直接受教于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等名师。与这三位老师的哲学创作主要在1949年之前不同，冯契的哲学创作主要在1949年以后。尽管有这样的差别，但在冯契看来，中国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哲学创作都有着共同的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背景，因而真正能够产生历史影响力的哲学创作应该是古与今、中与西的统一。他的两大类成果，即以《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为核心的哲学理论论著和以两种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研究论著，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从哲学创作而言，古与今、中与西的统一，就是要在以往的哲学传统中能入能出。冯契指出，所谓能入，即对各派哲学，“首先要理解它，经过自由讨论，经过分析比较，作出肯定的选择，这样才是真正的赞成它”。所谓能出，即不能“以为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马克思，中国哲学史从孔子、老子到毛泽东，有那么多的天才，创造了那么多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后人还能有什么创造呢？” 因此，“学哲学就要能入而又能出。大哲学家都是第一流的天才，有其严密的理论体系，所以‘能入’难，‘能出’更难。为要能出，就需要加以分析批判，多做些中西古今的比较。立足点高，眼界开阔，才能做到善出。能入而又善出，哲学史研究便有助于哲学问题的探索，以至于达到用哲学家的眼光研究哲学史，借鉴哲学史来进行哲学创作的较高境界”。

　　就出入中西而言，冯契的特色是以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为核心，由此来比较中西哲学发展史。他的三大册的中国古代哲学史著作，贯穿其中的就是“对中国哲学史作一鸟瞰，看中国传统哲学有哪些特点”。当然，所谓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主要是与西方哲学比较而言的。对此，冯契专门讨论了如何“运用科学的比较法”来进行中西哲学比较，认为其中包含着“类比”和“对比”两个环节。如果说，系统考察中国传统哲学是“接着讲”，那么，与西方哲学作比较则是“比着讲”，而这两者都是为了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如此的出入中西哲学，在冯契的“智慧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冯契说：“我从哲学史研究中作出概括，以为认识论的主要问题有四个”：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这是“智慧说”的基本问题框架。这里的“哲学史研究”包括了“接着讲”和“比着讲”：这前“三个问题，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关于‘感性’、‘知性’、‘理性’的问题”；不能说中国人不关心前两个问题。而就欧洲近代哲学来说，也不是只热衷于讨论前两个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已经比较深入地考察了后两个问题，但与西方哲学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哲学“较多和较长期地考察了上述后两个问题”，其发端是先秦的名实之辩和天人之辩，而“‘天人’、‘名实’之辩贯串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所以正是在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上，显示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可见，“接着讲”与“比着讲”相结合地出入中西哲学，为“智慧说”奠定了具有民族特点的哲学史基础，提供了走向世界哲学的可能。

　　就出入古今哲学而言，冯契以把握中国近代哲学传统为基点，由此激活传统哲学的智慧。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是因20世纪以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而凸显的。冯契指出：王国维所谓“可爱与可信”的矛盾，就反映了这样的对立；“在中国，‘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正反映了这两种思潮的对立”。就是说，中国近代哲学是“智慧说”创作的直接背景。因此，围绕知识与智慧关系的研究在以往哲学传统中能入能出，不得不首先着眼于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冯契说：“现在人们一谈到传统，往往专指古代传统。”这是以往对待传统资源中需要克服的偏向；其实，“构成当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却不是原封不动的古代传统。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大多数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形的东西。所以，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自1840年以来一百余年间（主要是20世纪）形成的近代传统”。当然，这不是弃置古代传统，而是以把握近代传统为基点来认识和阐发古代传统在当代仍富有生命力的东西，这就是冯契经常讲的：“站在发展的高级阶段回顾历史”、“从近代哲学革命回顾传统哲学”。冯契在完成中国古代和近代哲学史的著作之后进行《智慧说三篇》的完整构思和写作，正体现了这一点。他肯定了“近代哲学革命的成果”，但是，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至今未得到全面总结，尤其表现在方法论、价值论两个方面”。为此，他写了《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然而，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具有共同的依据——“依据在于认识论的原理尤其是智慧的学说”。所以，只有在智慧学说上达到新的理论境界，才能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批判总结。冯契指出：“中国近代在认识论上是很有成绩的”，如金岳霖、毛泽东，不过，他们“都没有把认识论作为智慧学说来考察”。正因中国近代认识论的得失，冯契提出了把知识和智慧统一于认识辩证过程的广义认识论，这就是《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可见，《智慧说三篇》是以把握中国近代哲学传统为直接思想资源的。但同时也提升了传统哲学的智慧，最显著的是以传统哲学的“转识成智”来说明由知识到智慧的飞跃。如此的出入古今传统，借用冯契赞赏的荀子名言“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可以概括为“节今而言古”，即以批判总结近代传统为基点，激活传统哲学的当代生命力。

　　“节今”与“言古”的结合、“接着讲”与“比着讲”的结合，就是冯契哲学创作的古与今、中与西的统一。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