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的内涵无疑是丰富的，不过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其核心在于扩大居民消费从而提升居民福利水平。为此，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不仅要求从体制与机制的高度解决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更是首次强调了消费的基础性作用。由此可见，当前中国对消费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事实上，早在十多年前政府部门就开始致力于扩大居民消费。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指出，“要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逐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十八大报告中也有“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等表述。但是，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始终没有得到显著提升，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2000—2010年间，居民消费率从46.7%持续下滑至35.6%的历史低点，2010年之后虽然有所回升但仍然处于相对低位，截至2016年不足39%。相比之下，2016年美国的居民消费率高达68.8%，英国也达到了65.5%，欧元区平均为54.6%。即使与经济发展处于相似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也明显偏低，2016年金砖国家（不包括中国）居民消费率平均为58.5%，高出中国20个百分点之多。

　　之所以中国的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是因为高投资发展模式导致资本过度积累。从理论上来看，判断一国的资本积累是否过度，主要通过比较扣除折旧后的资本净回报率与经济增速之间的相对大小。如果资本净回报率小于经济增速，就表明资本已经过度积累，反之则表明资本积累还存在一定的不足。笔者测算发现，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的资本净回报率平均为6.8%，而同期的经济增速则达到了7.5%，由此可以初步判断中国资本积累已经过度。从国际经验来看，还可以采用资本产出比来判断资本积累是否过度，该指标过高则表明资本积累已经过度。测算结果显示，2014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接近于4，不仅大幅高于俄罗斯、泰国等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国家，而且还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上述两方面证据表明，现阶段中国已处于资本过度积累的状态。

　　由经典的索洛增长模型可知，在资本处于过度积累的状态下，要想增加居民消费需要降低资本存量。而且，最理想的情况是将资本存量降至能使消费最大化的黄金律水平。虽然达到新的稳态之后经济增速仍只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但是从资本过度积累状态向黄金律稳态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速会出现明显的下滑。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将经济增长作为最重要目标的中国而言，经济增速的显著下滑无疑是难以接受的，这也是中国居民消费率迟迟难以提升的根本原因。考虑到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步入了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因此不应再将经济增速视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而且，进入新时代，以高投资换取高增长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也将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