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作为实现途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定地认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能够引领中国进步、实现人民幸福。这就是我们对中国道路的自信。而我们为什么对中国道路充满自信，中国道路何以自信是我们需要深入阐释的前提性问题。只有这样，我们的道路自信才能摆脱“自我感觉良好”的自负心理体验，升华为具有深厚根基的理性认知。

　　历史和人民的正确选择决定道路自信

　　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形成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而不是主观臆断和照抄照搬的产物。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道路选择问题。那么，当时的中国为什么必须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不选择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是由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欧洲访问时，也曾指出：“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

　　十月革命的爆发为中国革命的暗夜照进了亮光。中国的先进分子经由十月革命获得了观察和认识世界和革命的工具——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在当时，中国国情与俄国相近，俄国这种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能够通过工农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这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强的示范性。十月革命的胜利在方向上、方法上、精神上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厚影响，“催速了中国革命的实现”，促使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的战乱、分裂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经历的曲折、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以及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文化等各领域的巨大成就，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和工作中心的转移，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并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经过几十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向前推进和发展，最终形成一条符合中国独特文化传统、独特历史命运、独特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对于这条道路，我们充满信心，坚信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因为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艰苦探索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和人民的正确选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道路自信

　　中国道路源自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2000多年前诸子百家的许多理念，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社会、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国悠久绵长的文化传统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走出来的。这条道路的选择既是政治选择，同时也是文化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固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文化因素也是影响中国道路选择的重要变量。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能在众多主义、思潮中胜出，中国人民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除了历史条件、阶级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之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相契也是重要的文化原因。比如，儒家文化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未来社会构想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相契合之处。儒家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要求“和睦相处”，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崇尚“合群济众”。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主张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揭示了自然界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内在规律，指出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奴役自然，不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实现的对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会遭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儒家典籍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模式，马克思提出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人们获得彻底解放和真正自由的社会。

　　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具有深刻的文化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进步性文化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契合是中国人民最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道路的文化之根、精神之魂，是涵养中国道路自信的深厚土壤。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有了文化自信，我们的道路自信便有了精神支撑和文化根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道路的深厚涵养，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使中国道路自信获得了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更广泛、更深厚的力量。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肯定、认同和自信是要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就中国当前出现的各种文化症候来看，一些人掀起此起彼伏的“国学热”“孔子热”，主张尊孔读经，甚至鼓吹要“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这些主张和做法一方面混淆了文化复兴和尊孔读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混淆了如何继承传统文化与坚持以什么思想理论作为指导、坚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