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假宁令（出自天圣令）

 S.1344开元户部格（局部）

　　唐代是否存在“法治”，看似是个有些奇怪的话题。法治建设是现代社会的特点和目标，作为封建王朝的唐朝何谈“法治”呢？但是，唐代又确实存在着完善的、以律令格式为代表的法律体系，存在着严格的“依法行政”制度。对于这些现象，如何来分析和解释呢？

　　一

　　所谓“法治”，有一些不同的标准，比如法律地位的至高无上，比如全社会法律意识的普及，等等。它最简单的表述，其实就是人人守法，人人按法律办事。按照这个标准，唐代自然不是“法治”社会，因为皇帝可以不守法，法律对皇帝没有任何制约，甚至皇帝就是法的代表、法的化身。

　　以唐太宗为例。唐太宗已经算是“好皇帝”了，比较守法。但与其他皇帝一样，他知道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他的言语就是法律，他的行为不受任何束缚。这一点，唐太宗自己非常清楚。例如他在谈到人主不可骄纵时说：“朕若欲肆情骄纵，但出敕云，有谏者斩，必知天下士庶无敢更发直言。”（《贞观政要》卷4）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唐太宗总的说来，发言还是比较慎重的。不过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皇帝发出的“敕”，本身就是法律，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它是凌驾于国家的制定法或曰成文法之上的。

　　皇帝还可以超越现行法律（成文法）处理案件。仅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在暴怒之下欲杀人或杀人的，就有多次。例如：“太宗有一骏马，特爱之，恒于宫中养饲，无病而暴死。太宗怒养马宫人，将杀之”；“太宗尝怒苑西面监穆裕，命于朝堂斩之”（《贞观政要》卷2）等等。皇帝的这种操生杀大权，凌驾法律之上的地位，使得犯罪者往往非常害怕自己的案件被皇帝过问。魏征就曾指出：“顷年犯者惧上闻，得付法司，以为多幸。”（《贞观政要》卷5）这就是说，案件到了法司，可能还会依法审判，而一旦到了皇帝手中，由于其“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贞观政要》卷5），很可能被加重处罚，甚至丢了性命。

　　皇帝凌驾法律之上，换言之，法律对皇帝没有任何束缚作用。仅此一点，就不能说唐朝是“法治”国家，或唐朝实行了“法治”。不过如果只看这一点，便得出结论说唐朝没有“法治”，也不完全符合实际。事实上，除了皇帝不受法律制约外，其他臣民一概要遵守法律，依法行事，违法要受到处罚。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唐朝是除皇帝外，在相当程度上实行了“法治”的朝代。当然这里还有个前提，即这个“法治”中的“法”具有那个时代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