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也逐渐受到空间转向的影响，这个问题在一些学科比如地缘政治学，以及一些哲学家、地理学家如列斐伏尔、哈维等人那里有了一定的研究。总体看，政治哲学中空间批判研究还相对较少。近现代以来的国际政治中，殖民、霸权和帝国问题是关键。从政治哲学的空间视野来分析这些问题是有意义的。后殖民批判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殖民不仅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活动，而且是一种以帝国为中心的对殖民地国家的他者进行地方性建构的文化活动。如果说霸权是一种优势，那么这种优势可以做空间角度的理解。在当代新帝国主义研究中，资本的积累继续进行是关键，而这里，国家的领土逻辑和资本的盈利逻辑相互为用、相互支持。当代新帝国的形成、维持、不平衡发展、稳态以及危机，都与资本是否能够有足够的积累空间有密切的联系。殖民、霸权和帝国的空间批判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既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殖民 霸权 帝国 空间批判 空间政治哲学

　　作者简介：强乃社，196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审，哲学博士。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空间转向影响日益扩展，一种空间视角的空间政治哲学逐渐受到重视。对于如何能在政治学的基础理论、政治哲学的研究中实现空间视角的转向，国内外都有不同的研究。尤其在国际政治的空间哲学考察中，这个问题也受到重视。在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中，空间政治哲学的视角其实是逐渐形成和渗透的，这在国际政治的殖民、霸权和帝国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空间批判的研究，一些激进的左派、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很大贡献。

　　从15世纪开始，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就形成了资本驱动的殖民活动，给整个世界造成重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传统的殖民活动基本结束，但殖民活动的后果是严重的，同时，与传统殖民活动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新殖民活动依然存在。殖民活动首先表现为经济政治上的空间争夺，文化上则通过地方解释和界定而对认同进行建构。而霸权在国际政治中，主要是一定国家以其优势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欺凌等，巩固和保持其优势地位，进而获得各种利益。霸权固然和其他因素有关，但其基础则为空间和地理霸权。帝国在近代以来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庞大的优势，国家和资本相互勾结，全球范围拓展其实力，公然或者隐蔽地控制、侵害其他国家。帝国的形成固然有其自身领土的限制，那种公然对其他国家进行领土侵略的情形逐渐减少，但对地理、物理空间的争夺和控制，比如全球市场、舆论领域的优势的形成和巩固，比以往历史上帝国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需要明确的是，我们这里说的空间视角、空间政治哲学、空间转向等，并不是全新的领域或者角度。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空间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在当代，有些学者提出，地缘政治学是将国家作为地理有机体或空间现象的理论，是一种空间决定一切政治过程的学说，是从空间或者地理视角出发的国际关系研究[1]。尤其是批判地理学(critical geography)或者激进地理学(radical geography)，是一种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作为研究和分析的地理学次领域，对当代国际空间政治有一定的探讨。苏贾在1989年《后现代地理学——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重述》中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了空间视角的重新叙述和探讨，他属于批判地理学或者激进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学者。

　　在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空间转向视角思潮形成和发展中，列斐伏尔是一个关键人物。按照对列斐伏尔有颇深研究的尼尔·布莱纳(Neil Brenner)和施杜尔特·艾尔登(Stuart Elden)的观点，虽然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城市和空间研究受到重视，但是其有创新意义的国家理论、现代国家的空间性、全球化的过程等著作却未受到较多的关注[2]1。列斐伏尔有重要的世界政治理论，这是他四卷本的《论国家》的重要内容。他的国家理论和世界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列斐伏尔认为，国家制度在广阔的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规制和再生产方面发挥了基本的作用。1970年列斐伏尔有专文对所谓的空间政治学进行了反思，并对世界范围和地球范围内空间关系和国家空间性进行了分析。他甚至指出，民族国家需要有领土，是这个空间的管理者，从空间出发、通过空间作为主导的权力来仲裁和行动[2]275，只有国家才有可能完成大规模的空间管理任务。国家为主体的空间活动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国家对于以下各种因素都有作用：民族国家领土的形成，政治空间的形成，心灵空间的形成，国家形成、再生产和控制构建内部及国家之间的工业发展、土地使用、能源生产、交通和通讯之策略；国家的世界化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国家支架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中，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之间的紧张可以通过不同的国际制度而获得中介和安排。国家如何进入、进而安排和重构空间生产[2]21，这是探讨进入国家空间的历史、制度和表征的地理学。他坚持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空间的关系最终将在世界化的过程中获得理解。

