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类学是音乐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它一方面探究音乐本体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关注与音乐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渐扩大和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音乐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

　　探究音乐背后的思想与行为方式

　　澳大利亚音乐人类学学者杨沐认为，音乐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音乐事象的一门学科。但这里所说的“音乐事象”，涉及面极其广泛，并不限于“纯音乐”、“乐音”及其形态，而是所有的音乐事象。它强调音乐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音乐即文化。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洛秦告诉记者，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在于从音乐与文化的关系来探索人、行为及其音乐表现之间的相互影响，即研究音乐现象发生的思想、理念及其促成的行为方式，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来揭示其在人类生存、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价值和意义。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杨民康认为，“研究文化语境中的音乐”体现了这门学科的具体研究方法及学术范式。

　　洛秦介绍，“近年来受到历史人类学的影响，音乐的历史内容逐渐受到音乐人类学的普遍关注，音乐人类学研究将涉及整个人类的音乐及其文化活动。”

　　学科转型正在进行中

　　杨民康认为，音乐人类学正在力图走出对象学科和艺术分化的藩篱，大力提倡跨学科及方法论跨界研究的发展方向。

　　在杨沐看来，这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倘若研究者毫无音乐方面的训练和理论基础，就很难做好考察与研究。比如，缺乏音乐背景的人类学学者常常在其社会或文化研究中对音乐事象视而不见，导致其研究结论出现偏差；或是注意到了有关线索但不得其法，导致研究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要避免这些遗憾事件的发生，就需要打破旧式学科的藩篱和分界。

　　同时，音乐人类学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其一，由较单纯的对象学科向兼具理论学科和应用音乐人类学特点的多维学科转型；其二，由西方音乐人类学的思维方法为主向更多具有自身民族文化思维与方法论特色的本土艺术音乐人类学转型。

　　杨民康认为，未来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任务和学术目标，应该包含以下内容：考察音乐符号文本和语义内容自身携带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基因，是如何在身份与文化认同中发挥作用的；通过对音乐的创作、表演及接受过程进行观察，解释音乐如何参与社会文化体系及操作规范的建构、解构或重构过程；考察音乐符号文本和语义内容自身被建构、解构或重构的历史与现实发展过程。

　　发展中国自己的学术方法

　　中国学者进行音乐人类学的探索时间并不长，还面临着借鉴、反思西方话语体系，以及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融合的双重问题。

　　“没有哪一种音乐现象和形态是‘无根性’的，因此历史意识和历史导向的学术范式成为了音乐人类学在中国建设和发展中的一种鲜明趋势。”洛秦坦言，西方音乐人类学的产生基于其文化土壤，具有其自身的学理基础和独特内涵。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不能完全依赖舶来的学术理论，而应该更多地从中国音乐文化特有的内涵来思考，充分反思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从而推动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的不断积累，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学术方法。

　　洛秦表示，近年来中国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呈现鲜明的本土特色。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城市音乐研究成为了一个突现的学术领域，中国学界提出的“近我经验”和“近我反思”成为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