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诬告现象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制度背景,它往往与宪法法律和政治制度赋予公民的监督权直接相关,但是却是对这种权利的扭曲和异化。深入探究诬告行为产生的社会原因和制度根源,对于有效根除这种不良社会现象,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诬告是社会政治问题在道德领域的直接反映 

　　诬告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政治现象。当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出现时,诬告现象也就与法律和诉讼制度的建立相伴而生了。但诬告并不仅是一种法律现象,还属于道德范畴,它是社会政治问题在道德领域的直接反映。当政治和法律制度无法对其做出有效规范时,诬告陷害行为就会泛滥。事实上,诬告的盛行正是不良社会政治生态的必然产物。

　　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完善,使公民享有了高度的自由和包括监督权在内的广泛权利。从党纪国法角度看,履行正当监督权利是每一个公民和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如何既保证监督权的正常行使,又有效防止诬告之风盛行,目前依然缺乏制度上的明确保障。

　　一段时期以来,受不良政治生态的影响,少数人包括一些党员干部,自己不想干事或干不成事,也容不得别人想干事、干成事,或者与他人长期存有矛盾、形成竞争关系或产生利益之争,于是一有机会就给别人使绊子,放暗箭,告诬状。这些人极尽捕风捉影、混淆视听、恶意中伤、诬告陷害之能事,让无辜者、实干家和勇于改革的人遭到打击而蒙受冤屈。如此行为,不仅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还会对社会秩序和党内关系造成严重伤害,加重社会政治生态的恶化。

　　追逐私利是诬告行为产生的基本动因 

　　诬告之所以与正常的检举、揭发甚至错告行为存在性质上的不同,就在于它完全与社会公平正义、正常监督责任无关,而是追逐私利的产物。事实上,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诬陷,所有诬告者之所以要冒着风险犯下这为人不齿的行为,不仅仅是满足一种心理上的需求,而是因为其中潜藏着对利益的追索。这种利益有时候是个人富贵荣华、高官厚禄;有时候关乎诬告者的生命安危和团伙兴衰;有的时候,诬告可能仅表现为一种心理嫉妒或怨恨,但这也是对失去某种利益机会的泄愤。可见诬告者的收获最终都是以“利益”来衡量的,只不过他们的“收获”,是靠抛弃羞耻、出卖道义、抹杀公义换来的。

　　应该说,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关于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等监督权的明文规定,对党政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规范履行职责,强化社会监督和党内监督,起到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长期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后,党内外举报意识和举报工作的加强,对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也经常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杂音。党纪国法所赋予党员和公民的监督权,成为了少数人追逐私利、诬告陷害的工具。

　　惩戒成本较低助长了诬告现象的蔓延 

　　对于追逐私利的诬告者来说,制度化举报监督渠道的存在,使其滥用监督权利成为可能,而诬告发现机制不完善,以及惩戒成本较低,进一步助长了诬告现象的盛行,造成监督权利行使和责任承担之间的严重失衡。

　　今天为什么有人乐于诬告,除了能带来直接的利益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诬告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较低,而且效果明显,往往屡试不爽。当诬告作为逐利的一种手段得不到应有处罚,诬告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当这种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而成为一种风气,就会演变为一种政治生态。针对政治生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