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公共行政学界从方法论的角度辨识了说明性研究(explanatory research)、诠释性研究(interpretive research)和批判性研究(critical research)三种研究模式，国内相关的译介成果多局限于总体性介绍而缺乏对特定研究模式的深入发掘。因为诠释性研究在认识论上与欧陆哲学的紧密联系使其部分脱离了公共行政学的美国思想背景，所以它在国内外公共行政学话语中都处于相对沉寂的地位。研究要获取知识，如果将行政知识视为“特定主体持有的关于行政生活的合理信念”[1]，那么诠释性研究的缺位就意味着学术界失去了一条理解行政生活信念的可能进路，进而造成行政知识的片面性。忽视诠释性研究的原因主要在于没能认清诠释性研究的理论源流，因而对诠释性研究的哲学基础做出了形式化的判断，泛泛地将其纳入后实证主义，使得人们对诠释性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产生了表面化的理解。所以，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诠释性研究如何在公共行政学中兴起，在诠释性研究进路下公共行政知识的面貌会产生何种变化。

　　一、公共行政学界呼吁诠释性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方法论在广义上泛指认识论、研究模式和研究策略，在狭义上则可以特指其中之一[2]；方法则是收集和分析与研究问题和假设相关的数据的技术和过程[3]3。公共行政学界探讨的诠释性研究定位在研究模式这一层次。诠释性研究并不是特定学科的方法论，它是超学科的。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中率先出现了自觉进行诠释性研究的范例，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常人方法学(ethno methodology)和诠释性民族志，公共行政学者对诠释性研究的呼吁以倡导行动理论(action theory)为早期代表。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宗旨来看，“除了强调对实在的本质进行社会建构之外，诠释性研究承认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紧密关系，环境的约束形塑了这一过程。在方法论上，诠释性研究不预先设定因变量和自变量，不提出供检验的假设，但却致力于对现象的社会情境以及现象和社会情境之间相互影响过程的理解”[4]。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公共行政学学科分化发展的重要节点，理论体系的不断更新却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对方法论演进的探讨。说明性研究以其在社会科学界的强势地位，引导着主流公共行政研究以流水线作业的形式“发现知识”并“指导实践(practice)”：它追求因果性(causality)的知识，并通过预测的方式指导实践。那么说明性研究是否就是完美方法论的终点?质疑从未停止，立足于基本的研究经验和逻辑规则，不难发现绝大多数说明性研究凭借定量方法生产的因果性仅仅是相关性(correlation)而已，在理想状态下它们只是因果性的必要条件。说明性研究的积累并不必然逼近因果性，特定公共行政研究领域内的元分析(meta-analysis)经常暴露出各种相关性结论的内在冲突。追求普遍因果性的失败使得说明性研究承诺的确定性知识并未如期而至。面向说明性研究的公共行政学旨在通过归纳普遍规律，进而演绎出指导实践的原则性命题，但相互冲突的结论使这种努力近乎于创造新的行政谚语，在这个意义上，西蒙所批判的“行政原则”已经披上了他本人倡导的科学外衣。针对学科分化过程中公共行政学的走向，说明性研究继承了“社会科学”方案，但“一枝独秀”式的发展既没能使公共行政知识达到实证主义承诺的高度，又让借助公共行政知识改善实践的愿望一次次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