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底，由傅璇琮主编，陶敏等参与编写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出版，此书出版不久就获得国家图书奖，深受学界好评。其姊妹篇、200多万字的《唐五代文编年史》（吴在庆主编、丁放副主编，黄山书社2018年5月版），在编写体例、内容选排、通过文章和有关时事等的编年所欲达到的目的等，与《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一脉相承。前者导夫先路，后者接踵其后。

　　编年审慎 搜罗完备

　　现存唐五代时期文章，主要保存在《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以及《全唐文补遗》《全唐文补编》等文献里，总量近4万篇约千万字。如何把握巨量的文献成了问题。编者先提供范本和样稿，挑选中晚唐时期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杜牧、李商隐等名气比较大的诗人文章，按照既定体例范式进行编年。该著在体例上主要采取以文系年的方式展开，如魏徵作《与徐世勣书》系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十一月，其主要依据是《资治通鉴》卷一八六的记载：“（武德元年十一月）魏徵随密至长安，乃自请安集山东，上以为秘书丞。乘传至黎阳，遗徐世勣书，劝之早降，世勣遂决计西向。”如主编所言，唐五代文有的保存于各种文献中，也有的深藏于各处博物馆乃至各地研究机构里。况且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扩大与深入，唐五代文还在不断地被发现。因此该著所选入编年的文章，实在难于穷尽所有现存者，只能尽能力所及择取所能见到者进行编年。正是由于编者这份清醒的认识，使得该书尽可能将唐五代文均纳入视野，其中大量墓志材料的采纳即是显证。

　　陈铁民教授在序言中充分估量到编写该书的难度，这种难度体现在研究对象的数量庞大、体裁多样、历时较长（350多年）。具体而微的工作主要表现为对唐五代文进行认真的搜集、梳理、研读、比堪、考赜、归纳、总结，进行细致的编年整理。编者努力从各种文献寻找线索，为唐五代文编年，如张九龄《谢御马状》《故特进赠兖州都督驸马都尉观国公杨公墓志铭》被系于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前者依据《曲江集》卷六《南郊赦书》“奠于九宫”为是年秋，后者则参考了台湾杨承祖《唐张子寿先生九龄年谱》的相关考证。编年工作的审慎还表现在对确实无法确定年月的则采取存疑态度，如李白《明堂赋》的系年问题，曲景毅等将之系于开元三年左右，理由如下：“由《李白集校注》卷一一《赠张相镐二首》‘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可知，李白年十五即精于作赋。加之《明堂赋》历溯天皇、天后、中宗而不及睿宗，可推知此赋之作不仅在未改乾元殿之先，并在睿宗未崩之先。考睿宗崩于开元四年六月，制改名堂为乾元殿在开元五年七月，故知《明堂赋》当作于开元三四年间，唯作年难确考，姑系于此。另由《李白集校注》卷二六《与韩荆州书》‘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语可知，李白此时曾学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