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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趋势
2017年03月26日 14:04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 作者:刘开军 字号

内容摘要:王建辉在《史学批评原理片论》(《安徽史学》1991年第3期)中较早提出了“史学批评学”的概念,并论述了“史学批评学”与“史学批评史”的关系:“史学批评学要把自己的基点放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点上,就史学批评这一分支学科而言,其民族文化传统直接地来自中国史学批评史。两千多年间,史学批评对史学的方方面面都有精彩的评骘,清理历代批评家关于史学诸要素的评论,如史学批评与经史关系、史学批评与历史编纂学、史学批评与思潮嬗变、史学批评与史家修养、史学批评与史学创新等,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当“中国史学批评史”写出了史学思想的萌动,写出了批评家对于史学发展的参与和推动,写出了批评对于史学思潮的引领,写出了中国史学的人文性与思想性,史学批评史自然会成为人们观察和认识中国史学的一扇窗口。

关键词:史学;批评;研究;评论;刘知;学科;章学诚;史评;学术;史通

作者简介:

  作 者:刘开军

  作者简介:刘开军,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 610068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2016年第5期 第20-27页

  标题注释: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项目号:15JJD770004)之阶段性成果。

  史学批评是关于史学自身的各种商榷、品评、鉴赏和反思,其对象包括历代史家、史学成果、史学思想、史学技艺、史学流派和史学机制等。从先秦时期关于史学的零星评论到东汉班彪集中评论前史,再到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唐朝刘知幾《史通》、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一条中国史学批评史的学术脉络清晰可见。史学批评的历史虽然古老而漫长,但史学批评史却是一个伴随着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逐渐兴起的年轻的分支学科。对于一门学科研究史的梳理,不仅有助于回望学术发展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是从中得到研究上的启示。

  一、早期轨迹与学理启示

  日本史家内藤湖南也许是最早关注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域外汉学家。1914年至1925年间,内藤湖南在日本京都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根据其讲稿整理而成的《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七章有“史评的发达”一目,论述了班彪、班固、刘勰、刘知幾等汉唐间的史学批评家。内藤湖南所说的“史评”主要是指“史书评论”,属于史学批评的范畴。

  20世纪中国史家之讨论史学批评问题,可以追溯到梁启超。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演“中国历史研究法”时,把传统学术史上的“史评”划分为“批评史书”和“批评史迹”两个层次。所谓“批评史迹”是“对于历史上所发生之事项而加以评论”,而“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这是近代学术史上较早对“史评”类型的科学区分。这种划分不仅符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在学科观念日益细化的时代也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如此,梁启超还特别强调了“批评史书”对于中国史学的意义,说它是“史学所赖以建设”(以上引文均见《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页)。梁启超认为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一种形态,是史学建设的重要支撑。无独有偶,1931年,杨树达在为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作序时,谈到传统史学的流派问题,也阐发了与梁启超相似的思想:“我国学者之治史籍也,有二派焉:其一曰批评,其二曰考证。而二派中又各有二枝。批评之第一枝曰批评史籍,如刘子元、郑渔仲、章实斋之流是也;第二枝曰批评史实,如胡致堂、张天如、王船山之流是也。”(《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卷首《序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梁启超、杨树达所说的“批评史迹”“批评史实”等同于今天所说的“历史评论”(以客观历史为对象的评论),而“批评史书”或“批评史籍”即“史学批评”(也称“史学评论”)。梁、杨两位史学家在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可以概括为:他们提出了“史学批评研究”这一重要课题,并初步确定了史学批评的内涵、学科边界和价值。

  不过,最早把“中国史学批评史”作为一门专史提出来,并有意于撰述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的,是以治思想史研究著称的蔡尚思。1934年至1935年间,蔡尚思曾计划编一部《文集中的中国各种专门史料详目》,其中的第六种就是《中国史学批评史料》。其梗概见于《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华书局,1940年)第七章的附录,名为《文集中的中国史学批评史料简目》。这份简目涵盖了宋元明清时期的180余种文集,其中如金人王若虚《滹南文集》,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清代钱谦益《牧斋初学集》、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李慈铭《越缦堂文集》等,至今仍是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80年前,蔡尚思对于史学批评史学科所做的这一基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可惜的是,这部史学批评史资料集于淞沪会战时遗失。

