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苏联还是俄罗斯,在美国的战略版图上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冷战期间,美苏对峙长达近半个世纪,双方进行疯狂军备竞赛、代理人战争以及间谍战等。1991年底,苏联宣告正式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而失去了众多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则在经历政治、经济转型后,国力不复从前。虽然美俄之间没有如冷战期间剑拔弩张的对峙,但是,美国政界、媒体甚至学界依然视俄罗斯为对手,而一度对俄罗斯示好的特朗普,也陷入被调查的风波,并且无奈签署对俄制裁令。是什么在阻碍改善美国对俄关系?美俄关系将如何发展?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杰拉尔德·伊斯特尔(Gerald Easter)长期致力于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转型研究,近日,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对美俄关系进行了深入解析。

　　美对俄研究缺乏争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伊斯特尔教授,感谢您接受采访,请先谈谈您做的研究。

　　伊斯特尔:我的理论研究兴趣主要是比较政治学,具体说是关于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理论。从地区角度来说,我的主要专长是俄罗斯研究,当然我也发表过关于波兰问题的研究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很多研究跨越政治与经济,是否可以把您的研究归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IPE)?

　　伊斯特尔:不是,我更愿意将我自己定义为现实主义学派。更具体地说,我的研究更具有历史—制度学派的特点,也就是强调权力与财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组成格局。IPE理论对我来说,新自由主义的趣味多了些。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名俄罗斯研究专家,您如何评价美国的俄罗斯研究?

　　伊斯特尔:美国的政治学研究主要跟踪世界形势以及重要的国际动向,俄罗斯研究更加如此。冷战期间,美国有大量的研究关注苏联;大学、学术期刊、政府的研究资金以及基金会都偏好俄苏研究专家。冷战之后,出现新的国际发展动向,比如中国作为一种全球力量的崛起等,围绕这些主题的研究热潮超过了俄罗斯研究。但是,自普京上台后开始在欧亚地区与美国展开强大的军事、经济竞争,俄罗斯再次成为美国学术研究的重点。

　　不过,我想说,目前美国的俄罗斯研究,情况不同于冷战时期。在过去,政治科学家(political scientist)同时也是地区研究专家,他们对俄罗斯的文化、历史都有相当的了解,但是,今天的情形则不同了。现在美国出生的研究俄罗斯的政治科学家们,很可能对于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大帝之间不同的认识,只是有没有“八字胡”的区别;对于两位异见人士——作家索尔仁尼琴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了解,也只是知道一个有大胡子一个没有而已。与之前地区研究专家相比,现在美国从事俄罗斯研究的政治专家则被训练成“科学家”,研究方法效仿物理学研究。

　　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在冷战时期学者出于对学术的热情充满争论,对俄罗斯政治以及外交政策行为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进而提出截然不同的政策建议——遏制对共存。而现在美国学界则缺乏这样的争论,表现出更多的趋同,特别是在评论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行动时,大部分的分析评论简单归于“普京做到了”,认为普京主导了整个事件。而且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最具有挑战性的对于“普京做到了”的学术批评来自于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而不是任何知名的俄罗斯研究政治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