　　列斐伏尔在这些探讨中经常用到世界化(法文为mondialisation)这个词。在英语中，有几个词和列斐伏尔的世界化有密切的关系：世界范围(worlwide)、世界性(worldness)、世界化(worldization)、变得具有世界性(becoming-worldly)。对于列斐伏尔来说，这些词语与全球的(global)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样的词有明显区别。世界化这个词语在列斐伏尔那里指一个连续的、同时不断变化的世界社会空间的形成和改变，这个意思暗含在这个词的动词用法中。在他那里，世界性(worldness)、空间性(spatiality)和时间性(temporality)三位一体。他的研究中有一个线索：从空间生产到国家的生产，然后到世界空间形成。在《都市革命》中，列斐伏尔曾经区分过全球和世界两个词的不同使用，全球是一个水平，世界范围则是一个规模。这样，世界从规模的角度、从更加空间的角度来理解就是合适的。这种理解指向一种集中在全体或一般上的分析模式，它联系着整体性，与更加特殊具体的分析对立。世界是一种当代资本主义下整个地球上社会关系多样化扩展、分化、碎片的状况，他试图把这个过程描述为连续的、分层的形态，世界就是差异的空间统一体[2]22。这里的世界化不应该理解为地球上社会生活的同质化，或者社会经济活动范围的简单扩大，而要考虑不同规模的活动，这个规模从地方、区域、国家、世界到整个地球，这些活动有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2]23。

　　列斐伏尔把国家的解释与最近出现的新殖民主义和不平衡空间发展的多规模空间解释联系起来：民族国家内阶级关系，现在被新的世界范围内的中心—边缘关系、权力化、碎片和差异化超越了。在国家水平上，“殖民化，就像工业消费和生产一样，原来是本地化的，现在变得普遍化了。围绕中心，只有服从、剥削和依赖的空间即新殖民空间。”[3]84-85虽然在已经存在的国家外部，欧洲诸多帝国的政治去殖民化，但依然被更加隐蔽的殖民形式所代替：其中宗主国和多个国家把依赖、等级关系强加给那些所谓独立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生产和剥削的新部门，包括旅游、武器贸易、信息技术和能源生产，都构成一种剩余价值形成的加速、扩展和集中机制。通过这种新的剩余价值形成机制，世界范围(世界市场)的整体、生产模式实现了内在的特性即资本为剩余价值而存在。而这种以剩余价值生产为基础形成的制度，也遭遇到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它依然幸存。列斐伏尔在《资本主义的幸存》(1973)中指出，占领空间、生产空间是资本主义幸存的秘诀。对于列斐伏尔来说，资本主义的幸存需要通过一些大约邻近的概念系列构成一个整体来分析，这些概念包括“日常”“都市”“重复”“差异”“策略”“空间”“空间生产”[3]7。国家是关键性因素，事实上国家代表了幸存和空间生产之间的联系。以国家为主体的活动形成了国际关系中的资本和国家相互为用、相互支持，形成了空间争夺为主要形式的国际关系。因此，空间政治学的研究是值得重视的。“存在着一门空间的政治学，因为空间是政治性的”[4]。空间实践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政治性的。

　　殖民、霸权和帝国现象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与近代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展不能分开。这里立足当代西方左派以及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研究，从后殖民批判中的地方建构，新帝国主义理论中的空间、资本与帝国，霸权的空间解释等三个方面来对国际政治中空间政治哲学的一些主要问题作出初步探讨。

