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为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这一行动纲领和政治宣示,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系统框架、系统理论和创新动能,必将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创新实践的全面深化。

　　国家建设需要国家治理创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国家治理创新指出了创新路向。这一路向要求,必将推动国家治理重心从末端治理调向源头治理,推动治理决策过程的统筹优化,推动治理托底的法治化,推动数字等新兴技术创新嵌入到国家治理。与此同时,数字化发展强化市场与社会的连通性和离散性,市场秩序、社会秩序持续发生深刻的调整,市场和社会都会面临大量的内生风险和外源风险,毫无疑问,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建设将面临更为错综复杂的多重风险。这些因数字化发展衍生的种种风险,也必将带进国家治理视野,成为国家治理众多治理客体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源头治理、统筹治理、法治治理得以推进和扩展,国家建设中的内生风险和外源风险将得到有效治理,国家治理创新将整体呈现两个鲜明的主题词:“提效能”和“数字化”。

　　强化效能思维 创新推进源头治理

　　国家治理的视野总是从当下向未来眺望。治理效能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追求,也是一项外化的评判指标。强调国家治理效能,是党和国家在国家治理理念上的一个重大飞跃。

　　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治理。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十九届四中全会这一宣示,必将推动国家治理的重心前移,国家治理的重心将从末端、救济端前移到源头、预警端。国家治理整体将呈现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治理、从救济型治理向预警型治理的转型。国家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国家治理是国家体系自我发展、自我协调、自我保障能力的重要组成,而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则是国家体系自我发展、自我协调、自我保障的本质要求。传统的治理实践,倾向于从治理末端进行救济,治理重心放在救济、应急,属于末端治理、救济型治理。末端回应治理不利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难以满足新时代改革攻坚期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考察末端治理和源头治理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趋势,无疑,源头治理有助于及早预警风险、预判风险、识别风险,是提高治理效能的有力保障。

　　源头治理的数字化。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治理,推进预警型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各治理主体将充分借助新兴技术,创新运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算技术、云计算,引导治理资源重点投向公共风险预测、公共风险识别、公共风险评估等环节的技术开发、系统建设,为国家治理建构起有科技支撑的数字化预警系统。在此基础上,国家治理体系各治理主体在源头治理的组织化、标准化、制度化、法治化方面也会出现强劲的创新需求,国家治理将逐步建立起科技支撑、体系标准、制度配套、法治保障的预警体系。

　　强化系统思维 创新推进统筹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法多样化、治理路径多态化的复杂的有机整体。国家建设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快速、科学回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领域的治理需求。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实践将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显著优势的基础上,改革传统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创新推进统筹治理,尤其是信息和决策机制方面的统筹完善。

　　信息统筹的数字化。信息是一切工作的工具,国家治理也不例外。高效采集、汇总、编制、分析各类信息,是国家治理展开的前提。治理效能的提升,在治理的决策环节中,关键节点是治理信息的统筹和决策机制的完善。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统筹治理信息将进一步得到强化,信息统筹出现数字化、制度化发展趋向:如创新运用数字、网络等成熟的新兴技术,建立起目标化、专项化、规范化的信息采集制度;如对国家治理关键部门、核心环节、关键节点、治理热点、治理难点,建立起数字化资源的统筹制度;如规范信息采集、编制、分析和预警算法设计、过程及成果运用等等,这些信息统筹创新将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充分的信息保障。

　　决策机制的数字化。提升国家治理的效能,也具体体现在治理决策机制方面:一方面,统筹建设国家治理“数字化平台”,强化国家治理大数据的建设,重点围绕营商环境、民生服务、市场运行、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社会品质、社会治理、生态环保等领域,建立起若干个数据来源面广、真实度高、关联度高、算法风险低的专业性、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大数据中心,为国家治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决策制度:在治理决策出台前,开展基于大数据的国情社情预判、趋势预判、舆情预判和风险预判;在执行治理决策过程中,开展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联合治理、重点治理和专项治理等。

　　强化边界思维 创新推进法治治理

　　国家治理的公共性和服务性,需要法治为其建立边界和底线。法治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最为刚性的表达,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内最大的公约数。新时代国家治理面对的是一个复杂性、连带性不断扩展的环境,需要一个系统化的、层级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各治理主体权力的配置、治理权力的边界、治理责任的边界、治理行权的程序、治理行权的方式、问责的形式、问责的程序、问责的范围等等,这些国家治理体系内主体与客体、权力与职责、问责与救济等涉及权力、权利、义务、职责、责任等方面的边界和底线,都需要现代法治予以定界。

　　法治治理稳定提升治理效能。在法治建构的治理空间里,国家治理体系中执政党、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公民、专家等等,都能在各自的边界里找到自己的落脚点和着力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能最大限度激发领导者、主导者、协同者、参与者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活力,最大限度增加治理资源的供给和投入,最大限度减少障碍和阻力,最大限制消除不稳定和风险因素,为国家建设提供足够的动力和保障,激励执政力量、领导力量、行政主导力量、社会协同力量、专家力量、个人力量,以其各自的优势嵌入国家治理体系,有助于发挥政党力量、政府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各自的治理优势。从这一层意义上讲,法治治理为提升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最为稳定的制度保障。

　　法治治理化解数字风险。当前,复杂性、连带性不断扩展的环境强化了数字化特征,国家治理必将面对数字化带来的治理新命题。市场数字化、社会数字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法治治理画“方圆”,为数字化发展划底线、立边界,定纷止争;需要法治治理提供公平公正的治理规范和治理规则,保障、引导、规范数字化的健康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环境导因社会风险及其精准化治理研究”(19BSH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省社科院发展战略与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浙江“之江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