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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萨顿的新人文主义思想
2021年03月02日 08: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史现明 字号
2021年03月02日 08: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史现明

内容摘要:科学从最初的“小科学”发展到今天的“大科学”时代,科研分工愈发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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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从最初的“小科学”发展到今天的“大科学”时代,科研分工愈发细密。大科学本质上是“技—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研究壁垒”的现实存在,隔行如隔山,一个人一生能在一个细分领域做出成绩已经很难。这些现实因素都为全面实施“科学史教育”增加了困难。

 

  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为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有:科学本来就是“人性”的产物,科学与人文在根本上共属一体;科学精神是科学研究的核心,是新人文主义的核心,机械技术只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活动的“副产品”;“科学史教育”能培养科学家宽容、谦逊的品格,能有效消除“科学主义”的偏见和狂热;科学自身并不完备,真善美在人类的生活中同等重要;只有“综合才能创新”,没有各个文明之间的汇流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文化与科学的创新。但是,萨顿所描绘的美好蓝图很难在现实中实现,而且他对科学的“基础地位”和“统一性”的理解存在一些含混之处,“科学史教育”普及的愿景也带有较强的理想主义色彩。

  首先,萨顿认为,科学一直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础而存在,科学是“我们文明的中枢”,一切其他学科都要围绕它建立起来,这一观点和他对道德、艺术和宗教的同等强调存在一定矛盾。虽然,在科学事业中有坚实的进步观念,相比于政治的“变化不定”而言,科学具有“进步性”和可积累性,但这并不能说明科学从古至今就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和核心。他的这一观点恐怕会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亚里士多德“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这一命题,揭示出历史发展中人的生存事实和基本的存在方式,古代的科学技术则主要作为背景存在于政治的光环之中,而作为背景的东西肯定不等于基础,更不等于“核心”。我们知道,科学在其发端早期作为“爱智”的学问还蕴藏在“哲学”之中,基本上是贵族们茶余饭后思辨性的“玄想”;技术则与科学有着不同的起源,产生于劳动人民所固有的“工匠传统”之中。若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对社会的有效“组织”,科学技术就会像沙滩上的图案一般难逃消亡甚至中断的命运。所以,萨顿在此抬高科学贬低政治的思想显得不够严谨。另外,如果按照萨顿的说法,把科学及科学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础和核心,那么他所同样重视的道德、宗教和艺术同科学之间将是何种关系?如果人类的文明真的是围绕科学而建立的话,道德、宗教、艺术等文化同科学之间则应是平行的,而且它们很可能将居于从属的地位,这又将与萨顿的初衷相悖。所以,萨顿关于科学作为人类文明“基础和中枢”的观点很难自圆其说。

  其次,萨顿的“四条指导思想”中的“统一性”思想,具有一定的独断论和经验论色彩。萨顿认为,科学的人性基础包括“自然界的统一性、人性的统一性和科学的统一性”的“三位一体”。他形象地把自然界、科学和人类比喻为一个三棱锥不同的面,在三棱锥的顶端它们将自然汇合在一起。其中,“自然的统一性”是科学得以成立的前提。如果加上一定的限定条件后,人性“统一性”的观点我们还可以接受的话,那么自然“统一性”的观点则仍是可疑的。怀特海曾指出,关于科学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古希腊人“相信自然具有秩序的信念”,他说的仅仅是一种“信念”(doxa)而不是“真理”(truth),而信念是一种主观性的东西。如果说“科学不能穷尽自然”是一条真理的话,那么自然一定范围内的“秩序性”并不等于“统一性”,所以萨顿以自然的“统一性”为前提来说明“科学的统一性”和“人性的统一性”也不能令人信服。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在其人生三分之二的时间里一直在致力于的“统一场论”研究但并没有成功。鉴于任何科学理论的“可错性”或“可证伪性”,我们不能把“自然的统一性”作为一条普适的真理。可见,谈论“自然的统一性”具有一定独断论倾向。也许,只有在人类存在的情形下自然才显得有序,如果没有人,断言有序或无序、统一性或非统一性或许将毫无意义。所以,从“人性的统一性”出发讨论“自然的统一性”可能更为合理,而不能走相反的路径。

  最后,萨顿关于普遍实施科学史教育的愿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在学科日益分化的今天,科学史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一套相对固定的研究范式和问题框架,诸自然科学分支学科的研究者与学习者想无障碍进入也并非易事。所以,在一切科学研究中普遍地贯彻科学史教育会遇到困难。除非通过强制或立法的形式进行,否则这是一件“可望不可即”的事情。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科学从最初的“小科学”发展到今天的“大科学”时代,科研分工愈发细密。大科学本质上是“技—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研究壁垒”的现实存在,隔行如隔山,一个人一生能在一个细分领域做出成绩已经很难。这些现实因素都为全面实施“科学史教育”增加了困难。

  更进一步来说,人类社会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本质特征,既具有历史延续性又呈现出一定的“断裂性”。正像阿伦特所指出的,当代社会是“劳动动物的胜利”,行动、工作和劳动之间的关系与古代相比发生了“倒转”,所以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的对财富的追求成为时代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实际上处于一个为政治和技术所主导的时代。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之“集置”(Ge-stell,enframing)本质贯通并统治了现代科学和我们这个时代。“集置”内在地意味着强制和“促逼”,国家和个人都将沦为技术的“随从”和附庸。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仅通过“科学史”的学习和教育,可能会解决单独一个人的问题,但很难治愈整个时代的弊病。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有自己逻辑,不是靠一方面的教育就可以“包治百病”的。

  不可否认,萨顿是一位具有“世界主义”与和平精神的科学史家,他的新人文主义理想的大方向是对的,愿望是美好的,对纠正一些错误的科学观极具启发意义。但是,由于立场所限,他的新人文主义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错误的地方。他的思想理论带有较强的实证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很难在现实中落地。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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