　　一、后殖民主义批判中的地方建构

　　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以资本为主导的殖民活动在诸多现象中较为突出。殖民活动改变了北美、澳洲的人口结构，土著基本成为社会不重要的组成部分，殖民地成为西欧文化、文明为主导的地区，这改变了整个世界社会的结构。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殖民活动虽然没有彻底改变或者打断这些地区的文化和文明进程，但很多新的制度和文化来自宗主国的移植，形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国家和民族基本独立，去殖民活动受到重视，但变形的、新的殖民活动并未终止。从殖民到新殖民、再到去殖民，都是复杂的过程。其间针对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以后的宗主国和原来殖民地国家的关系的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或者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在空间和殖民活动问题上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

　　后殖民主义是以20世纪四五十年代许多殖民地国家独立为背景的，主要是对殖民活动的后果进行分析和批判的一种思潮。在殖民的诸多后果中有一种非常严重，比如独立国家对宗主国的文化依赖没有解决，建立自我认同遭遇麻烦。很多时候和很多地方，独立的是形式，不独立的是文化和内在心灵。殖民地国家甚至对宗主国有一种文化上的向往、追求。宗主国对于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政治上的示范、诱导、迫使等，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其实就是新的殖民主义。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自我认同建立中的地方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后殖民主义批判思潮本身也很复杂。它不是一种铁板一块的僵化理论，自诞生之初就常常变化，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在其中，所有的话语实践都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基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一现象所造成的种种后果。这个流派的先驱人物有法侬(Frantz Fanon)，比较著名的有所谓后殖民主义“三剑客”即赛义德(Edward W.Said)、霍米·巴巴(Homi Bhabha)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这三人与马克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近来还有一位逐渐受到重视、与马克思有密切关系的学者英国人罗伯特·杨(Robert Young)。而马克思更是早在资本主义殖民猖獗时代就对此进行了批判。按照霍米·巴巴的说法，“早在法侬那里，他就综合(也可说是混合)了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5]58。法侬也提出来，“殖民语境的起源是经济基础也是上层建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处理殖民问题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总是每次都获得重视”[5]113。在当代，马克思的地位是复杂的，很多学者更愿意将自己当作一个非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罗伯特在接受中国学者访问时就提到，在当代条件下，很多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几乎是同义词，马克思的思想对知识生产影响极大”[6]。但需要明确的是，在社会实践意义上，马克思和苏联东欧的社会实践有密切联系，一些人以为马克思终结了真理，所以很多人并不愿意简单承认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罗伯特·杨就自称“我是一个异端的马克思主义者”[6]。他认为，用三大洲主义(Tricontinentalism)可以替代后殖民主义。因为这是一种基于欧洲中心主义话语批判的一种反话语。按照杨的说法，很多亚非拉三大洲国家遭遇后殖民主义，而第三世界一词往往是相对第一世界的一种非常负面的表达，与贫困、债务、饥荒和冲突联系在一起，他试图“用一种地理、位置、文化的三个大洲即亚非拉的描述”来替代后殖民主义[7]4。马克思在这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后殖民思考的基本框架，在反殖民的抵抗运动历史上作用至关重要。后殖民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遗产基础上进行，不但吸取营养，而且同时也依照这位伟大的反殖民知识政治家的伟大先例而变化。20世纪大多数时间，马克思主义自身强调了介入其中的帝国主义系统和统治力量的影响，而且勾画出大多数20世纪反殖民写作中，因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激发出未来摆脱殖民统治和剥削的蓝图。三大洲批判理论就是要反思马克思主义在自己国家的适用性，以及自己国家的非欧洲历史和文化语境的特殊性。”[7]6这种所谓的特殊性，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马克思主义地方化、本土化等。

　　其实，地方、认同、全球化等问题与后殖民批判直接相联系。简要说来，在一个大的尺度下，地方本身是建构起来的，参与建构的因素很多，世界历史、全球化是重要的要素。世界历史的形成、全球化的推广和全球范围地方差异性的明确，都无法摆脱对一个问题的研究，那就是殖民活动及其影响，其对地方格局的影响甚大。对地方的关注是后殖民批判研究中的显著特征。从空间到地方、从全球到地方，就像萨义德提出的为地理而斗争，就是在帝国中心和殖民边缘存在的情况下，重视地方和空间的意义和价值。萨义德重视不同或者跨地方问题，还重视基于地方自身活动场所的乡愁的形成、培养、叙述和意义。萨义德的研究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开始反思西方的东方研究即东方学。在东方学和汉学的反思中，往往面临侨民的寄居和旅居(也可以直译为跨地方、位移，trans-local，trans-location)问题。这个时候，这些东方、汉学研究中的地方建构，就成为值得重视的现象。