  早期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的轨迹还见于20世纪30-40年代的史学史和史学通论类撰述中。在1941年出版的魏应麒《中国史学史》中,史学批评史已占有重要的地位。该书不仅为刘知幾、郑樵和章学诚三位批评家设立专章,而且在下编第四章《隋唐之史学》第三节《史评之崛兴》、第六章《五代宋之史学》第五节《史评之继盛》和第八章《元明清之史学》第四节《史评事业之进步》中也集中讨论了史学批评问题。魏应麒论史学批评的起源与发展,说:“史评之起,当根于古人读史者阙疑辨妄之态度。子贡、孟子之言,已启疑辨之端;降及两汉,司马迁、龚胜诸人对古事古书之慎择,疑辨之风气益开;王充《论衡》尤多严密之指摘;凡此皆予后世史评以相当之影响。惟上述究非纯正之史评,其成为史评一体之权舆者,则实由于史家著史之后,加以评论,或发表主见,或臧否人物,或补伸余事,作为按语而并附于史篇之末。其后范围渐广,乃有评议前人作史态度之当否,撰述之精疏,体例之违适,事迹之正误者,于是虽非著史之史家,亦得本其识见而发为宏论,既不附于史篇,则著成专书,别行于世。”(《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第149-150页)这段话包含了四个非常重要的认识。一是史学批评源于怀疑精神;二是提出了唐以前史学批评史上的几个重要人物:孟子、司马迁和王充,这是对梁启超史学批评史构想的补充;三是突出了史学批评的内涵——“评议前人作史态度之当否,撰述之精疏,体例之违适”;四是指明了批评家的角色特点,即“虽非著史之史家,亦得本其识见而发为宏论”。魏应麒认为王充的《论衡》虽对后世的史学批评有直接的影响,但书中关涉的范围太广,并非专门的史评之作。至于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只能算是文学批评著作。因此,“纯粹史评之专书者,实以《史通》为第一部”(《中国史学史》,第151页)。此论至今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是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三部“中国史学史”中影响最大的一部。金氏论刘知幾和章学诚的史学,即是从史学批评入手,书中写道:“至取诸家所作之史,为之阐明义例,商榷利病,则又始于刘知幾,而章学诚继之,前之马、班为作史家,未必不能评史,后之刘、章为评史家,亦尝有意于作史,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223页)金毓黻揭示了评史家和作史家的联系,作史家也能评史,如司马迁评论《春秋》之要义;评史家也有意于作史,若章学诚曾重修《宋史》。作史与评史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水乳交融。史学批评旨在阐明义例和商榷利病,这就言明了史学批评的精髓。在金毓黻看来,评史与作史“合而一之”,才是完整的史学。

  20世纪30-40年代是史学通论撰述的高峰期。这类著作常因论史学而谈及刘知幾和章学诚,又在对刘、章史学的叙述和阐释中,逐渐明确了史学批评史的研究路径。其重点有二,一是彰显刘、章史学的“批评”特征;二是粗线条地勾勒史学批评史的轨迹。曹聚仁《中国史学ABC》在具体论及《史通》时,则着眼于“批评”二字,专列“对于古史籍的批评”一目论《史通》的特色(《中国史学ABC》,世界书局,1930年)。不过,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当年冠以ABC字眼的介绍性史学通论显然已不能满足史学界的需要。随着中西史学的交融,史学家谈论史学理论问题时,已能辨析精微,得其要领了。

  蒋祖怡《史学纂要》篇幅虽不足两百页,仍予史学批评以相当的重视。书中专门论述了刘知幾和章学诚的史学,还打了一个比方,说如果史学是一只船的话,那么史学批评就是船上的舵(《史学纂要》,正中书局,1946年,第172页)。史学批评引领史学发展的方向,将之喻为船舵,倒是十分贴切。与《史学纂要》同时期的同类著作还有傅振伦《中国史学概要》,谈到了“吾国品史之书”。傅振伦所说“品史之书”的“品”有评点、鉴赏之意,用“品史”一词来指代史学批评,颇为精准。其中,《文心雕龙·史传》被视为系统史学批评的滥觞,至刘知幾出,史学批评达到了一个高峰。千余年后,章学诚又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幾的思想,堪称传统史学批评的集大成者。傅振伦描绘的这条脉络反映了古代史学批评的学术轨辙。

  综上,民国史学家论史学,谈理论,讲方法,实已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史学批评史研究。民国时期的史学批评史研究,由史学巨擘倡导,有一流的史学家响应,然而限于各种原因,他们终究没有撰成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不过,这些成果仍给今天的研究者留下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早期关于史学批评史的论述多见于史学史和史学通论中。蔡尚思有时就将史学批评史称为史学史。这说明史学批评史与史学史的确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史学批评史研究尚不深入和成熟的情况下,将之置于史学史和史学通论中是可行的。但这种作为附庸出现的史学批评史毕竟是不系统的。而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又常以史学批评的形式出现,因此,史学批评最终有独立作史的必要。顾名思义,史学史的任务是研究史学之“史”,重在史学的萌芽、发展与嬗变,探索史学演进的内在规律。史学通论的侧重点是“论”,是那些关乎史学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的通达之论。而史学批评史的核心则是“批评”史学,它的研究范围与对象要小于史学史,内容要比史学通论更专精,它只关注那些具有评论特质的史学论述。学术史叙述是史学批评史的血肉,而价值判断才是史学批评史的灵魂。第二,金毓黻强调评史家能够作史,作史家也能评史,包含着研究史学批评史的重要方法论:今人研究史学批评史,不能只瞩目于刘知幾和章学诚等少数几位专门的评史家,还要注意司马迁、班固、杜佑、司马光等作史家,甚至也不能忽视裴松之、胡三省等史注家和王鸣盛、钱大昕等考史家。如果再延展思考,可以看到,古代的文学家会评论史学,思想家也思考史学。只有充分考虑史学批评主体的多元化,并依此原则撰写的史学批评史才可能是一部完整的史学批评史。

  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批评史”在很长时间里未能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社会和学术的双重剧变中,史学批评史研究被边缘化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史学批评史才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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