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志目录。记者近日了解到，在新出土文献及相关研究的助益下，《汉志》研究不断深入，同时学界对如何评价和使用《汉志》进行了更多反思。

　　聚焦刘向校书与古文献流变

　　西汉刘向遍校群书，撰成《别录》，其子刘歆据此节录为《七略》，东汉班固又节录《七略》编订为《汉书》的《艺文志》。“今日所见先秦西汉古籍，绝大多数均以刘向校本为祖本，所以先秦文本在刘向整理前后的变化程度，直接决定了我们对先秦学术和思想的认识与其原始面貌有多大的偏差。”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徐建委对记者说。

　　徐建委致力于研究《汉志》十余年。他认为，目前《汉志》研究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刘向校书与古文献流变的关系。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柯马丁执笔撰写过《剑桥中国文学史》第一章“先秦西汉文学”。9月1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举办的讲座上，柯马丁强调，应该对中国古代文本研究的方法论展开辨析。在他看来，文本本身就是研究的对象，至于文本中所提供的思想与历史信息，则是另外的问题。

　　浙江大学教授崔富章指导怀化学院副教授尹海江完成了研究《汉志》的博士论文，对《六艺略》研究资料和成果进行了较完备的整理和编纂。尹海江认为，《汉志》的编次反映了当时的学术等级，有着较为鲜明的价值取向，也体现了作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思想。

　　改变对《汉志》的误读

　　《汉志》著录古书约600部、13000卷，而近年来陆续发现的新出土简帛文献中，许多看起来都是《汉志》未曾著录的，有些甚至可能是刘向等汉代学者都未曾见过的古书，而即使是《汉志》著录的古书，出土文本与传世文本也存在很大差异。面对新出土文献，怎么读《汉志》，如何看待《汉志》的价值，在研究中如何使用《汉志》，成为摆在海内外每位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先秦思想史的学者面前的重要问题。“《汉志》我读过很多遍，真正读出点味道，还是靠了简帛研究。简帛研究让我多了一只眼。”北京大学教授李零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的专著《兰台万卷》，是研读《汉志》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