　　1.东方作为一个地方的建构：东方、西方与帝国。后殖民批判研究的关键之一是萨义德对西方的东方学、东方主义的研究。萨义德的结论很明确，东方是西方人眼里的东方。东方确实存在，但东方是已经被作出很多实质性的、按照西方的方式建构起来的东方。按照萨义德的观点，“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此外，东方也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已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然而，这些东方形象并非都出自想象。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8]1-2

　　其实，地方作为地方，是社会活动的产物，尤其是近代以来殖民活动的产物，不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和西方文明异质性的自然状态。“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因此，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因此，这两个地理实体实际上是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对方的[8]6。

　　但是，东方确实存在，不是虚幻的，强调东方的非东方性，地方的非地方性和全球性、西方性，并非简单否定东方学甚至汉学的地方建构意义，而是要认识其中的主导与非主导、主体与客体等，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在地方的建构中，帝国首先出场。地方一定意义上是帝国和帝国主义的谋划。“在最基本的层次上，帝国主义意味着对不属于你的、遥远的、被别人居住了和占有了的土地的谋划、占领和控制。”[9]6帝国有强大的缔造地方的能力，帝国时代的生存样态和远方的土地有密切的联系。有了帝国，就会有离开土地的迁移者，这些迁移者就离开地方，开始流动，帝国与难民、寄居、客居密不可分。萨义德说：“在我这里，‘帝国主义’一词指的是统治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几乎永远伴随‘帝国主义’而来的‘难民主义’，意味着向边远土地上移民。”[9]9这个时候的地方几乎是帝国主义的订制品。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中，地方形成了。

　　当然，对于萨义德的地方、东方概念的批判也是比较多的。一些比较常见的批评包括：他将西方同质化，把东方污名化，坚持西方或者欧洲中心主义中的非西方因素，强调文化上的依赖和迷信，但是对殖民地文化上的抗拒估计不足。需要注意的是，被殖民国家主体对于宗主国文化上的依赖不全是西方的责任，也不仅仅是东方学的责任，而是殖民地国家本身的责任。

　　2.跨地方。对于霍米·巴巴来说，地方是特殊的，是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产物。地方更多时候是一种杂交、模仿、平衡，人们甚至在话语和叙事中建立起民族等。对地方的思考产生了距离，产生了他者的概念。

　　霍米·巴巴提出的文化方位是关键概念。在他的《文化的方位》①一书中，location这个词多数情况下被翻译为定位，但仔细解读有关文本，其首先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地方，而定位很多时候在汉语中侧重确定，一个特定地方的意思并不突出。关键不是确定，而是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可以翻译为确定的地方、地方化、地方状态。最近有学者翻译为方位，表达的意思比定位要复杂而准确。这里采用这一译法。将location看作地方，可以和其他有关的几个英文词place(地方)、locality(地方性)、site(场所)、settlement(殖民、定居)紧密关联起来。还有些概念值得重视，比如第四世界。从地理上的“第三世界”转到所谓的“第四世界”——由移民、难民、流散者所形成的世界，比较关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公民权、叙述权，倡导一种所谓的混杂性世界主义或者“本土世界主义”。其实，巴巴对无论由于何种原因而客居他乡者和一种混杂的世界主义一直关注并有所论述，只是最近才显得比较突出而已[10]。

　　跨地方与地方问题的解决。在后殖民条件下，无论身体还是精神上的客居他乡者都很多，寄居者的乡愁及其限度也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方面。如何从普通居住到心灵栖居、再到身心客居或者寄居他乡，如何做移民、难民、流散者，如何解决客居者状态是值得重视的。对巴巴而言，跨地方(trans-local)是可能的解决办法。比如，中国海外华人中有些人就自称“跨地海外中国人(trans-local Oversea Chinese)”，这颇有启发。全球化、流动性、多样性常态中的自我保持办法，就是保持在地方之间的流动，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多个地方。这种跨地方、位移性的存在，包括地方性但不限于地方性。这种生存是模糊性、交叉性、第三性、中庸性的。

　　3.本土信息提供者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形成。斯皮瓦克对西方为中心的地方建构持否定态度，批评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其实这种批判中也隐藏了更大的问题。这里，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是一个基本的关系。不能指望我们既从自我出发，也从他者出发。他者毕竟是任何主体、自我都不熟悉的。如果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能够解决，那么参与建构的主体在地方的认识、行动上也可能保持一致，那就可以用主体间或者主体际概念来解决问题。不能指责马克思的东方描述，因为没有这种描述，就是对历史的无视。

　　斯皮瓦克提出试图确立地方建构中本土信息提供者(native informant)的地位：“通过不同实践，即哲学、文学、历史和文化，追踪勾勒本土提供信息者的形象”[11]1。这种追踪本身将一个自身不断与本土提供信息者脱离的殖民主体显露出来。在对殖民地的描述中，本土信息提供者是不在场的，那些自以为是为殖民地代言的主体，反过来在重新编码、建构一种殖民主体，侵占本土提供信息者的位置。如今，“全球化无往不胜，技术通信的信息学以本土知识的名义，直接染指本土提供信息者，对他们进行基因剽窃。”[11]2本土信息提供者和非本土信息提供者的信息是不同的，不要轻信那些对于本土的描画，那些描画是本土、地方的主体可能根本无法辨认的。

　　斯皮瓦克对马克思的研究颇值得玩味。她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对亚洲的建构。她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术语此时或彼刻在大部分非欧洲国土的广泛范围内得到运用，所以就很难在此设想一个本土提供信息者的视角”[11]7。马克思对这个术语本身的叙述可能比较简单，也无意对亚洲生产方式的单一描绘，但是在斯皮瓦克这里，由于没有本土信息提供者在场参与，就成了问题；而且有人从别的地方获得注解和加强，比如将东方专制主义和水利问题捆绑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上。“亚细亚方式”这一问题，通常被认为由诸如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这类有倾向性但极易读到的著作解决了[11]7。斯皮瓦克的判断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标志着将他者理论化”[11]72。在这一表述中，“‘亚洲’一词跟经验上可以认识的那个空间，很快就没有任何相像之处了”[11]72，但亚细亚生产方式却揭示出：它既非在历史地理上是“亚洲的”，也非在逻辑上是一种“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原始共产主义就是栖居于前历史或超—地理的空间/时间中的名称，它们标示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循环的外部他者及其负面特征[11]82。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他者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亚洲作为一个地方、印度作为一个地方，是否只有本土信息提供者才有权利进行界说？他者和自我的关系如何建构起来？斯皮瓦克没有回答这些问题。难道斯皮瓦克对西方没有作出过西方本土信息提供者不在场的叙述吗？还是说本土信息提供者要是用到任何言说上？这样情况就会有很大变化，即使在后殖民批判中它仍有很强的解释力。

　　就地方建构而言，中国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地方。我们需要对中国作为一个地方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进行思考。中国是可能和现实的，但不要仅仅用非中国的话语来建构中国本土、地方、特色；中国在哪里？既不能仅仅听任他人的建构，也不能离开他人和自我关系来建构中国。我们应该警惕在国际化、全球化、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地方可能被普遍化，成为一个伪地方。如果按照马西(Doreen Massey)的方法，把地方局限与地方为基础分开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既不能成为地方主义、局限在一个地方，也不能任由殖民者、霸权对一定地方进行歪曲甚至压迫性描绘。要建立中国特色和中国识别，建构对中国形成认同的中国这个地方，必须强调中国自身的地方和空间特性：没有不在地方的存在。中国必须有特色，同时也不能忘记中国的世界和全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